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以儒家文化思想为核心理念，以儒家美学思想与特征为构成因素。中国园林景观以特有的思想意蕴和精神文化内涵，凸显儒家文化审美思想对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的重要作用。
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体现了典型儒家文化思想的造型审美特征。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注重美与善密不可分，美与善能从不同的角度达到对生命的完善，善使人共生，美使人共享。儒家文化思想审美心理的首要特性是美善相乐，最高境界是尽善尽美。文以载道，乐以教化，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形式，除了对美的追求之外，都表现出对善的强烈诉求。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审美情趣的物质体现，饱含着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盼望和不懈追求，体现了儒家思想不变的民族文化心理。
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崇尚能够陶冶情操、催人奋进的审美精神，对高雅与高尚之美的形式情有独钟，创造了儒家文化思想的崇高之美。儒家的美学观点是建立在道德教化基础上的。《论语·八情》记: “子谓韶: ‘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 ‘尽美矣，未尽善也’”，从而引伸出儒家的一个重要美学观点: 美善结合。即美的事物应该是表里合一的，是美的形式和美的思想的统一。荀子称: “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夫是之谓大神”，认为世界万物都是尽美之体和尽善之用的紧密结合。也就是说，美和善的结合应该得体，要“合情合理”、相得益彰。在中国园林植物景观设计艺术中，南宋大诗人陆游对梅花最为欣赏，他称颂梅花“正是花中巢许辈，人间富贵不关渠”，“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在他的诗词中，梅花俨然是一位具有崇高气节的君子，具有冰雪之姿、风骨傲然。东晋的陶渊明以爱菊著称，“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比颂了菊花的高洁以及卓尔不群; 牡丹被认为是“富贵花”，然而它不与百花众香争春斗妍，单选谷雨潮，在百花盛开之后开放，是为“非君子而实亦君子者也，非隐逸而实亦隐逸者也”，象征了中华民族虚怀若谷、谦虚礼让、宽厚容人的品格和美善相乐之美的文化理念。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中蜡梅之标清，木犀之香胜，梨之韵，李之洁，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而又“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这都是美善“和同”思想在园林植物设计审美中的具体体现，凡此种园林景观植物设计案例不胜枚举。
儒家美学思想经常把美善密切联系在一起，要求艺术既尽美，又尽善，美善统一。所以“美善相乐”便是儒家审美的中心话题。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写出了一种超脱的心情，诗歌中的菊花象征着旷达，诗人借此希望自己也可以像菊花一样不同流合污;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从菊花身上看到了与自己相似的品质，写出“菊性介烈……天姿高洁。”宋代大儒周敦颐的“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赋予莲以最纯洁的品质。“为草当作兰，为木当做松，兰幽香风定，松寒不改容。”( 李白《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府》) ，高度赞扬了这些植物的高尚品德和“美善相乐”的最高境界。兰花虽处幽谷，却芳香依旧; 松柏大雪压枝，却傲然挺立，成了顽强不屈的君子的象征。儒家认为，美与善作为精神境界是处在不同的层次上，美比善高尚或深刻而完备。善是道德的起点，是对人性的普遍要求，善而达到美的程度，乃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这种高尚的道德称之为“美德”，美德是带有理想成分的人格精神。荀子说: “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 《劝学》) ，既“全”又“粹”只能是一种理想。他在论述礼乐的功用时说: “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天下皆宁，美善相乐。”( 《乐论》) ，在“美善相乐”的境界中，心志与行动，情感与理智，生理与心理，个体与社会都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乐”是一种审美属性，“善”而达到“乐”也就具有美的性质了，所以“美善相乐”不是“美”去俯就“善”，而是“善”去攀登“美”，唯有如此，也才能共有“乐”。
美不是独立于善、高于善的精神境界，而是一种外在的感性形式，大约等于今天所说的“形式美”，这种形式美正是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表达的重要理念。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竹因其竿节节挺拨，蓬勃向上之势，而受到人们的称颂，每当寒露突降，百草枯零时，竹却能临霜而不凋，可谓四时长茂。在儒家传统文化中，作为竹文化的精神境界，美比善更高尚，更纯粹，更完全; 作为人生境界，美比善更充实，更丰富。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过程中如何才能达到由善到美、美善相乐的境界，在儒家看来要通过礼乐教化来实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也是荀子所说的“美善相乐”的高尚境界。在这种自由而高尚的境界中，美善得以合一。提高善的另一面的含义，就是给园林植物设计概念“善”赋予具体、生动的美感形式，使善成为可以激发情趣的观赏对象。中国园林景观植物种类“梅兰竹菊”、“玉堂富贵”等，都是精选出来的美善结合的超理想植物种类。从善而达到美，就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创作而言，美善相乐之美的儒家文化思想就更深刻，更自由，更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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