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玻璃罩所封者即《長明燈記》碑）
長眀燈記
世言長眀燈，其義甚深微妙，其功德不可稱量，事佛者必先之，而大人君子之心或有在焉。翰林學士承旨、開府儀同三司、知制誥兼脩國史、特授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泰安王子埜僊帖穆耳開府公割田千五百畝，入汴梁延津上乗寺，為長眀燈資。命其屬揭徯斯為之記。
惟我朝世有大勳，膺列土之封，任維垣之重者，泰安王其一也。自太祖之世，四傳至翰林公，更歷八朝，百有餘載，聲光威望，赫如一日，盖當世鮮與為比。公幼敏扵學，長眀扵政，繇河南行省叅知政事遷江西。歲餘，進河南右丞。未行，拜平章政事，入知樞密院事，承旨翰林。出入三宮，照暎海內，而為善之心益孳孳焉。皇慶初，承詔祝釐五臺山。還，過應州覺興寺，施金幣作長眀燈供。去年春，建承天報恩寺于居庸關，而長眀燈亦首具焉。公之心可知矣。
（書丹者趙孟頫）
夫燈者，所以繼日月之眀也。日雖至眀，不能烜乎夜；月雖至眀，不能燭乎幽。故必假膏火以代其眀，而濟乎人。日月之眀不可已，而膏火之用亦不可已。譬猶人君之治天下，雖極眀聖，不能徧睹也，必假乎臣以達其眀而被乎物。故天下不可一日無眀君，亦不可一日無賢臣，盖相须為用而不可已焉者。公固曰：“凡吾所以為此者，非以求福田利益也。吾受皇帝、皇太后厚恩，庶以報上之萬一也。”然公之所以報其功烈盛矣，又奚假布施之為報乎？推公之心，盖欲世世子孫竭忠本朝，達天子之眀于天下，如膏火之繼日月而無窮。既以諸佛作證，又徵愚言為监，公之心又可知矣。乃書以諗于公，公曰：“然！”且召其子尼摩性吉、福安等告之，而後刻石。
公娶完澤氏，河南王之女也。靜淑柔嘉，亦好善不倦。上甞曰：“汝可謂君子夫人矣。”遂封魯國夫人。
（碑陽拓片）
主是寺者，講主合立八達勝吉祥也。師乃滿帶人，大德中以千夫長從武宗漠北，已而歎曰：“吾不學出世法而從兜鍪乎？”乃棄官學佛，玄關幽鍵，一叩而徹。公言之上，為天子所知，前後锡賚，不可勝紀。承天報恩寺之建也，師實主焉，故有旨俾住持云。
延祐四年（丁巳，1317）冬十月四日，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揭徯斯記。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并篆題。
延祐庚申（延祐七年，1320）二月吉日立。
（碑陰拓片）
【簡析】
本碑現存延津縣城內大覺寺（古稱上乗寺）。該206釐米，寬78釐米，厚25釐米。圓首方趺，額身一體。碑體風化嚴重，但字跡尚能辨析。陰陽兩面皆刻文。碑陽篆額“泰安王子開府公長眀燈記文”，3行，每行4字。結體微長豐腴，筆畫纖細多變，柔中有剛。碑陽正文15行，滿行42字，共計421字。碑陰額部線刻佛像一尊，周圍有紋飾。碑陰正文15行，滿行42字，共計307字。碑陽、碑陰所刻為一文，此形制亦屬常見。此文為正書，與篆額一起為趙孟頫所書。趙孟頫為書法名家，其行楷獨步天下，源於唐楷而獨出機杼，用筆簡約，線條爽利，縱橫開張，柔中有剛。筆劃圓秀，字勢橫展，騰挪起伏，沉穩勻淨，既有唐楷之法度，又楷行結合，追求溫潤閒雅，輕盈流動之美。此碑書丹於延祐四年（1317），比輝縣玉虛觀碑（集趙孟頫字）尤顯遒媚清麗，為趙孟頫後期名作。
（北圖存拓）
撰文者揭曼碩亦為一代名臣。仁宗時，特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三入翰林。文宗時開奎章閣，首擢授經郎，與修《經世大典》。順帝元統初，遷翰林待制，升集賢學士。及開經筵，升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詔修遼、金、元三史，為總裁官。其文嚴整簡當，其詩清婉麗密，其書善楷法，尤工行草。從文中看，“命其屬揭徯斯為之記”，可見揭曼碩與埜僊帖穆耳為同僚。
埜僊帖穆耳為忙兀氏，出身世家。其父博羅歡為元世祖時重臣，戰功顯赫，歷任河南行省平章。元成宗時，改湖廣平章，移江浙，為一方諸侯。卒後，賜封三代，追封泰安王。埜僊帖穆耳受祖蔭庇，累官知樞密院。延祐中出為河南行省左丞相。英宗立，降為本省平章，終翰林學士承旨。
埜僊帖穆耳作為勳臣之子，位居顯要，自然風光無比。但他所處的時代，恰恰是元代宮廷爭鬥最為混亂、慘烈之時。文中提到的大乗寺住持合立八達勝吉祥，曾扵“大德中以千夫長從武宗漠北”，應屬於元武宗舊臣無疑。元文宗即位後，違背誓約，未立武宗之子為太子，勢必引發武宗舊臣的反對，而元文宗亦勢必對武宗舊臣進行清洗。合立八達勝吉祥的“幡然醒悟”而“棄官學佛”一定與朝政紛爭有關。元文宗為元武宗次子，其即位後，埜僊帖穆耳把合立八達勝吉祥“棄官學佛”的情況“言之上，為天子所知”，結果合立八達勝吉祥得到的“前後锡賚，不可勝紀”，大乗寺亦一躍而至名寺之列。後來又創建承天報恩寺，元文宗下旨讓合立八達勝吉祥作住持。從這個角度看，埜僊帖穆耳竟然一次“割田千五百畝，入汴梁延津上乗寺，為長眀燈資”就可以理解了，如此大手筆的背後是一次政治風險投資。而承天報恩寺創建時，埜僊帖穆耳“而長眀燈亦首具焉”，既然“首具”，想來施捨的土地錢物絕不會少。
（碑陰額部線刻佛像）
我們注意到埜僊帖穆耳在延祐年間已官至河南行省左丞相，但到元英宗時，卻降為本省平章，想必受到了朝權紛爭的牽連。而元文宗歷盡千難萬險即位後，埜僊帖穆耳投資合立八達勝吉祥和延津大乗寺，使得自己的政治前途再為明朗。文中的以燈繼日月之眀為喻，“譬猶人君之治天下”，得出“天下不可一日無眀君，亦不可一日無賢臣，盖相须為用而不可已焉者”的結論實乃向朝廷和皇帝表忠心的肺腑之言。他自己也承認“吾所以為此者，非以求福田利益也。吾受皇帝、皇太后厚恩，庶以報上之萬一也”，可見其所作所為並非完全為了敬佛禮佛，而是有著明確的政治意圖和目的。作者推埜僊帖穆耳之心“盖欲世世子孫竭忠本朝，達天子之眀于天下，如膏火之繼日月而無窮”，意在向皇帝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使自己和家族的利益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一篇平平常常的記載佛事的記文背後蘊含著朝政紛爭的血雨腥風。本文從一個很微妙的角度幫助後人認知武宗至文宗皇權爭鬥的慘烈，這是本文的價值所在。
另，關於本碑，唐有朝主編《元趙孟頫長明燈記碑》（河南美術出版社2014年8月）摩拓精心，裁剪得體，亦有釋讀和論述。元程鉅夫《雪樓集》卷十三《應州覺興寺長明燈記》亦與本文有關，可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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