雄疆万里，恢宏广阔的大元，从大众历史兴趣说，它基本是个冷门，但诸如“元末官场腐败起义频繁民族政策不合理……”等等这些有关它灭亡的描述，可能多少听过一点。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你很少见到某一个朝代能在诞生之日起，就把“亡国”两字放在脸上写得那么大。
可以说，元朝是个死得很有代表性的朝代。
在其已知的其灭亡所有因素中，通常只需要满足一两条便足以使一个强盛的帝国灰飞烟灭，然而元朝在其接近百年的国祚里，几乎集齐了一个多民族国家覆灭的所有条件。
（元朝蒙古人）
所以有的时候与其说感慨元朝寿命短暂，不如说是惊讶这得是多么出色的治理能力，让它的统治时长居然超过了秦、隋！
何以见得元朝是亡国内外因集锦、统治失利面面观呢？以下一一道来。
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以后，进行了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力度最大的打击贪腐行动，费尽无数心力试图从血液深处就给明朝刻上“廉洁”二字，能给王朝奠基人留下如此严重的心理阴影，足可见元朝末年官场腐坏达到了何等触目惊心的程度。
（元世祖忽必烈）
追根溯源下来，经济问题都是导致元朝覆灭的直接诱因。
严重腐败、通货膨胀，其实都是元末经济难以为继的表象，财政困难才是元末社会动荡的根本，而这一局面，早在元朝建立之初隐患就已经埋下了。
首先，元朝源源不断的军事诉求需要巨额的军事开支。
元朝是一个军事实力极为雄厚的朝代，强大的蒙古铁骑不仅一扫两宋孱弱的对外形象，将所有势力一举铲平，领土更一度拓展至欧洲。
然而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元朝不得不依靠发动对外战争维系疆域，广袤的领土，也需要其它汗国共同协助完成统治。
（元朝疆域及四大汗国）
作为当时享誉世界的经济枢纽，元朝的对外贸易做得相当不坏，然而战争对国家财政的消耗是无底洞，再加上分封制度下对汗国的封赏及王朝贵族自身的骄奢，无不使得这个政权对钱的索求完全无上限：苛捐杂税就这么来了，贪腐就这么来了，而另一个造成重大经济影响的举措——变钞，也应运而生。
元顺帝时期的变钞运动是压倒元末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币制混乱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导致白莲教带头忍无可忍，民变，由此势成燎原。
究其根本，元朝以军事立朝的超额经济需求，是其现行的经济制度和财政收入根本无力满足的。经济未必是所有王朝覆灭的原因，但它是元朝被灭的主因。可见封建社会的经济一旦趋于崩溃，灭亡就几乎是它的唯一道路。
（强大的蒙古军队）
若把腐败、通货膨胀的责任归结于人祸，有一死结注定了元朝的灭亡——那就是阶级和民族的矛盾。
与后来同为少数民族出身的清朝相比，元朝源自草原、与中原文化并不相容的文化根基，显然在一开始就决定了其在处理民族内部矛盾时不可能走得更远。
客观地说，元朝的民族政策在早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蒙古人和色目人地位的提升，与汉人的混居，极大促进了民族交流，这尤其促进了贸易和手工业的繁盛，交流为经济带来了活力，纸币的盛行，尤其显示了其在古代其它朝代难得一见的重商特色。
然而尽管元对部分依附的汉人大户开了绿灯，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这不可撼动的等级划分，注定了处于底层的汉人阶层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压迫。
（元朝汉人地位低下）
比汉人地位更低的是南人，所谓的“南人”其实大部分也由汉人构成，将汉人分为两种无疑是分化其民族凝聚力的举措，汉人与南人在不止日常行为上升途径受限，受到的剥削更多，连人身都没有保障，任意被打甚至被杀都被默许，形同奴隶。
这对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了上千年的原住民来说，显然是无法忍受的。这种民族策略与以往儒家治下奉行教化的统治思路大相背离，明显欠缺远见和不成熟。
因此无论以忽必烈为代表的元朝初期统治者对汉文化有多少认可，这些等级森严的律令都已将民心彻底推到了它的反面，待群雄四起时，一呼百应简直是必然的，一个民意尽失的国度怎可能长治久安？
据统计，仅在1289年，江南地区的起义已高达四百余起，仅此一处即可见南人受到的压迫何等之深，南人的反抗意识达到何等地步。
（元末起义频繁）
故后世评价元的民族政策无不以批判居多，元朝是我国实现多民族融合的重要朝代之一，身为异族，在立足未稳、前期融合初见成效的情况下，它将团结汉民族，实现民族内部融合的机会完全放过了。这个错误为日后的民间反对行为推波助澜，是元朝灭亡的重要内部因素之一。
如果说以上错误尚且都是时代可以理解的政策失准，那么下面这一条就着实有些自作孽。
元武宗上位后，与其弟元仁宗约定兄终弟及，不想其后仁宗不守信用，将王位传给了自己儿子而非武宗后人，此举一举拉开了王位继承大战的序幕，双方子嗣互不相让，刺杀、流放事件频频登场，元朝统治陷入王位争夺的震荡。
（草原盛行兄终弟及制）
一个统治者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控的王朝，其治下政令的推行可想而知，可以说，继承制度的无序使得元朝错过了其发展最关键的黄金期，汉化推行不利，彻底断送了其走上强盛统一道路的可能，兄终弟及制的弊端在此展示得淋漓尽致。
但如果翻看中国的史书，就知道这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同父死子继制相比，兄终弟及制在下一代继承人合法性上存在争议，等于为王位纠纷立好了靶位。因此兄终弟及制很早就被中原文明所废弃，在史料记载中也多集中在文明早期，如商朝等等。尽管立嫡长不排除一些隐忧，但它在继承人稳定及合法性方面的要比前者可靠得多得多。
那么为什么兄终弟及制在游牧民族中仍然得以流传呢？这便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在社会结构与人口构成方面的差异。
游牧民族所在地不具备农耕文明稳定的资源条件，受气候季节等水土因素影响，他们不得不为了水源地和草场经常迁徙，他们也无法像农耕文明那样通过劳作自给自足产出生产资料，生存所需往往来自于掠夺。
（游牧民族经常迁徙）
因此，一个游牧地区子民的成长环境要远比农耕地区恶劣得多，这使得他们的生存及繁衍难度都陡然增加。不稳定的环境下，生存只得无所不用其极，这催生了游牧地区妻子可由兄弟继承的时代传统，而在继承人方面，中原的领袖可以是众臣拥戴的幼子，草原上可不成，兄弟继承的优势便这样凸显了出来。
从制度上说兄终弟及没有错，元朝错在在取得了农耕文明政权以后，把不合时宜的继承制度搬到了本不该由它承载的地方。这把宗室间的无妄之火把元朝的天命烧了个七七八八，及至元顺帝即位时，一切已经不是那么来得及了。
相比于其它内因，自然灾难这种典型的外因对国家存亡方面的影响，对后世的参考价值要有限得多，因为人力与自然相比渺小得几乎微不足道，这在古代来说由甚。
然而恰恰是这种人力难为的困境，使得自然之力对王朝的摧毁力近乎无法挽回。
天灾对生命财产造成的破坏不存在任何道理可言，无论是灾民安置还是救济物资发放，都需要充分的财力支援，而全程对资源人力的调度在现代社会都是严峻考验，在生产力水平远远低下的古代社会，其难度可想而知。
（元末黄河泛滥）
因此一场天灾对国家的打击严重的甚至与战争无异，数不清的史料证实天灾往往是加剧社会矛盾最直接的引线，是促成民变的高发期。
元末在凑齐了统治层动荡、民族压迫严重、官场腐败、货币通胀等一系列可见的灭亡因素后，迎来了这个绝对难以预知的命运层级的碾压——暴雨引发的黄河泛滥。
连续二十多天的暴雨彻底终结了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命脉。暴雨造成黄河大量决堤，彼时的名相脱脱主动请缨愿永久性终结黄河水患，在贾鲁的主持下，这场持续日久的治理是宣告成功的。
然而这项利民之举却似利刃不巧正捅到元朝最痛处：治理黄河需要巨额资金，这正是让诸多掌权者望而却步的原因所在。在治理黄河过程中出现的压榨百姓，搜刮民财，克扣公款，虐待民工等种种乱象，把民愤拉到了最高点。
（元末起义）
某一天，民工在河道中挖出了一尊独眼石人。伴随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以韩山童、刘福通为代表发动的起义浪潮迅速席卷全国。
这次这把熊熊的反抗之火，元朝再也没有扑灭过。
总结下来，除黄河决堤这项不可控的天灾以外，元朝为数不长的统治时间里一切政策上的失利，几乎都源于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发生碰撞时的水土不服。
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元朝在帝位继承、民族关系、货币政策、地方治理、官场治理等各个方面的错误经验，都为后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榜样，对明、清两朝的统治稳定发挥了极大意义。
历史的意义便在于此。虽然有句话说，人类最大的教训便是无法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教训，但等到下一次犯错，毕竟是很久以后了。
兴亡百姓苦。哪怕是徒劳，人类总要、也以及必须在残破的历史碎片里，学到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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