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

本文转自“阅读”微信公众号（ID:pkupenwin）

这是《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一书的后记：

说起郭沫若，我们可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地方在于郭沫若是著名作家，也是一个公众人物，而且关于他的说法也是众说纷纭，大家多少都知道一点，说不定还能随口批判几句；至于说陌生，则是郭沫若的人生经历到底如何，他那么多作品到底写了什么，问津者不多。

现在青年接触郭沫若的作品，主要来源还是课本所收录的他早期的诗作，如《天上的街市》《静夜》，传播较广的则有诗集《女神》和话剧《屈原》等，给人的印象多是抒情的、浪漫的，之后如有机会进一步了解文学史，郭沫若的浪漫形象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并被诠释为“五四”个性解放潮流的表征。郭沫若的人生经历也带有浪漫色彩，他学医时贸然闯入文坛，居然赢得大名，后来还一度弃文从戎，有一枚“戎马书生”印，很是珍惜。

郭沫若的作品看起来似乎很简单。浪漫谁不知道呢？而且谁年轻的时候不是浪漫者呢？在很多人看来，浪漫就是情感冲动的代名词。郭沫若在从军之后，曾“自作主张”扣押贪墨的官员，便被人批评为情感家。读者对浪漫的标签化认知，郭沫若自己也有生动的描摹，在《创造十年续编》中他就说：“Romanticism被音译成‘浪漫’，这东西似乎也就成为了一种‘吊尔郎当’。阿拉是写实派，侬是浪漫派，或则那家伙是浪漫派，接着是嗤之以鼻，哼了。”模拟的上海市井口吻，让人不难感受创造社同仁当时的文化处境。

具体到郭沫若的诗歌、话剧等作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现代主义”文学逐渐占据文学价值高位以来，郭沫若的作品相对来说似乎也变得简单了。且不说《百花齐放》这类关注者本来就不多的作品，即便是《女神》《屈原》这些曾引起文坛轰动并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无法回避的重头戏，也似乎缺乏可读性，即缺乏类似现代主义作品的形式复杂性。郭沫若的作品，形式无拘束，多直陈其情，说到底还是浪漫主义的底子，看起来气势汹汹，细看却如清澈江水，让人一望见底，缺乏余韵。这在研究注重可写性文本的时代，不免要遇冷。

至于郭沫若其人，似乎就更简单。他早年弃医从文，后投笔从戎，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学术，抗战军兴，再度投笔……看起来曲折，但无论从哪种身份而言似乎又都不够复杂。即便在文学领域，也因与鲁迅经历的相似，以及二人之间的恩怨，便常有以鲁律郭的现象。1949年之后，郭沫若的诸多政治表态，尤其是“文革”时期的自我否定，在新时期也成为他的一大污点。因而，现在谈论郭沫若其人，最简单又最保险的方式就是质疑与批评。

文学史叙述的标签化、其作品在现代文学视域下的均质化，以及大众谈论郭沫若时不自觉流露出的道德姿态，构成郭沫若在当代的基本处境之一。当然，这种待遇不独郭沫若为然，像20世纪90年代中期王一川推出的“重排大师座次”事件，不仅郭沫若的座次大大后移，茅盾甚至被排除在外，当时让不少人大跌眼镜。实际上这个现象不难理解，不同的文学史叙述是由不同的史观所决定，政治以及何种政治、美学及何种审美标准，其结果可能相差很大，而王一川本来就明确声明了他的标准是纯文学的，那么郭沫若、茅盾等经典革命作家的文学史位置被移后，也不必过于惊奇。说到底，郭沫若、茅盾等革命作家在90年代的冷遇，甚至是负面评价，很大程度上正是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政治正确，也就是说，在那个去革命化的时代，对革命作家的检讨和批评，是为正在进行的改革提供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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