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初来中国
明代末年，耶稣会士开始进入中国。耶稣会是一个直接听命于罗马教皇的宗教组织，创建人罗耀拉是一个西班牙贵族，耶稣会组织严密，持续时间很长，至今犹在，它和梵蒂冈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密。
今天如果查字典，会发现“耶稣会”是一个不好的词，作为名词或形容词的时候都有不好的意思，这是因为耶稣会在某些事情上表现不好。明末耶稣会在欧洲做了一 些什么事情，到底怎么评价，也许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欧洲有很多非常好的学校是耶稣会建立的。当时他们派往东方的耶稣会士，都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 并且富有献身精神的人。所以明清时代中国人对来华的耶稣会士还是相当尊敬的。
今天北京市委党校的院子里，有三个最著名的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的墓，墓旁还有康熙题字的碑。这些耶稣会士都在中国去世，还是有点献身精神 的。他们在欧洲受了良好教育，奉派到中国工作，不结婚，一直工作到死，最后埋葬在中国。以前极左的年代把这说成文化侵略，这个说法显然不妥，这些人在中国 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好事倒是确实做过，所以至少得承认他们的献身精神。
耶稣会士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怎么跟中国上层社会打交道。他们穿上和尚的服装，结果他们在南中国的境遇很不好，因为在传统观念中，和尚的社会等 级比较低，士大夫们看不起他们。后来他们开始向中国士大夫阶层看齐，穿上士大夫的服饰，学汉语，写汉文文章，跟士大夫们交往，于是他们被称为“西儒”，就 是说从西方来的儒者，他们这才得到上流社会的接纳。
利玛窦亲自经历了这样的过程。1600年，利玛窦获准进北京觐见皇帝，皇帝允许他在京师居留。因为他们必须住在教堂里，所以允许居留就等于允许他建立教堂，也就等于允许他传教。利玛窦从此就在北京城里住着再不出去，直到十年后去世。
明朝的改历之争
这十年里，利玛窦注意到一件重要的事情——明末正在发生的关于改历的争议。
改历在中国历史上每朝每代都要出现。为什么要不停地改呢？
这是中国历法的基本结构决定的。中国古代历法本质上是一种数理天文学工具，用来计算在给定时刻和给定地点的日、月、五大行星位置——这可以说是古代世界各 文明中天文学共同的终极问题。古代中国人用会合周期叠加的方法，来描述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并推算出它们在任意时刻的位置。由于会合周期的叠 加会使误差积累，所以每部历法刚开始用的那些年往往很准确，用的时间久了，误差积累起来，就不准确了，接着就会有人提出要改历，所以中国历史上先后留下一 百多部历法。明朝继承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稍微更新了一下参数，取名《大统历》，从明朝开国就一直使用，到明末已经用了两百多年，误差明显积累起来， 所以就有不少人提出改历。
这时利玛窦从北京给他在罗马的耶稣会上级写信，说你们要快点派懂天文学的传教士来，因为这个国家对天文学家有特殊的尊敬。其实这是因为利玛窦开始理解到，在中国，天学与王权之间有着特殊关系。
明清时代钦天监作为一个皇家天学机构，实际上它和王权的关系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古代早期这种关系非常重要，天学是王权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到了明清 时代，天学基本上就只是王权的象征了。但利玛窦认识到，即使只是象征，也仍然很重要。利玛窦向罗马报告说，这个国家正在改历，如果我们能够参与进去，我们 就能够走通上层路线，直达中国社会的最高层。
耶稣会听从了他的意见，派了懂历法的人来，派来的人有好几个，但是现在留下名气比较大的就是汤若望和南怀仁。利玛窦自己也懂一点天文学，但他掌握的只是欧洲的古典天文学，他自己觉得已经不够用了。
明朝那个时候日子非常难过，关外有满清入侵的威胁，里面有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武装叛乱，真正是内外交困。在这样的多事之秋，王朝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怎么还有闲工夫在那里讨论改历这种不急之务呢？历法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历法在古代和现代不一样，现在历法就是个纯粹的工具，但在中国古代，历法是政治上的大关节。以明朝为例，明朝每年要向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国家，例如朝鲜、琉 球等国，颁赐历法。具体的做法，或者是他们派使臣到这里来领取，或者中国派使臣到那里去颁赐。这些国家用中国的历法，象征着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所以历法有 重大政治含义，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工具。比如那时中国每年向朝鲜颁赐一百部原版历法，同时授权他们在国内翻印。对他们的老百姓来说，肯定只能用翻印的版本， 那一百部原版应该是王室、达官贵人用的，这也是一种特权。所以历法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简单，以至于国家即使正逢内忧外患，讨论改历在政治上仍然不失为 正确。
徐光启和《崇祯历书》
徐光启是明朝早期几个身任高官同时又接受西方文化、甚至自己都入天主教领洗的重要人物之一，徐光启做到大约相当于今天副总理级别的高级官员。徐光启等人和 传教士接触之后，觉得传教士那套天文学方法确实先进，就上书皇帝，说应该把这些人引进来参与改历，这正是利玛窦当初所期望的。
明朝政府后来就同意徐光启来做这件事情，崇祯帝在位时，于1629年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徐光启召集四位耶稣会士以及一些中国助手，着手编撰《崇祯历 书》。这部被现代人称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于1634年编成，前一年徐光启已经去世，后面的工作由李天经负责继续完成。
历书编成之后，按理说就应该颁行，但是却遭到很多人反对。因为《崇祯历书》不再用中国传统的天文学方法，而是改用欧洲的天文学体系——第谷的体系。这一点 让很多中国人受不了，觉得历法一直是王权的象征，如今却要用西方人的东西来计算，这简直就是“用夷变夏”。他们强烈反对皇帝颁行这部历法，为此一直争论了 十年。
在这十年里，《崇祯历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至少进行过八次关于天象预推和实际观测的较量，这在《明史·历志》中都有记载。比如有日食，或者有某种行星天 象，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历局就给出一个预测，坚持中国传统历法的钦天监守旧派也给出一个预测，然后到了时间，大家就一道来实际观测，看谁的预测准确。古代 天文学的终极问题就是给出时间和地点，问日月和五大行星这七个天体中的某个（或某几个）在天空什么位置上，这八次较量都是在比哪一方给出的预测更准确。有 时候某个天象在北京城里观测不到，还要专门派人到别的地方去观测，再向北京报告观测数据。
八次较量的结果，都是《崇祯历书》那一派的西方天文学胜出，精确度都比中国的传统方法要高。尽管谁也没有100%的精确，科学上也不存在100%精确的事 情，观测也都只能是达到一定的精度。但在当时双方都同意的观测精度下，确实是西方天文学的方法更精确。所以争论了十年之后，崇祯帝终于相信西法优胜，下诏 颁行，不料却已经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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