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君主之下，分官与民，民又分士、农、工、商四民。绅士即其中“士”这个特定等级阶层的称谓。明清时代，绅士即指拥有科举头衔生员（秀才）以上的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下层绅士，即许多通过初级考试的生员，包括捐监生及其它一些有较低功名的人；一类是上层绅士，包括有较高功名的如贡生、举人、进士等与拥有官职的人。上层绅士的特权多于下层绅士，有资格担任官职，而下层绅士要当官必须捐纳，或者通过更高级的考试。
古代中国政治存在双重权威，一为王权所代表的政统，一为士大夫所代表的道统。绅士阶层以儒教为自己的信仰，他们对于维护地方风气和社会对于儒教的信仰具有很大的作用。绅士担负着政府与人民中间人的角色，他们一方面帮助官方统治地方，一方面替人民向官方争取权益。同时，在维护地方权益方面、绅士阶层也有重要作用。
一
开封明清时期的绅士阶层
明、清时期开封是河南省省会，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是盛产绅士的地方，也是汇聚绅士的地方。
绅士简单讲就是读书人，并且是有一定身份的读书人。读书人的策源地是学校，哪里学校多，哪里读书人就多，产生出来的绅士阶层也就多。明清时期开封作为省会的祥符县、开封府所在地，既办有县学、府学，也办有一批知名度很高的书院，以及遍布社区的社学、义学与私塾。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河南省新建和恢复的书院有80所，其中开封建书院最早也最多。开封在天顺五年（1461年）率先创办了大梁书院（始名丽泽），后又相继建立玉泉、东城、西亭、南埔、宏文等书院，并且办学成绩斐然，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这方面大梁书院尤其突出，出自此书院的杰出人士诸多：李梦阳，弘志六年（1493年）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历任户部郎中，江西提学副史，在文学上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与王廷相、何景明等并称“前七子”；李濂，正德年间进士，官至山西佥事，有《汴京遗迹志》《嵩渚集》《医史》等大量著作；高拱，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官翰林编修、文渊阁大学士、侍讲学士、吏部尚书等，明代经世致用派代表；沈鲤，嘉靖年间进士，历官检讨、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王惟俭，万历二十二年（1575年）进士，历官潍县知县、兵部职方主事、光禄丞、工部右侍郎；史可法，崇祯六年（1628年）进士，官礼部尚书兼大学士，因守扬州死节，成为著名的民族英雄；周亮工，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官御史，清初历官两淮盐运使、福建左布政使、户部右侍郎、山东青州海防道、江南江安粮道等，工古文词，有秦汉风骨，著名学者。清代河南省属各府、州、县办书院共326所，开封城（含祥符）15所，办学斐然，人才辈出。还以大梁书院为例，名师主教其中，高徒不断涌现，其中培养出的杰出人才有：朱世阶，乾隆十八年（1753年）拔贡生，授职德化教谕，旋迁内黄知县，著名学者，著作等身；李绿园，曾任贵州印江县知县，著《岐路灯》20卷150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王聿修，乾隆元年（1736）举人，官确山县教谕。晚年辞归禹州讲学，《续篡禹州志》《叶县志》《确山县志》等皆出其手；周之琦，嘉庆十三年（1808年）进士，官刑部右侍郎，广西巡抚；吴其浚，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考中状元，授翰林园修撰，后曾官拜侍郎，屡掌文教，后官云南、福建、山西、湖南等省巡抚，其留意各地物产与民生的关系，依据耳闻目见并辑录古籍中有关植物文献，编著《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为中国19世纪一部重要的植物学专著；常茂徕，道光五年（1825年）拔贡，官堰师、登封教谕，著有文集传世。
大梁书院
明清时期开封书院众多，教育发达，培养出了大批生员以上的绅士们，并且每一个时期都处于全省首位。明代河南境内共举行89次科乡试，取中举人约6946人，其中开封市中举者625人；全国共举行88次会试，录取进士24560人，其中河南籍者1690人，而属开封府考中者572人，占全省总数的30%以上，其中属祥符县者138人，均位居全省之首。清代，开封人中举者239人、中进士者138人（道光二十年前78人、二十年后60人），占清代河南进士总数7.7%，居全省各州县之首。
科举考试
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中，开封籍生员取得学衔者众，也就意味着产生的绅士阶层者众。另外，由于开封是省城所在地，是全省最安全、最富有、生活最便利之处。因此，吸引了全省绅士阶层向此汇聚，使得开封成为明清时期全省绅士阶层最集中的地方。
二
开封明清时期绅士阶层的社会作用
中国古代绅士是统治阶级的特权阶层，它包括了具有功名学衔者和代表国家权力的官吏队伍，不少人在外地为官吏，在家乡称乡绅。它所承担的职责包含广泛的社会管理范围，从意识形态的引导到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务的实际管理。绅士作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中间人，一方面帮政府统治地方，一方面帮人民争取利益，在维护地方权益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明清时期的开封绅士所起的主要社会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结社聚众、团练乡勇
绅士与皇权及官吏具有共同的阶级利益，一旦封建统治受到威胁，他们都会挺身而出，在明清开封先后受到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和太平天国起义军围攻时，他们在结社聚众、团练乡勇同起义军作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崇祯十四年至十五年（1641-1642年），李自成起义军三打开封，开封府生员李光壂作为社总都领兵参加了作战：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十日，李自成率起义军攻下洛阳后，立即东来包围了开封城，开封城祥符知县王燮创立社兵，保卫开封，以50人为社，一共84社4200人，置社总五人，李光壂任左所社总与起义军作战；李自成二次打开封时，李光壂又领社兵防守东北城区，还被赐以拔贡，进入上层绅士行列；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时，李光壂升为义勇大社的总巡，他更是尽心竭力与义军作战，守卫住了开封城。清代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北伐途经开封，为渡河北上，佯攻开封，官府号召开封城绅士组织壮丁守城。当时在开封的著名绅士宋继郊、张光弟都办了团练。宋继郊登上西门城楼，协助官军守御。张光弟也登城分守7个昼夜，“因才可大用”，还被保举尝戴花翎。
（二）心系桑梓、维护开封省城地位
明清时期，开封绅士因生于斯，长于斯，学成于斯，对开封有着深厚感情，他们渴望开封富有与安定，对于保护开封的名誉地位也不余遗力。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黄河张家湾段决口，大水直冲开封，当时几近水掠城毁，上下皆议搬迁省会，开封绅士公禀总河，力陈六不可迁：1、详察形势必不可迁；2、较量经费必不可迁；3、审度营制必不可迁；4、文武围场必不可迁；5、劝谕捐输必不可迁；6、体察民心必不可迁。因此六不可道理充足，得到各级认可，保住了开封已延续五六百年的省会城市地位。
（三）为民抒困、赈济灾民
绅士是地方乡里有文化有社会地位之人，一般也多有财力与声望。明清时遇水旱兵灾需要赈济救民时，官府多请绅士出面管理赈务，在痛定思痛居士（常茂徕）所写《汴梁水灾纪畧》中就多有记载：“初五日，绅士张光弟、常茂徕分赴东西赈厂任事。每厂约日放七千余户，粮食俱附近州县采买，设协济厂于西门大街关庙，派委员专司其事”“派绅士郭宝柜、朱锡章赴东乡后台一带查灾”。“延绅士王懿德，总理两赈厂。”王懿德，清代开封西郊乡人，道光元年（1821年）中举，道光三年（1823年）中进士，以主事用分礼部，道光十九年五月授湖北襄阳府知府。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开封水灾时，他因奔父丧在家守孝。危局中，当时的开封知府邹鸣鹤请他出面总理赈厂。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黄河又从中牟县北辛寨决口，洪水流经开封境，王懿德又佐地方当局进行救灾，筑桥梁、挖湮井，为赈灾先捐3000金，后捐钱万缗，还上奏请免祥符田赋及杂税，百姓自发为其立感恩碑，俗称王懿德免粮碑。
（四）举学兴教、培育后生
绅士都是读书有成之人，所以他们对于兴教助学多情有独钟。像清代开封绅士路青云重修河南贡院、督修大梁书院、彝山书院，还捐修学宫、建贤大夫祠等，绅士常茂徕、宋继郊等常年从事教育工作，宋继郊因数上公车不第，就在开封设馆教授生徒，培育后辈。与其相彷的还有晚清住在开封辇子街的郑启抡，道光十二年，郑启抡中举，道光二十年中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未在京师或地方当主管一方的官员，他离开翰林院就回到开封教书培养后人，成绩卓著，其一门出了七举人、三进士、两翰林。
（五）承担工程、建城筑垣
道光年间，汴梁水灾之祸使开封城墙西北隅全圮，西至南关段圮，长六百余丈，怎么修复？开封知府邹鸣鹤还是找缙绅王懿德、张光弟等人商议，捐资修开封城墙。王、张等缙绅士纷纷捐资，成为修城之重要资金来源。清末城建绅士路青云也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知河工、善修防，道光年水灾，使开封“城不没者三版”。当时委派路青云规划防堵大计，经其规划，设计出可行的方案，使黄水未能毁城，城市得到保存和复建，在后来受到的多次围攻中成为坚城。
开封古城墙
中国存在于封建时代的旧派绅士，随着清未科举制度的废除，作为一个阶级走向了没落，但类似的阶层、群体仍在。后来人们把有势力、有名望、有知识或当过一官半职的人，仍看做是城乡地方绅士。除劣绅之外，有不少开明绅士积极参加革命政党、革命队伍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国家、对民族、对地方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现实来看，这样类似的群体依然存在，离退休干部、教师、军人，回乡创业的青年、村官、艺术家、科技人员等都属于这个群体，并且被冠之谓“新乡贤。”在这个群体中存在众多人才，存在着巨大的能量，还有着帮助政府管理社会、发展社会的巨大作用。在开封这个具有深厚乡贤文化的城市，我们应该总结历史经验，结合现实，发现好、利用好这股力量，以期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深化改革、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发挥出他们的作用。(作者系中共开封市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开封省会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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