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学家——董作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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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作宾
董作宾(1895-1963年)，河南省南阳市人，原名作仁，字彦堂，一字雁堂，别署平庐。董作宾1926-1927年执教于河南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前身）文学院，为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
董作宾自幼勤奋好学，初入塾读经史，后入学堂学习。
董作宾像
12岁的时候，董作宾转了个私塾，与比他年长两岁的郭宝钧成为同学，结交为好朋友。后来董作宾到安阳做第一次考古发掘时，在河南省教育厅工作的郭宝钧出面帮他协调地方官员，并与他一起进行发掘，后来也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
因家境贫寒，少年时代的董作宾课余时间常帮助其父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并书写对联、篆刻印章来换取微薄收入，以补家庭生计。21岁时考入南阳县立师范讲习所，以优等成绩毕业留校任教。24岁时游学省府开封，经 同乡名流张嘉谋引荐，进入河南育才馆读书。董作宾毕业后与同学一起创办了《新豫报》，并任该报编校。这时，同乡张嘉谋被选举为国会议员，全家移居北平，1922年，他邀董作宾前往北京。在张嘉谋家，董作宾结识了北大教授、南阳唐河人徐旭生。徐先生是著名的古史专家，几次接触，他发现董作宾天分极高，即请他为自己创办的《猛进》杂志做校对、发行，并请他到自己家辅导儿女功课。经徐旭生介绍，董作宾进入北大旁听，他对沈兼士、钱玄同的文字学课尤感兴趣，用一年时间自修了两位先生所有的课程。 1923年，北大国学门研究所招生，在徐旭生的引荐下，董作宾顺利考取了该所研究生。当时学术界非常重视民间歌谣，蔡元培、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发起征集全国歌谣，并创办《歌谣周刊》。董作宾选择民歌民谣和方言为研究方向，并兼任《歌谣周刊》的编校。
1925年春天，董作宾从北大国学门毕业。那时的大学比较开放，教授们多是在流动中选择岗位。董作宾先是在福建协和大学，1926年执教于河南中州大学、1927年秋去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在广州中山大学期间，他结识了终生知己，时任中山大学教务长的傅斯年(1895-1950年)。傅斯年是“五四”时期著名学生领袖，在英国、德国留学七年，兼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1928年6月，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傅斯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主张“要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以“新问题、新材料、新方法”走向科学之路。同年，傅斯年聘请董作宾为历史语言研究所通信员、编辑员，让他调查洛阳三体石经和安阳殷墟甲骨情况。
1928年8月，董作宾与恩师张嘉谋自南阳启程，先往洛阳调查三体石经，然后经黄河北上安阳，直抵殷墟。殷墟在小屯村里，他们用三块大洋，就买到甲骨小片100多个，也看到有人兜售大块甲骨。他们花钱雇人带路，找到出土甲骨的地方及可以进行发掘的地点。 经过两天的调查，董作宾很快写出了《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由此次调查而知者，为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甲骨既尚有留遗，而近年之出土者又源源不绝，长此以往，关系吾国古代文化至巨之瑰宝，将为无知土人私掘盗卖以尽。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
傅斯年接到董作宾的报告和发掘计划，当即决定由历史语言研究所承担殷墟发掘责任。傅斯年、董作宾动用了蔡元培院长、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河南建设厅长张钫、教育厅长查良钊等各种关系，疏通考古发掘的各种障碍。同年10月开始组织第一次发掘，并由此展开了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时10年之久，先后15次的大规模科学发掘工作。殷墟发掘是我国权威学术单位组织人力第一次独立进行的科学发掘行动，它标志着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古文字学、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兴起，在我国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董作宾不但是殷墟科学发掘工作的重要发起者，而且也是殷墟科学发掘工作的组织者和实践者。在1928年至 1937年对殷墟15次发掘中，他前后一共参与了10次，其中第1次、第5次、第9次是主持人，负责全面工作。第2、3、4、6、7次是重要参加者，第11次、第15次则是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对发掘工作进行巡视。
1928年10月13日至30日，在董作宾主持下进行了殷墟第一次科学发掘。地点在小屯村东北和村中，分三个发掘区万开探坑 40个，发掘总面积约280平方米。共发现甲骨文854片，另有青铜、陶、骨、蚌、玉、石等器物，人和猪、羊等动物的骨架。根据发掘情况，董作宾写出《民国十七年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并精选381片甲骨文题为《新获卜辞写本》，刊载在《安阳发掘报告》1929年第1期上。
第一次发掘就获得丰富的成果，给人以极大鼓舞。董作宾一边认真地总结经验，整理发掘资料，一边积极筹备来年春天的第二次发掘。就在这时著名考古学家李济(1896 -1979年)回国， 李济1918年官费留美，先后攻读心理学和人类学，192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被傅斯年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后长期负责安阳殷墟考古工作，在殷墟考古中成长为大师级学者。李济了解到董作宾在安阳的新发现和已开展的工作情况后，即赶赴开封与董会面。董作宾详细介绍了殷墟的状况和前段自己的工作情况。两人密切合作共同制定了殷墟第二次发掘计划，并做出了董作宾重点研究出土的甲骨文，李负责其他出土遗物的分工决定。董作宾与李济的合作，表明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近代学术方法的进一步结合；这一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表明中国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向的初步完成。
1929年3-5月，在李济主持下董作宾参加了殷墟第二次科学发掘，同时参加的人员还有裴文中、王湘、王庆昌、董光忠等考古学家。地点分别在小屯村北、村中和村南，开探坑43个，面积约280平方米。发掘根据计划开始注意到地层的关系和对灰坑、墓葬等遗迹现象的考查，并着手测绘以小屯为中心的殷墟遗址地形图，于当年秋季第三次发掘时最后完成。这次发掘共发现甲骨文740片，另有陶器、石器、青铜器和陶苑、兽骨等物。
1929年10-12月，董作宾参加了由李济主持的殷墟第三次发掘。地点为小屯村北和西北两处，采用开纵横探沟的方法以了解地层情况。在村北开探沟21条、探坑118个，面积836平方米。 发掘出墓葬24座、灰坑11个。出土甲骨文3012片，还出土有青铜器、石器、骨蚌器、陶器等。陶器中的一些釉陶、白陶尤为珍贵。在村西北还发现6座墓葬及殷代文化堆积。这次发掘的重要发现，是在小屯村北张家18亩地中段发掘了著名的大连坑。在大连坑南段一长方形坑中，发现了四大版刻辞卜甲。董作宾认真研究了这几版卜甲，写出了著名的《大龟四版考释》(《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 1931年6月)，首次提出了“贞人”说，揭开了他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的序幕。
在大连坑西南的一个圆坑中，发现成层的大块牛胛骨、鹿角、牛角、蚌壳和陶片等，还有一个刻辞的鹿头和一个刻辞的牛头。当时董作宾称这个牛头骨为“白麟”，发表了长篇论文《获白麟解》(《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1930年)，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方国喻发表《获白麟质疑》(《师大国学丛刊》第1卷第2期)、唐兰发表《获白兕考》(《史学年报》1932年4期)、裴文中发表《跋董作宾获白麟解》(北京《世界日报》1934年3月18日)，形成了一个讨论热潮。
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广州迁到北京。董作宾担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为史学系讲授“甲骨文字研究”，董去安阳发掘的时候，则由著名甲骨学家唐兰先生代课。除“甲骨文字研究”之外，董还开设“先秦文化史”和“古史新证”等课，使北京大学培养了一批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就是那时北大史学系的学生。
1931年3月至5月，董作宾参加了由李济主持的殷墟第四次发掘。这次发掘增加了新的人员，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1904 -1954年)从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归来，首次参加了殷墟发掘。董作宾少年时的私塾同窗郭宝钧也正式转入研究院史语所，从事专业考古发掘工作。特别是在董作宾的影响和大力支持下，河大史学系著名教授马非百，学生石璋如、刘耀(尹达)、冯进贤、许敬参等人都参加了殷墟发掘的队伍。
1931年11月至12月，董作宾主持了殷墟第五次发掘。参加人员有梁思永、郭宝钧、刘屿霞、马元材、石璋如、刘耀等，地点在小屯和后岗。在小屯村北除原五区外又增开F区，共开探坑93个，发掘面积818乎方米，出土甲骨文381片。1932年的春季和秋季，董作宾又参加了殷墟第六次和第七次发掘，共出土甲骨文30片，另有青铜器、陶器、石器等器物。还发现大片的夯土建筑基址。
1934年3月至5月，董作宾主持了殷墟第九次发掘，参加人员有石璋如、刘耀、李景聘、尹焕章等人，地点在小屯村和侯家庄。小屯北地工作区有D、F两处，开探坑28个，发掘面积约300多平方米，发现版筑基址、灰坑、灶各一处，出土甲骨文441片，另有青铜器、陶器、玉石器等物。在侯家庄南地开探沟120个，面积1271平方米，发现有夯土基址、窖穴和墓葬。出土有甲骨文16片和青铜器、陶器、玉石器等。甲骨文中有“大龟七版”，这是自第三次发掘得到“大龟四版”后的又一重要发现。据此，董作宾写出《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田野考古报告》1936年第1册)。自此，出甲骨文的地点自小屯、后岗外，又增加一处侯家庄南地。
1934年第九次殷墟发掘之后，董作宾把主要精力用在前九次发掘所得甲骨文的整理和研究上，前九次发掘共得甲骨文 6513片。经过墨拓、登记、编号，董作宾从中选出字甲2467片，字骨1399片，计3866片，于1935年编辑完成《殷墟文字甲编》（简称《甲编》）图版部分，并和商务印书馆签订了出版合同。 1937年春，商务印书馆印出《甲编》部分图版样稿，但不久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上海被日军侵占，图书毁于战火，第一次出版失败。1939年又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拟在香港出版，书印出后又因1941年12月日军入侵香港而再一次毁于战火之中。抗日战争胜利后，史语所由四川回迁南京，商务印书馆重返上海，1946年《殷墟文字甲编》出版计划再次付诸实施，经历种种磨难，历时14年，终于在1948年4月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利用科学发掘资料而出版的甲骨文著录书。
从1936年3月至1937年的6月，由郭宝钧、梁思永、石璋如三位先生分别主持了殷墟第13、14和15次发掘。这3次发掘一共发现字甲18307片，字骨98片，总计18405片。这是殷墟发掘以来甲骨文最大的收获，内容非常丰富，在甲骨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其中主要是第十三次发掘在小屯北地YHl27坑出土的一整坑甲骨文。当时在工地清理不方便，就连泥带土运到南京，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作室内发掘。在董作宾领导下，由胡厚宣带着技工关德儒、魏善臣等经过八个月努力方告完成，共清理出甲骨文17096片。
在完成《殷墟文字甲编》编辑出版的同时，董作宾在屈万里、李孝定、张秉权等甲骨学家先后协助下着手编辑《殷墟文字乙编》（简称《乙编》），对殷墟最后三次发掘(第十三次至第十五次)所得甲骨文进行整理著录。《乙编》上、中、下三辑，编排体例与《甲编》相同，共收入甲骨文9105片，分别于1948、1949和1954年出版。后张秉权将《乙编》残碎龟甲缀合，编为《殷虚文字丙编》上、中、下六册（简称《丙编》，分别于1957、1959、1967年出版）。董作宾在序中指出：“《乙编》所收材料，超过《甲编》的四倍以上，出土的坑位简单明晰；内容新颖而且丰富，研究的价值，也远在《甲编》之上”。
《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是从殷墟科学发掘所得 24918片甲骨文资料中精选出来而编成的。这个数字约占殷墟甲骨文总数的近1/4，不仅材料来源广泛，而且有明确的出土编号记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956年6月，台湾艺文印书馆还出版了董作宾编著的《殷墟文字外编》，著录甲骨文464片。拓片分藏家顺序编通号，是选自台湾原历史博物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刘铁云、梁思永、徐旭生、陈中凡、商承祚、严一萍等14家公私所藏甲骨的拓片。
就这样，随着以董作宾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对殷墟发掘工作的展开，甲骨文的考释、研究工作逐步纳入到了科学有序的轨道。从此在中华传统国学领域，又增添了一门既古老而年轻的学问，这就是甲骨学。此正如董作宾先生上世纪60年代所说：“甲骨学成为一种学问，也是新近的事。五十年以前，不但世界上没有甲骨学，连甲骨两字也不曾放在一起过。”
甲骨文的分期断代是甲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学者们准确利用甲骨文资料的前提和保证。早期的甲骨学家首先进行了甲骨文“大时代”的断定，如刘铁云认定了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铁云藏龟·自序》)；罗振玉认定是“夏殷之龟”(《铁云藏龟·序》)，并访知甲骨文确切出土地点是安阳小屯，更确定安阳小屯为晚商都城；王国维则进一步明确甲骨文是“殷代后期从盘庚迁殷至纣辛灭国八世十二王这一段时间的遗物。”
1917年王国维发表《殷卜辞申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开始用卜辞中的“称谓”来判定甲骨文的具体时代。他把新史学观点和方法融人传统的金石考据学之中，因此较乾嘉以来的学者前进了一大步。与王国维同时代的意大利学者明义士也进行了以“称谓”为线索的分期断代研究。他在1928年撰写但未公开发表的《殷墟卜辞·序》中，记载了他对在1924年从小屯村农民手中直接购得的300多片甲骨整理的情况，就有意识的以“称谓”来划分这批甲骨文，将其分为武丁、祖庚、祖甲、康丁、武乙几个不同时代。但他的研究当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同时也因为他缺乏殷墟孝古的实践，因此也难以有更大的进展。这样，真正把考古学方法和理论引人到甲骨学研究领域，并完成系统综合分期断代研究的历史使命，自然就落到了董作宾的肩上。
董作宾很早就考虑到甲骨文的断代问题。他曾经指出：“我们假定殷墟是盘庚之都，到帝乙之世，已有二百余年。这二百余年中间，龟骨的用法，契刻的文字，都应有相当的变迁。至于他们先后的顺序，也只有向地层中寻找了。”
1929年在殷墟第三次科学发掘中，于第四区发掘到著名的大连坑，出土了大龟四版。四版之中原出土编号为3.0.1861 (即《甲编》2122) 的一腹甲上面通版刻写的是卜旬辞，在卜字之下，贞字之上各有一个字，该版上一共有六个不同的字。此类字过去学者众说纷纭，或以为地名，或以为事类，或以为官名，莫衷一是。董作宾经过深人研究，断定此类字是“贞人”名。董作宾在他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中，认为“大龟四版”上共有六个贞人，时间历九个月。六位贞人轮流主持占卜，因而在这九个月中他们都是活在世上的。他们之中“最老的和最少的，相差也不能五十年”， “凡见于同一版上的贞人，他们差不多可以说是同时。”因此，“可以由贞人以定时代。”同时在该文中，他提出了分期断代的八项标准：
一、坑层，二、同出器物，三、贞卜事类，四、所祝帝王，五、贞人，六、文体，七、用字，八、书法。
“贞人”的发现对甲骨文分期断代有着重要意义。1933年，董作宾又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在该文中，他系统提出了进行甲骨文分期断代、整理全部273年甲骨文的新方案，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第一次发掘殷墟时候，那是中华民国17年 (西历1928年)，我就开始注意到小屯村中、村北及恒水南岸各地方出土的甲骨文字，书法、字形、文例都有显著的不同，我就感到这必有时代的先后问题。于是发奋从许多方面研究甲骨卜辞如何可以断代。又经过了四次发掘，到了民国22年(西历1933年)，才找到了断代研究方法”，“这就是应用十个标准，分盘庚到帝辛为五期的研究方法，也简称分期研究法”。董作宾的十项标准是：
一、世系，二、称谓，三、贞人，四、坑位，五、方国，六、人物，七、事类，八、文法，九、字形，十、书体。
依据十项标准，董作宾将甲骨文划分为五期:：
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属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
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属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
闻粟雨斋，渐行渐远！
责任编辑：闫华
责任校对：门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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