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峰与傅山——记两位大师的一次相见

夏峰非峰，傅山非山。

夏峰乃孙奇逢，孙奇逢（1584—1675年）河北容城人，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字启泰，号钟元，顺治元年（1644年）明朝灭亡后，清廷屡召不仕，人称孙征君。与李颙、黄宗羲齐名，合称明末清初三大儒。 孙奇逢晚年隐居夏峰村讲学著述、开堂讲学。因为他学术渊博、品行高尚，世人从此便尊称他为“夏峰先生”。孙奇逢在夏峰村创立的讲学场所叫兼山堂，在这里，他广开学路，广收弟子，创建“夏峰学派”。

傅山（1607年－1684年），本名，阳曲人，(今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向阳镇西村)。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青主，别号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啬庐、侨黄、侨松等等，先世居山西大同，后徙于山西忻州。他是著名的學者，哲学、医学、儒学、佛学、诗歌、书法、绘画、金石、武术、考据等等无所不通。

傅山与孙奇逢都是明末清初之际享誉海内的大家，两人一生曾经有一次相会，即康熙二年癸卯（1663）农历四月，初四日到夏峰村，初六日离开。《夏峰先生年谱》下有载：“太原傅青主山过夏峰为其母贞耄君求志墓，先生重其人，随手书与之。”意思是说，1663年，傅山拜访夏峰先生，请夏峰先生为他的母亲撰写墓志铭。

那么，傅山为什么要千里迢迢从山西太原来到河南辉县，请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为他的母亲写墓志铭呢？

傅山和孙奇逢年龄相差近二十三岁，甲申鼎革，江山易色，顺治元年（1644年）孙奇逢六十岁，傅山三十七岁。在对待清廷的态度上，孙奇逢采取的是不合作态度，屡征不就，1649年，在他六十五岁之际，带领家人南迁，次年驻足停云在河南辉县，讲学于辉县夏峰村。其间遭文字之祸，顺治九年（1652），孙撰写了一部《甲申大难录》，记载了李自成攻陷北京之后，明朝官员遭遇死难的事件，由山东济宁州州牧李燮五为之刊行。康熙二年（1663），李为人告发印行纪念亡明的野史《甲申大难录》，且其中对清廷入关措词不恭顺等等，被下大狱。康熙三年（1664）年，孙自己投呈报案，北上京师，后经友人营救始脱。

鼎革后在对待清廷的态度上，傅山的态度又如何呢？崇祯十六年（1643年），傅山受聘于三立书院讲学。未几，李自成起义军进发太原，傅山奉陪老母辗转于平定嘉山。不久，起义军、清军先后攻占北京，明亡。傅山闻讯写下“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为表示对清廷剃发的反抗，他拜寿阳五峰山道士郭静中为师，因身着红色道袍，遂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示决不向清朝屈服。可见，傅山出家并非出自本心，而是藉此作为自己忠君爱国、抗清复明的寄托和掩护

清军入关建都北京之初，全国抗清之潮此伏彼起，气势颇高，傅山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强大，早日北上驱逐清王朝匡复明室，并积极同桂王派来山西的总兵官宋谦联系，密谋策划，积蓄力量，初定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五日从河南武安五汲镇起义，向北发展势力。然而，机事不密，宋谦潜往武安不久，即被清军捕获，并供出了傅山。于是傅山被捕，关押太原府监狱。羁拘期间，傅山矢口否认与宋谦政治上的关系，即便是严刑逼供，也只说宋曾求他医病，遭到拒绝，遂怀恨在心。一年之后，清廷不得傅山口供，遂以“傅山的确诬报，相应释宥”的判语，将他释放。这就是清初有名的朱衣道人案。

傅山出狱后，反清之心不改。大约在顺治十四至十六年间，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势。当确感清室日趋巩固，复明无望时，遂返回太原，隐居于城郊僻壤，自谓侨公，那些“松乔”、“侨黄”的别号就取之于此后，寓意明亡之后，自己已无国无家，只是到处做客罢了。

1655年，傅山出狱，那么是谁让傅山躲过这场大难的呢？据考证，能使傅山化险为夷的关键人物一个是孙奇逢弟子魏一鳌、另一个是孙奇逢的私淑弟子、友人魏裔介。

魏一鳌（1613-1692)字莲陆。河北新安（今安新）人。明崇祯年间举人，顺治二年，魏一鳌任平定知州。傅山时避难于平定，寓张日葵“赵氏山池”。张日葵曾为明大理寺卿，与魏一鳌老师孙奇逢颇有交谊，孙奇逢曾信嘱魏一鳌拜谒张日葵。傅山与魏一鳌相识应在此段时间。魏一鳌到太原任布政使经历，与傅山成为知交。后魏一鳌任忻州知州，傅山曾有信请魏一鳌帮忙处理老家顿村田税之事。后魏一鳌致仕，傅山有《饯莲道兄》十二屏赠之。那么在傅山的朱衣道人案中，他是如何搭救傅山的呢？王余佑《魏海翁传略》中有表述：（魏一鳌）于癸巳岁丁封翁之忧，侨寓平定。值青主遭意外之祸，受刑下狱，昏惑中，夜梦有“魏生”二字，醒告其弟与其子，俱不解。及再审问，官诘其有无证人。青主忽及公，强指以为证。两司传公至。公不顾利害，极以青主之言为然。抚军遂据之密疏以闻。后竟得白以出者，“魏生”之梦始验也。

这段话道出了，在朱衣道人案中，宋谦指控和傅山有联系，而傅山坚决不认，魏一鳌在关键时候作证。王余佑《魏海翁传略》中明言，傅山梦得“魏生”二字，当审案官问有无证人时，傅山想起了魏一鳌，“强指以为证”，王落笔之“强”字，用的极巧妙，又说到“公不顾利害，极以青主之言为然”，这就说明一鳌知道了傅山要以他为证人。魏一鳌于是作证，傅山与宋谦只是医生和患者的关系。

另外一个关键人物魏裔介，河北柏乡人，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顺治三年（1646）进士，五年典试山西，十年迁太常少卿，擢副都御史，时傅山案审于京城，魏正在京，可直接参与案件,正是他上下斡旋，采信了魏一鳌的证词，傅山才得以度过此劫。

由此可见，在对待清廷的态度上，夏峰先生和傅山的态度是一致的。傅山作为名士，交游甚广，交游以北方人最多,除山西人外,又以河北学人最多，在与傅山交往的河北学者中，魏一鳌、魏裔介、王余佑、申涵光等都出自夏峰先生门下。因此，夏峰先生之于傅山，应该是仰慕已久，只是无缘相见。傅山请夏峰先生为母亲写墓志铭，也是魏一鳌所联系。

魏一鳌《与傅青主书》云：卢敖浪游，年年作客。庚子（按为1660年）冬杪归上谷（按为今河北保定市），晤申之（按为王余佑），知老伯母仙逝。五内悲悼，为人子者，应自难堪。维思道兄清风大节，足以显亲扬名。为其母者，可以无憾。惟冀毁不灭性，加餐自珍。兼闻欲求徵君老师作墓志，嘱弟等为之先容，弟于辛丑（按为1661年）夏过苏门，切致仁子孝子之请。老师谓：当世无不知伯淳者，岂以衰年辞？俟备实录，即图命管。晋、卫，一太行之隔，把臂入林，自当有日。道兄岂无意乎？

此信透露了几点信息，一是魏一鳌知傅母逝世，得闻于王余佑，当是傅先告知王，有求孙奇逢写序之意，请魏与王等帮忙为其说介；二是辛丑魏到苏门（今河南省辉县）见孙时，言明傅山之求，且孙慨然应允；三是魏希望傅能亲往苏门与孙面求，不要失之与孙之交臂。

1663年农历四月初四，傅山在侄儿傅仁的陪伴下，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夏峰村。在村人的指点下，他们来到了孙奇逢居住、讲学之所——兼山堂，走进庭院，清幽寂静，只有谈经论道声不绝于耳，在这样的情景下，56岁的傅山与７９岁的孙奇逢见面了。

虽然久仰孙奇逢，但出于对理学家的看法，在见面之前，傅山的心里还是存有一定戒心的。但傅山和夏峰先生见面之后，所有的看法马上消失。《霜红龛集》卷三十九有一则杂记，这样写道：“顷过共城（注：共城即辉县的别称），见孙钟元先生（注：钟元即孙奇逢的字），真诚谦和，令人诸意全消也。其家门雍穆，有礼有法，吾敬之爱之。”

虽然是初次相见，但两位大学者志趣相投，相见恨晚。他们谈学问，谈政治，思想的火花不断碰撞，又不断地融合。一番深谈之后，傅山对孙奇逢有了全新的认识。他认为孙奇逢不同于“一味版拗”的正统理学家，而是主张经世致用。正因如此，他才有了营救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东林党人的义举。

那么，孙奇逢眼里的傅山是怎样的呢？《征君孙先生年谱》，上面记载着：“康熙二年……太原傅青主山过夏峰为其母贞髦君求墓志，先生重其人，随手书与之。”在夏峰先生的《日谱》记载：莲陆、申之为予言青主其人，其诗甚悉，予响之二十年矣，不谓青主亦响予，不远千里过视。信宿言别，信于千余里，二十年相响之意太契也，因占此：平生性命托朋友，老至形衰心更痴。二十年来求识面膜，相逢恨晚愿归迟。可见在夏峰先生心中，对于傅山，有一种强烈相见恨晚、同声相应的感觉。诗中流漏出想让傅山在夏峰多住几天的挽留之意。在老人心中，傅山是知音，是思想和行动方面的同道之人。

正如魏一鳌所言，傅山不远千里拜见孙奇逢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请孙奇逢为他的母亲写墓志铭。傅山母亲以84岁高龄卒于松庄，时在顺治十七年。傅山母亲一生含辛茹苦，是一个见识非凡的老人。作为盖棺论定的墓志铭，该由谁来写呢？傅山对此非常慎重，想来想去，就想到了德高望重的孙奇逢。而孙奇逢呢，因为看重傅山，就爽快地答应了，听完傅山关于母亲的叙述之后，当下就提笔写下了《贞髦君墓志》。现在，这篇墓志铭收藏在《忻州志》、《阳曲志》、《孙奇逢集》中。

这篇墓志文字朴实，但重点突出，思想倾向非常鲜明。文中着重叙述了甲午年，傅山因与河南宋谦联络组织抗清起义事发下狱及出狱前后其母的态度，墓志是这么写的：“甲午，山以蜚语下狱，祸且不测。从山游者佥议申救。贞髦君曰：‘道人儿应有今日事，即死亦分，不必救也’。逾年，山出狱见母，母不甚痛，亦不甚喜，颔之而已。呜呼，此母之达识何如也！”一位母亲面对清廷的暴政，甘愿奉献自己的儿子，她深明大义的形象跃然纸上。孙奇逢在对傅山母亲的赞誉中，表明了他和傅山在政治态度上是一致的。

1663年农历四月初六，傅山告别孙奇逢，两位大师完成了人生唯一一次的相聚，这次相聚，在他们各自的年谱上留下了浓浓一笔。可以想象，当傅山怀揣着这篇墓志铭踏上返程时，他的心一定是充实而快乐的。因为他不光完成了自己的心愿，更重要的是，那位令他景仰的长者成为了他的知音。那时，故国匡复，希望渺茫，傅山将心思转到了钻研学问之中，与许多知名学者来往密切。他和孙奇逢初次相逢，不光交流学问，还表达了政治态度、立场上的默契，以及包容、和谐、求同存异的治学精神，双重的收获怎会不令他二人异常喜悦呢？

这次相见，成就了明清相交之际文化思想界领域的一段佳话，三百多年过去，这段佳话还不时的被人提起、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