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二战结束后美国有一位女作家写出了一本探讨日本文化和国民性的著作《菊花与刀》，据说不仅成为西方认识日本的重要参考，甚至连日本人自己也从中发现了一些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民族特性。所以跳出我们自身所处的环境，用西方历史和文明来对比自己，往往会有出人意料的发现。同样道理，通过研究中国历史，相信西方文明也会得到极大的启发。
作者拍摄的位于希腊埃吉娜岛上建于公元前四百多年的神庙。埃吉娜作为希腊邦国曾与雅典联手大败波斯海军。
西方文明源于三大要素: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在诸多北方蛮族的轮番入侵下终于寿终正寝，欧洲进入中世纪，即称之为黑暗时代的封建社会，一直到大约十四十五世纪之交。
南北朝时代的名画北齐校书图局部
碰巧的是，中国在这个时期被称为南北朝，此前也是大一统的西晋汉人王朝遭受北方少数民族大规模入侵，最终灭亡，中国北方被五胡十六国轮番割据。西罗马灭亡时，中国已形成了北方鲜卑人的北魏和南方汉人政权的对峙；而欧洲则形成了西部各蛮族政权割据并与东部东罗马帝国对峙的局面。
然而中国大分裂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很久，不到二百年后就被隋唐重新统一，而欧洲则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国家林立直到现代(只有法兰克王国短暂统一过欧洲，但也是昙花一现)。
所以请读者记住中国与欧洲历史的一大不同，即中国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而欧洲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来一直是四分五裂的状态。
相比罗马帝国，这些没有被同化的北方蛮族实在太落后，统治者粗野少文，目不识丁(这里作不认识拉丁文之解，那时蛮族还没有文字)。过去治理一个部落，现在让他们治理一个国家实在是赶鸭子上架强人所难。比如说日耳曼蛮族此时应用的法律不是让证据说话，而是让神说话。两人起了纠纷，不用摆事实讲证据，而是决斗，谁拳头硬谁就有理，因为他们相信神明总会庇护正义的一方。要是不想打架也有别的办法，烧一锅水，大家都把手伸进沸水之中，几天后谁伤口愈合得快谁就胜诉，原因也是一样的。
既然不会管理，承包制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国王把土地分封给大贵族，大贵族再分封给小贵族，小贵族再分封给骑士。作为回报，下一级要定期把土地收入的一部分供奉给上级，还有承担战时出兵相助的义务。国家也没有多少公共服务的义务，既不修路也不架桥，没有医疗服务也没有减震救灾，这样国王和贵族们一下省了多少事，可以尽情打仗和娱乐了。但是正如某位历史学家所说，你要指望一个国王或贵族晚上闲暇时拿出一本书来细细品味，那简直就是与虎谋皮。他的娱乐方式很可能就是弄臣和戏子，而这些人讲的故事和表演的节目也不是从剧本上学来的，而是师傅的口口相传。
回到正题。上述责任和义务都是以契约的形式固定下来的，有的具体到国王一年能几次带多少人去领主的土地上做客，领主要负责提供多少食物给国王和随从。
从这里又可以看出中国和欧洲历史上的一大不同。中国大一统的王朝，从来都是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作为臣民，其人身都是附属于帝王的，更何况财产。想让帝王签合约写保证约束其行为，那简直是大逆不道！而在欧洲，私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国王和臣民之间的财产关系，也必须以契约的方式加以界定，而契约有可能终止或变更，所以国王与臣民的关系更像是契约关系而不是人身依附的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分封制的下一级并非只从一个上级接受封地，一个小贵族可能同时从国王和几个大贵族处接受不同的封地，大贵族可能从不同国王那里接受封地，这样问题又来了，上一级相安无事时好办，要是上级相互间打起来了，贵族们该出兵帮谁呢？
由此可见在分封制度下，国王的地位是很脆弱的。一旦领主坐大或出现利益冲突，他完全可以不听国王的，甚至和国王分庭抗礼。
基督教的普及，更加削弱了国王的权威。蛮族灭亡罗马后唯一继承的文明就是基督教，罗马教会得到蛮族统治者的庇护，得以继续存在，而且影响力遍及蛮族建立的国家，如后来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地区。
当然国王们也有求于教会。自从罗马教皇利奥三世于公元800年授予法兰克国王查理曼“罗马人的皇帝”的皇冠，蛮族统治者第一次成了不只是日耳曼人的国王，还成了正统的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这无疑是对蛮族国王合法性的历史性提升，同时也向信仰基督教的臣民们宣示了君权神授的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
查理曼加冕
二者相辅相成，互相利用的关系类似于中国的儒家学说和封建王朝。如果说在早期这些宗教和学说对历史发展有促进作用的话，随着其影响力的逐渐增大和世俗政权的大力扶持，它们变成了排他性的终极真理，任何体系之外的新思想新学说都成了异端邪说，失去了任何生长空间。
但是基督教和儒家学说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前者是独立的，罗马教会和国王并驾齐驱，甚至一度凌驾于国王之上，除了国王要由教皇加冕，罗马教会在这些王国中拥有教会和教徒，还拥有大量土地，可以直接向教徒收取捐税。这无疑也大大削弱了国王的权威，也必然引起反弹。而儒家学说则成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儒家们完全处于附属状态。
欧洲神权和世俗权力的相互竞争，无疑使二者都受到了削弱。
综上所述，中世纪蛮族的粗野少文和治理能力的欠缺，使得分封制大行其道，导致国家林立，诸侯割据，加上以教皇为首的宗教势力的竞争，都使国王们的权威受到极大削弱，难以形成像中国那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而作为统治人民思想的教会，也同样因为世俗政权的竞争和自身腐败等等原因而遭到削弱，终于在钳制了欧洲人思想长达一千年以后，先是遇到文艺复兴，稍后又导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新教的产生，罗马天主教也因此分裂了。
正是欧洲封建王国的四分五裂和王权的先天不足，导致没有一个单一政权能够控制整个欧洲，也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到足以控制臣民，把一个单一排他一成不变的思想体系强加到臣民们的头上，并随时把新思想新观念扼杀在萌芽状态。
加上古希腊和罗马文明埋下的种子，一旦人们发现那个时代在文学艺术建筑和科学等方面的文明是那么的辉煌，而古代那些异教徒只着眼于现世而不是来世，也没有负罪感和赎罪的动机，而是放飞自我追求现世的幸福，可以想象这对黑暗时代的欧洲人思想观念上的冲击是多么的巨大。于是新思想新观念的诞生就是时间问题了。
有意思的是思想启蒙的开端发生在分裂的欧洲，而欧洲思想启蒙的开端文艺复兴又发生在当时邦国林立的意大利，而不是已经统一的英法等国家。或许越是多元化的地方，越有利于新思想的产生。
按说文艺复兴是强调人文，和宗教的强调神权压制人性是背道而驰的，可是奇怪的是多任教皇却对其采取了保护和赞助的政策。这或许与教皇们受教育程度较高，熟谙拉丁文，有些人本身就崇拜古希腊罗马文明有关。
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名作《西斯廷圣母》
科学技术革命对欧洲的影响也很关键。古希腊已经奠定了几何和数学的基础，而在天文和物理方面古希腊人也有很多研究成果，尽管谬误也很多，但其思路和方法无疑给了后来的欧洲人很多启发。幸运的欧洲人在科学技术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牛顿物理学的确立，使人类能够第一次科学地认识和解释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
再就是法国的思想启蒙和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思想启蒙强调理性，反对宗教迷信；而浪漫主义则强调人性的彻底解放，崇拜日耳曼祖先的敢爱敢恨。有趣的是我们印象中最浪漫的法国人最先倡导的却是理性，而严谨和一丝不苟的德国人却崇拜浪漫主义。
反观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经过差不多两千年的思想专制，儒家学说已经牢牢控制了整个社会，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终极真理，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半部论语平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任何新思想新观念都是多余的，或者是异端邪说，或者是奇技淫巧。这就像一潭死水，再也激不起一丝涟漪。
假设中国历史上也出现像罗马帝国那样的情况，儒家文明被蛮族彻底毁灭，大一统的帝国不复存在，文明出现断代，中华文明有没有可能浴火重生，以一种全新的文明出现并走上现代化道路?又或者罗马帝国没有毁灭，而是以大一统的方式延续下来，欧洲还会不会产生科学技术革命和现代文明?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依然可以给人以无限的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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