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长期担任毛主席秘书，对毛主席思想的领会超出旁人，为何胡乔木却会认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有历史局限性呢？

胡乔木所说的局限性，并非是说整篇讲话都有局限性，而是特指其中的个别观点并不完全妥当。

胡乔木主要认为，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问题，讲话有它的局限性。

讲话里谈到“文学服从于政治”，胡乔木提出这种话是不通的。他认为，作家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是一回事，但要是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哪有这回事？

比如托尔斯泰肯定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但他写《战争与和平》绝不是为政治服务，写《安娜·卡列尼娜》也不是为政治服务。莎士比亚有哪一部著作是为政治服务的？中国最著名的《红楼梦》也不能说是为政治服务的。

文学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它跟阶级、政治的现象有些关系，但关系不是那么直接。有时关系多点，有时关系少点，有时毫无关系。比如二战前后，世界出现一股反法西斯潮流，很多作家就用笔触写出很多反法西斯的作品，但也有很多作品没有什么政治倾向，就是单纯描写社会生活或是人类情感。

胡乔木指出，文学服从于政治的说法，一方面是把文学的地位降低了，好像它一定要服从于某个与它关系不多的东西；另一方面把文学的范围不可避免地缩小了，好像作品不讲政治的作家就是没有政治倾向，就不觉悟、落后，他的作品就不是文学。这样一来，好些事就讲不清楚了。

另外，胡乔木还指出《讲话》对作家的要求和批评有的地方过于苛刻，把个别作家在搞创作时脱离群众的倾向，说得跟国民党当局脱离群众差不多，这是不恰当的。这些说法对于我们文艺工作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胡乔木回忆到，座谈会讲话正式发表不久，毛主席跟他讲，郭沫若发表意见了，郭沫若说“凡事有经有权”。毛主席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是得到了一个知音。

毛主席之所以欣赏这个说法，大概是他也确实认为他的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

胡乔木指出，《讲话》的根本精神，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尤其是《讲话》的两个基本点：一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二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讲话》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而且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

不过，胡乔木还是着重提到，对《讲话》也不能搞“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那一套，文艺座谈会讲话的背景，就是战争环境，农村环境，如果离开这样的环境看问题，把《讲话》绝对化，那是非历史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