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族从哪里来，一直是历史与考古学热议的话题。在考古学还未兴起之前，单从历史学角度看，商人是从东方兴起的，并以此为根据地剪灭了夏王朝的统治。但随着田野考古的兴起，我国的考古学序列建立起来之后，商人『东来说』这个结论却不被考古学支持，一时之间，考古学与历史学产生了强烈的冲突。
正如上文所言，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商人发源地是位于东部的『商丘』，而商丘在商朝建立之前覆盖的『岳石文化』与早商文化『二里岗文化』没有传承关系。相反，来自豫北、冀南的『下七垣文化』却是与二里岗文化一脉相承。这种尴尬的局面，一时让先商文化（商朝建立之前的文化）探索陷入了尴尬的处境。
尴尬的是商丘一带的考古学文化，与商早期二里岗文化并无传承关系
商发源于东方还是北方？文献与考古出现了矛盾，是史书记载出了错误？还是考古学文化序列没有梳理正确？各家观点向来不一，如今争论更加激烈，如：
考古大家邹衡力主二里岗文化是早商文化，且认为南外关、漳河型、辉卫型是先商文化；
赵芝荃先生则认为豫北、冀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可以视为先商文化的代表；
李伯谦先生则通过梳理南关外与二里岗文化的关系，将南关外文化，剔除出了先商文化，并将漳河型、辉卫型统称下七垣文化；
著名学者张光直坚信历史文献记载的正确性，并试图用合理的逻辑来阐释考古学的矛盾；
王震中认为文献中的商族发源地『商』应该是在漳河流域的内黄一带，正好与下七垣文化的范围一致；
在先商文化探索上出现的百家争鸣之态，正反应了先商文化探索的复杂性。在未有考古学重大突破之前，这种局面应该还会长期存在。本文就目前考古学与历史学呈现的『矛盾』局面，探讨一种可能性，供大家参考。
熟悉商朝历史的读者应该了解商朝初期频繁迁都的那段历史，是否也一样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商族是发源于东方的族群，为何会远离自己东部的发祥地，却一直在黄河北、太行山以东的『河内』地区来回迁？最终选择的都城『北蒙』，即殷墟，也是位于河内。这背后，或许有着不为人知的深意。
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
从历史学角度看，商发源于北方比东方合理，因为从三代族群的迁徙史来看，还从未有一个族群跨地理单元，在远离自己发源地的地方建都。
夏族勃兴
五帝末期，当时的部落联盟核心在黄河之北的『河东』地区，而此时一个部族在大河之南的嵩山周边兴起，号称『 有崇氏』，这个部族突出的首领就是大名鼎鼎的『崇伯鲧』和『大禹』。经过鲧、禹两代的积累，有崇氏最终取代『尧舜集团』，建立了夏朝。
从《竹书纪年》的记载来看，以『家天下』为特征的夏朝，它的建立是经过一番斗争的，身为尧舜臣子的大禹，在舜死之后先以『避商均』的名义，南迁到离自己发源地更近的阳城避居，到了大禹的儿子启这一代，更是迁到了阳翟，有夏一代，从阳城、阳翟、斟潯，到原、老丘，最后再到斟潯，这数次迁都，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发祥地嵩山，从未远离。
《国语》：“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 ” 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 ，崇高所近。”
有夏一代迁都范围始终未脱离自己的文化单元『二里头文化』区
从考古上看，夏人迁都也是始终未脱离自己的文化单元『二里头文化』覆盖的区域。从考古学上看，在夏朝建立前后，嵩山周围分布的是中原龙山文化（王湾三期）和二里头文化最可能是夏部族留下的文化。而在远离嵩山的地方，如北边黄河北岸晋南分布的是东下冯类型、再往北是下七垣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北分布的是齐家文化、东方是岳石文化的大本营，每一种考古学文化的背后，都代表着一个族群，从常理上看，夏部族也不太可能脱离自己苦心经营的根据地，迁都到别的势力范围之下。
这种情况，在周族身上也有类似的体现。
周人崛起
周人号称帝喾之后，在夏朝的时候，周先祖『不窋』因为失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从此周人开始了在西部边陲『豳』地长达八百年之久的『筚路蓝缕、抚有蛮夷』的历程。到了『古公亶父』时，周人东迁到了西岐的『周』地，并以此为根据地，开始了扩张之路。到了周文王时期，周人迁到『丰』，到了周武王时迁到『镐』，一直到周人灭商，周族的都城一直在其发源地关中盆地，并以此作为宗族之本，号为宗周。
先周以及西周都城分布除成周外，都位于宗周附近
到周人灭商之后，在东方建立了新的都城『成周』，以此为根基来抚育东方的广大领土，尽管如此，『成王迁洛，犹存宗周』，周人一直没有放弃经营其根基宗周，到了周穆王时期迁『西郑』，周懿王时又迁『犬丘』，直至西周亡于犬戎，周人屡次迁都无论是因为局势还是环境问题，也都是以其发祥地关中为中心，始终未远离。
《资治通鉴》：“昔成王迁洛，犹存宗周；汉迁东都，京兆置尹。”
夏、周两族立国后，其建都的位置始终未远离自己的发祥地，这种现象很容易理解，自己的大本营就相当于『王畿』，畿内是绝对控制区，畿外的领土，按身份地位以及血缘关系的不同而被依次安排距离都城的距离，关系越近，离得也就越近，这类似后世所谓的『五服』，这也是为什么都城的位置不会远离自己发祥地的主要原因，离开五服，就脱离了自己可以掌控的文化单元，就等于离开了自己王业兆兴的根基。
《荀子·正论篇》云：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那么回过头来看商朝，商朝的发祥地在哪里，就一目了然了。按照史书记载，商汤灭夏之后，建都于『亳』地，在商朝的前200多年里迁了五次都，分别是『嚣』、『相』、『邢』，『庇』、『奄』，最终才在『殷』地立足，之后273年不再徙都。
按照夏、周两族的规律，商族的屡次迁都的轨迹，也应该大概率是围绕着自己的发祥地。从商人迁都轨迹来看，商人迁都的轨迹都是以殷墟为中心在进行的，而这个区域，正是司马迁口中『殷人都河内』的河内陆区，巧合的是，河内陆区也是当代考古学中被认为是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的势力范围。
《史记·货殖列传》：“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
从未远离河内陆区的商人
由此可见，商人迁都一直围绕殷墟，从未远离河内陆区，这并不是一种巧合。就像从未远离嵩山和宗周的夏人和周人，不远离自己发祥的大本营，不跨地理和文化单元迁徙，这是符合先秦族群的迁徙规律的。所以笔者也赞同王震中先生的观点，即文献中的商族发源地『商』应该是在漳河流域的内黄一带（河内一代），正好与下七垣文化的范围一致，这中观点是有其合理性的。
考古学展现的结果是最真实的，那是历史记载出现错误了？也未必。若要使得历史文献与考古学冲突有合理的解释，除了张光直先生的『岳石文化』统治者、『下七垣文化』被统治者的阐释外（详见文初的链接），还有另一种可能：
商族早期是类似于半游牧性质的，未在东方留下过多的痕迹，迁到北方后渐渐定居下来。
从历史记载来看，商先祖『相土』就是驯马能手，《诗经·商颂》中“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名句，正是描写相土佐夏，功著于商的事迹。而殷墟发现的战车，说明马已经被驯服并用于战争，则在考古学角度充分证明了商族尤其是商早期是类似于半游牧政权的。这从商人多次迁都『前八后五』，前后累计十三次也可见一斑，其迁都次数至多，不仅在先秦，放眼整个古代史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商族早期是类似于半游牧性质的，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正是由于商族的这种半游牧性质，所以在先商的早期阶段，如契、昭明、相土时期，他们虽然被封在东方（商丘附近），但并没有在当地留下过多的痕迹，迁到河内之后，才改变了半游牧的性质，并渐渐定居下来。从地图上看，商丘周边的东部地区与河内之间就隔一条黄河，在地理单元上看，并没有太大的隔阂，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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