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的历史背景
明英宗正统十四( 1449年)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纠集兀良哈、鞑靼等部举兵南下。在宦官王振的劝说下，英宗不顾重臣反对，仓促集军，御驾亲征。明军于居庸关外土木堡之地遭蒙包围，队列大乱，蒙军四面进攻，明军大败, 英宗被俘, 这便是明朝史上的"土木堡之变"。
1、宦官掌权
众所周知，历史上宦官专权的朝代有很多，而英宗时期的明朝便是其中一个，看着英宗长大的宦官王振手掌大权，实现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宦官专权局面，这也为之后的"土木堡之变"爆发埋下了种子。
明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在皇位世袭制的古代，作为长子英宗才九岁，也不得不立即登基，稳住江山，年幼的英宗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便由其祖母、太皇太后张氏(诚孝张皇后)听政。张太后虽听政，但不亲自处理国家政务，而是把政务交给内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处理，以此来限制，镇压王振。
然而陪伴着英宗长大的王振，在英宗即位后，手里的权力越来越大，在英宗的支持下，王振肆无忌惮，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监掌印太监。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二十四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
因为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朱"。奏章经过"批朱"以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也就是说，宦官掌握了"批朱"大权，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
正统七年(1442年)，听政的太皇太后张氏病逝，阻止王振掌权的最大屏障消失了。而能与王振势力抗衡的"三杨"也相继溃败，三杨中的杨荣在正统五年病死，杨士奇因为儿子杀人而引咎辞职，只剩下杨溥在朝，而杨溥也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王振不费吹灰之力便正式掌权。
王振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明太祖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下来。至此，明朝完全进入宦官专权的时代，王振控制朝政以后，对内，在朝堂开始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权，大耍淫威；对外，投机取巧敛财，私通外敌，破坏边防，这一切为后面的"土木堡之变"爆发埋下了一颗坏种子。
2、"薄来厚往"的朝贡体制
此前洞察君在分析明朝航海衰败的原因一文中也提到了""薄来厚往"的朝贡体制，此制度虽然能促进邦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彰显大国风范，但其长期的"入不敷出"也直接导致国库亏空，削弱明朝的国力，同时还助长了邦国的贪婪之心，瓦刺举兵南下就是很好的例子。当时的"薄来厚往"朝贡体制，可以说是一直在为"土木堡之变"爆发制造条件。
元朝灭亡之后，蒙古人只得退回旧居，并就此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个部分。其中，瓦剌居于西部，实力最为强大。到了正统年间，他们已经控制了鞑靼和兀良哈，基本统一蒙古三部。也先十分重视与明廷的朝贡往来，毕竟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谁会不做呢？
当时明蒙朝贡往来最大的特点就是，明朝对于蒙古使团始终贯彻落实着"薄来厚往"的政策：
首先，明朝赏赐物品的价值远大于贡品，明朝对来朝者按其人数及地位给赏，如赐王或太师一人十五表里，其妻每口八表里，一等头目八表里，二等六表里，三等五表里，四等四表里，外有加赐。(这里的表里，泛指衣物)
再者，蒙古使团在京期间的衣食住行均由朝廷负责，以食为例，英宗钦赐筵宴一次或两次，酒宴分上中下三级，均有配有果子、烧碟、茶食、汤品、酒肉，酒席上教坊司用乐、鸿胪寺、通事供事。几乎与英宗日常异，待遇非常高。
最后，蒙古使团返程时，明朝也把他们照顾得十分周到，启程前享用朝廷的赐宴，回程一路差官伴送，沿途备办饭食，凡所经过，茶饭管待。
明廷这种"薄来厚往"的回赐政策对蒙古使团的吸引是很大的，很多蒙古使团为了得到更多 的赏赐，成倍的扩大使团人数。
正是这"薄来厚往"的朝贡体制，在"败家"的同时，助长了蒙古的贪婪。"土木堡之变"爆发之前的十四年间，蒙古共朝贡约三十次，除正统五年、七年、十一年每年来明廷朝贡一次外，蒙古每年都向明廷朝贡两次或两次以上，其中正统二年、三年、六年、九年均达四次之多。朝贡人数也从最初"不满百人"发展到"十三年增至三千余人"。
从《英宗实录》等史料的记载可以看出，明蒙朝贡交往已经达到了鼎盛时期，根据当时朝贡体制的"薄来厚往"特点，换言之也是明朝亏钱最严重的的时期。在"薄来厚往"的朝贡体制下的明朝，国库不断亏空，蒙古的贪婪也日益剧增，不知不觉下，慢慢地为"土木堡之变"爆发创造条件。
"土木堡之变"爆发的原因
"土木堡之变"是自明蒙朝贡体制确立后，明蒙双方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的战争。除了由于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地域文化差异差异，而在交界地区发生摩擦的原因之外，洞察君认为，直接原因有以下三点：
1、 朝贡贸易中矛盾激发——蒙古使团虚报人数，遭王振拒绝赏赐
前面提到，英宗一朝对蒙古使者一直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凡来朝使者均给予丰厚的赏赐、并对其封官加爵。这使蒙古使团大大刺激了贪欲，次年也先遣使入贡时便虚报人数，以求得到更多赏赐。
《明史·列传二百十六》：瓦剌使来，更增至三千人，复虚其数以冒廪饩。礼部按实予之，所请又仅得五之一，也先大愧怒。
《明史·食货五》：时也先贡马互市，中官王振裁其马价，也先大举入寇，遂致土木之变。"
贡马互市是"茶马互市"体系中的一部分，这茶马互市，很有门道，三种马的价格各不相同，只要有心操作，很容易被也先田忌赛马。当时负责管理交易的宦官王振，吃过也先的很多回扣，这种虚报人数，虚报马质量的勾当，两人此前干过不少次，但这一次，也先的心有点大，王振也比较贪。
也先实到2500人，虚报到了3000人，而礼部这一次却按照实际人数算钱，该给的贡马钱，也先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这起贡马事件，王振与也先之间产生了利益矛盾，蠢蠢欲动的也先，正好愁着没理由举办南下，贡马事件变成了他起兵的理由，而这件事也成立了"土木堡之变"爆发的导火索。
2、朝贡运作中沟通不利，累积了矛盾
贡使是明蒙双方沟通的传话者，作为使臣应了解朝廷的相关政策，并在促进明蒙关系和平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
然而，这个时期，宦官王振专权，为了吃到朝贡之间的油水，太监和"鞑官"得到重用，大多是由他们担任使官。虽然明宣德出现了宦官学堂"内书堂"，但他们的文化水平依旧相对较低，加上大多一心为利，对于国家政策不能很好的把握，以至在出使期间不能起到协调双方的作用，反而妄自许诺，给双方造成隔阂。
如，奉使迤北的通事鞑官千户马云、马青等曾许给也先细乐妓女，又私自许诺也先"与中国结亲"。于是，也先送达聘礼到明提亲，朝廷依然毫不知情，断然拒绝，激起了蒙古对朝廷的不满。这也是也先出兵南下，致使"土木堡之变"爆发的原因之一。
3、 王振挟英宗亲征、军事指挥不当
蒙古骚扰边境，在明朝屡见不鲜,而 "土木堡之变"爆发，导致英宗被俘，沦为历史笑柄，与王振挟劝英宗御驾亲征、军事指挥不当脱不了干系。
也先举兵南下后，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以及兵部侍郎于谦等人力谏，坦言准备不足，不宜立即出兵，主张以守为主，尤其是皇帝不能亲征。
吏部尚书王直就曾建议："边鄙之事，自古有之，惟在守备严固而已。……陛下慎固封守……按兵蓄锐以待之。彼前不得战，退无所掠，人困马乏，神怒众怨;陛下得天之助，将士用命，可图必胜。不必亲御六师，以临塞下。"
然而，在宦官王振的教唆下，英宗对于朝中其他大臣的建议一律忽视，执意出征，更是下令兵部迅速调集50万大军，同时也下令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茔、户部尚书王佐以及内阁大学士曹鼐等文武官员保驾出征。文武重臣很多，但英宗不让他们参与军政事务，一切交由王振专断。
两天之内，王振和英宗凑齐了20万大军，号称50万，武器装备都来不及拼凑整齐，粮草物资也没有配给到位，就匆匆忙忙地出发了。不通兵法的王振专断，装备粮草准备不足，为明军失败埋下了伏笔。
出身宦官的王振不通兵法，在他的指挥下，明军队接连失当。大军自北京西行，从居庸关到宣府、大同，一直没有遇到蒙古主力。又遇暴雨，粮草供给出现困难，明军进退两难，还未开战，军心已经大乱。
一番周折后，王振决定返程，却又担心返程军队损坏其家乡的庄稼，于是"改道宣府"。大军在返程途中遭遇瓦剌军突袭，本应入保怀来，却为了等王振的千余辆辎重车，延误了时间。 结果被瓦剌军抢占要道，使明军受困土木堡。这时也先提出议和，明竟然轻信，蒙古兵趁明移营时四面涌入，明军大败，"土木堡之变"也因此载入史册。
经验匮乏的英宗御驾亲征，不懂兵法的王振专断，军队筹备不足，也是直接导致"土木堡之变"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结：
物极必反，明朝"薄来厚往"的朝贡体制，无节制地赏赐明朝，不但削弱了自家的国库，同时还助长了蒙古贪婪的心，为蒙古累积了财富，起兵南下。再加上宦官王振贪污腐败，眼里只有权钱，掏空明朝，在关键时刻，不懂兵法，却又瞎指挥，"土木堡之变"爆发如此看来并不是偶然。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