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南渡”这一词，最初出自唐朝刘知几编写的《史通·邑里》一书。其原意是永嘉之乱后，北方士族百姓迁徙南方，建立新政权的事件，其后变为代指士族百姓躲避北方战乱，迁徙南方扎根落脚的现象。
晋代士族子弟峨冠博带，身着整洁的华服，跟随晋室南下，而短褐穿结的普通百姓无力搬迁，迁至南方的皆是世家大族，他们代表了中原的礼仪文化，所以“衣冠南渡”中的“衣冠”也就有了代指文明文化的意思。
总揽整个华夏历史，一共发生过三次“衣冠南渡”事件，第一次是西晋末年，士族南迁拥立司马睿建立东晋；第二次则是唐“安史之乱”到五代时期，大批北方士族百姓南下避乱；第三次是靖康之变后，宋高宗于临安（杭州）建都，中原士族百姓南迁。
三次南渡事件交织了无数士族百姓的血泪和苦痛，但也为南方扩充了人口，促进了江南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加速了民族的融合和多元文化的形成，让古代的经济重心逐步完成了南移。
一、永嘉南渡
华夏历史上首次人口大迁徙，发生在西晋永嘉年间。
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军攻陷洛阳，晋怀帝被俘，城内大臣百姓和晋宗室共计3万余人皆被匈奴军所杀，大批中原士族百姓不堪战乱，纷纷迁徙南方。
造成这一切祸乱的根源，则是西晋国内一场持续16年的动乱，史称“八王之乱”。
当初，司马家历经三代人苦心经营，篡取了曹魏江山，建立了西晋。在立国15年后，晋军发兵南下，荡平东吴，分裂百年的华夏至此重归统一。
一般来讲，一个新生的大一统王朝，应该是一片生机，百业复苏的气象，可新生的西晋王朝在刚刚开国，就呈现出一副衰败暮年之景。
司马家是靠篡取曹魏江山开国的，本身就得位不正，为了取得合法性，司马炎给予了士族诸多利益与特权，将皇家和士族的兴衰荣辱绑到了一起。而为了防范士族，司马炎又让大批宗室子弟封王建国，扩充宗室权力。
司马炎虽为开国之君，但行事作风却是一股亡国之君的模样，他不但没有励精图治，反而贪图享乐，大兴土木，广纳后宫，助长奢靡之风，致使社会风气极端恶劣，平民与士族之间矛盾激烈。
在如此形势下，司马炎又做了一件惊天大蠢事，他居然选了自己先天智力残疾的儿子司马衷为接班人，智力残疾的司马衷难以掌控硕大的帝国，直接致使了“八王之乱”的发生。
司马衷即位后，皇后贾南风聚拢党羽，大肆清洗司马炎留下的朝臣班底，还将太子残忍杀害。赵王司马伦不满贾南风的胡作非为，趁势起兵，杀死了贾南风，其余多位诸侯王也纷纷加入争权，最终动乱蔓延全国。
汉末以来，匈奴等五胡部族不断南迁，聚集在中原北方。有的司马诸侯王在争权过程中，便借兵胡人，本处于局外的胡人部族就此卷入纷乱。
司马家的诸侯王不停地攻伐，各自势力不断衰弱，胡人部族却趁机发展壮大，纷纷建立割据政权。
304年，司马诸王们打得热火朝天之时，氐族首领李雄在四川聚集难民，趁着晋室自顾不暇，建立了成汉。
与此同时，匈奴首领刘渊在山西崛起，建立了汉赵政权，奴隶出身的羯族人石勒，拜到了司马颖部下公师藩帐下，辗转山东河北一带，聚集盗匪，大肆劫掠，不断扩充势力。
307年，整场动乱终于平息，东海王司马越最终夺权了朝廷大权，可此时整个国家已元气大伤，再也无力阻挡异族崛起。
311年，洛阳在匈奴人的铁蹄下，化为一片废墟，晋怀帝被掳走。 316年，刘聪又攻陷长安，俘虏了晋愍帝，西晋宣告灭亡。
匈奴扩充地盘的同时，其他胡族部落也在崛起。在西晋灭亡后，羯，羌，鲜卑，匈奴，氐等胡人部族逐渐在北方建立了数十个大小国家，致使中原烽烟四起，混战连连。
百姓和士族们不堪战乱，纷纷南逃避难，那些高高在上世家子弟，那些敷粉施朱的风流名士，在异族人的铁蹄下全都丧失了曾经的威严，不得不狼狈地渡过长江，在南方扎根落脚。
南迁后，以王导为首世家大族共同推举司马睿为帝，建立东晋，历史由此开启了南北对峙时代。这是华夏历史上，汉人第一次大规模民族迁徙，据考证，此次迁徙到南方的人数约有90万人。
南迁的士族百姓们在休养生息中，使得南方的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南方的繁荣。此次人口迁徙行动，保留住了华夏文明之根脉，延续了文明火种，这也是后来南北统一后，汉文化依然占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二、安史之乱
第二次衣冠南渡，缘于唐中期发生的安史之乱。
唐朝之前，虽说有过永嘉南渡，但国家的经济和文化重心一直处于北方，在唐代安史之乱后，经济中心才逐步南移。
唐玄宗即位时，整个唐朝经过几代皇帝的励精图治，国家经济繁荣，军力强大，国力达到了巅峰。唐玄宗在位之初，英明神武，勤政爱民，国家政治开明，社会安定，缔造了辉煌的“开元盛世”。
可英明的唐玄宗没能守住初心，执政晚年变得贪图享乐，宠信小人，这给了杨国忠和安禄山这样的乱臣贼子以可乘之机。
安禄山本人极尽谄媚之能，骗得唐玄宗信任宠信，他本人兼任河东，平卢与范阳三镇节度使，牢牢掌控边关军政大权，麾下有近15万重兵。
位高权重的安禄山引起了宰相杨国忠的忌惮，杨国忠便多次向唐玄宗参奏安禄山，指责其心有反意，安禄山本就有不臣之心，加上手握重兵，早就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了，于是索性就放手一搏，举兵反叛。
755年，安禄山于范阳举兵反叛，叛军一路势如破竹，在短短半年的时间便吞河北，破潼关，占领洛阳长安，大梦初醒的唐玄宗只得慌忙逃往蜀地四川。
大唐的盛世繁华，灯火璀璨，都在安禄山的铁蹄下的中付之一炬，化为了泡影。这场长达7年的战乱平息后，唐朝的文化，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都遭受了重大打击，直到灭亡时依然未能恢复。
尤其是北方地区，在战乱中受灾严重，到处尸横遍野，人烟断绝，民生凋敝，可以说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动乱造成了北方人口锐减近六成，财富损失殆尽，国家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侥幸存活下来的北方百姓多半沦为了赤贫，但属于他们的灾难却没有随着动乱平息而结束。
当初，唐朝中央为了快速平叛，不得不授予地方建立藩镇武装的权力。在动乱结束后，北方大部分地区已成割据之势，地方藩镇骄纵异常，互相攻伐，不听中央号令，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藩镇割据下的唐朝，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百姓起义频繁，其中声势最大，规模最广的当属878年发生的“黄巢起义”，此次起义波及南北多地，虽然最终失败，但唐朝的统治根基也受到了严重打击。
北方连年战乱，无数百姓丧失家园，流离失所，为了寻得生机，他们纷纷南逃，形成了又一次人口迁徙潮。
北方的逃难百姓在南方开垦荒地，种植农田，为南方地区带去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技术，南方的农业发展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安史之乱前，粟米和麦子一直都是百姓普遍种植的农作物，但在动乱以后，北方的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不断下降。南迁的百姓便利用肥沃的南方土地，改良了水稻品种，种植起了水稻，从而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一直影响至今。
随着人口的增加，南方地区的农业得以蓬勃发展，带动了与之相关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经济重心的南移也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三、建炎南渡
两宋交替之际，华夏大地上迎来了最后一次“衣冠南渡”，至此之后，南方地区的发展水平首次超越了北方，古代王朝的经济重心得以完全南移。
此次南渡的起因同样是因为战乱，缘于北宋末年发生的“靖康之耻”。
北宋末年，东北女真部族强势崛起，建立金国，数十年间便将不可一世的辽国灭掉，一举成为了当时东北亚地区的最强国家。灭亡辽国后，金国没有停下扩张的脚步，而是发兵南下，兵锋直至腐朽的北宋王朝。
金国一共两次发兵攻打北宋，第一次是在1125年，金国发兵12万，一路直奔开封。北宋一面派使者向金国请和，一面号召各地援军勤王。
由于北宋主战派的坚决抵抗，金国此次攻宋并未取得决定性优势，便答应了北宋的求和请求，拿到了大片土地和金银后退兵了。
但北宋的妥协并未换来长久的和平，金国在退兵后第二年，再次集结15万大军南下，此次金国行进顺利，东西两路大军将开封城团团包围。
兵临城下的金国人向宋钦宗提出了难以满足的议和条件，要求北宋割让山西河北两地，并支付一千万两黄金，两亿五千万两白银作为赔偿。
宋钦宗打包将整个皇族公主妃嫔都卖给了金国人，依然未能凑齐赔款，最终金兵攻陷了开封，城内的徽钦二帝，还有一众赵氏皇族子女，全都做了金国人的俘虏，北宋宣告灭亡。
身在城外的九皇子赵构幸运地逃过了此次劫难，并在商丘顺利即位，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
宋高宗即位后，没有选择与金国人对抗，收复河山，而是一路南逃，躲避金兵的搜捕。宋高宗带着大臣部众们，辗转流落多地，还有过在海上漂流的经历，在历经波折，尝遍艰难后，于1131年在临安建都，南宋朝廷就此安定下来。
宋高宗南渡的同时，大批北方士子百姓也纷纷选择南下，在南宋扎根落脚，建立了新家园。
此次南渡不管是在人口规模上还是持续时间上，都远超前两次，起具体人口已无法统计，整个南渡行动从南宋成立一直到蒙元入侵都从未停止，其中不乏世家大族，比如孔家第48代子孙孔瑞友携族人一路迁徙浙江，在此兴家建庙，孔家就此分为了南北两宗。
此次南渡之后，南方的经济水平和发展规模，首次超越了北方地区，都城临安逐渐发展为超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其繁华程度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欧洲城市。
经历南宋一朝，古代的经济重心实现了完全南移，长江流域在内的多个地区实现了空前的繁荣，占据了中国的经济的主导地位，一直影响至今。
结尾
三次衣冠南渡史其实是交织着苦痛与血泪的中原百姓逃难史，不堪战乱的北方百姓背井离乡，前往南方避祸，这更让如今的我们认识到和平的难得可贵。
南渡虽是无奈之举，但也为南方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注入了新的活力。北方百姓在南方落脚生根，休养生息，这一过程中，南北两地的士子百姓们语言习俗相融汇，思想精神相交流，科技文化相辉映，共同呵护了中华文明的“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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