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期
孙立忠，现任北京安贞医院院长助理，心脏外科中心主任，北京市大血管疾病诊疗研究中心主任。首创孙氏手术，已成为A型主动脉夹层的标准术式。
这是一个月前写完的文章，一直在等待文中一位患者最后的治疗结果。如今，完全确定，不仅手术成功了，而且他活下来了。
我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几个故事了。
今年7月初，随孙立忠教授的主动脉团队去武汉参加“第三届心脏重症大会”。会议结束的那天，暴雨如注，我们三五人坐在酒吧，轻松地聊着天。
人一放松下来就容易敞开心灵，而心外科大夫一敞开心灵，就会震憾你的心灵，关于生，关于死。
1
每个人承受的压力不同，抗压力的阈值也不同。
孙立忠教授说：“无论做什么工作，一定要学会自己调节，千万不要让过去的事情给自己造成压力，尤其我们心外科大夫，一旦出了问题造成压力无法排解的话，你可能都活不下去。”
记得多年前，孙教授说起80年代他还是小小住院医时，经历的第一个主动脉瘤患者，是和他同龄的一个农村小伙子，没人敢做给他做手术，在病房住了好几个月，两人朝夕相处无话不谈。直到一位国外专家来中国讲学，给他做手术。结果小伙子死在了手术台上，手术室里血流成河，把医生的拖鞋都粘住了。
这个患者曾经让孙立忠对主动脉手术非常绝望，当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去带领摸索这个专业时，他坚决拒绝了。
但对于一位真正的医生来说，悲伤和压力最终会化为动力。他作为学科带头人，二十多年后，不仅把中国的主动脉外科带出了困境，让更多主动脉疾病患者活了下来，而且他首创的“孙氏手术”还使中国的主动脉外科走向了世界。
主动脉外科手术是心血管外科中技术难度最大的手术，一向被称为“血战、夜战、死战”，这个专业的医生经历的死亡，也许是所有外科大夫中最多的。100多年前，一位美国医生感叹：“没有一种疾病如主动脉瘤那样让外科医生蒙羞。”
哪怕是医学发展到今天，主动脉夹层患者得到治疗的仍然不到2%，另外98%的患者根本等不到治疗的机会。主动脉这根人体的“长江”、“黄河”，一旦破裂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患者倾刻间死亡。
主动脉手术因为涉及的重要脏器多，死亡率曾经高达20%以上，一直是棘手的世界性难题。如今，孙立忠教授领军的主动脉团队，把这种手术的死亡率降到了不到4%。
但，患者的死亡，依然是随时横在他们面前的一道坎，他们不仅要承受手术的巨大风险，还要和时间赛跑。急性主动脉夹层一旦发病，如果不及时治疗，每小时死亡率增加1%，2天内死亡率高达50%，一年内几乎全部死亡。
北京安贞医院是全世界最大的主动脉疾病诊疗中心，去年急诊接诊的主动脉疾病患者1200例左右，其中有将400多例来不及做手术就死亡了。
距离那个农村小伙子死亡已经三十多年，作为中国最顶尖的主动脉外科医生，孙立忠教授接手的往往是最复杂、风险最高、难度最大的手术，患者死亡的风险也最高。
（以下内容为孙立忠教授的讲述整理）
我们当外科大夫的，就是一个手术接着一个手术，一个病人接着一个病人，周而复始。
我的患者上手术之前，早上查房，我都会对他说：“一会儿就要进手术室了，你放心，踏踏实实的，我会好好做这个手术，我们一起安安全全下来。”
心外科的患者上手术前，能满地遛达，能和你开玩笑、聊天，思维清晰，求生欲望很强，对给自己的手术医生完全信任。然后我们把他送上了手术台，做了几个小时手术，他死了……
我晚上回到家，半夜会突然惊醒，然后死去的患者早上和我说话时的表情就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无论年轻的、年老的、长得漂亮的、长得丑的。
这么多年，直到现在都是这样，久久无法平静。
外科医生的每一台手术都是非生即死，会面对各种风险，医生从来不敢有丝毫闪失，但依然避不开死亡。
到我现在这样的年资，这样的地位，我做手术死亡的病例不计其数，我都还会这样，可以想像，那些年轻医生面临的压力会有多大？
这么多年来，不管手术是不是我做的，只要是我的科室、我的团队做的，最后都是我来承担责任。这种压力，常常会让我夜里突然惊醒，死去患者生前的样子就出现在脑子里……天亮之后起床，依然还要去面对新病人、上新手术。
2
去武汉开会期间，孙立忠教授牵挂着一个患者——张军（化名）。前几天，孙教授刚给他做完一台大手术，胸腹主动脉替换。
翻看着值班大夫的查房汇报，孙教授感慨万千。
他平静地讲这个故事时，在场的人都落泪了，他反过来安慰我们说：“别哭，这个病人结果不错，他应该能活下来。”
但是，对于他来说，当一个大夫，在和患者讨论病情时，还要讨论那些问题，是一件多痛苦的事。“所以，我们当大夫，不止是纯学术问题，还要有人文关怀。”他说。
（以下内容为孙立忠教授的讲述整理）
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患者，以前在别处做过一次手术，现在要做第二次大手术，找到我了。他们只有22万块钱，如果手术一切顺利，钱勉强还够，稍微有一点波折，术后在ICU多呆一天，钱就不够了。
患者妻子没来，只有80多岁的老父亲陪着来，在我们病房住了3个月，说宁可死在这里也不走。
这个病例，我们科里前前后后讨论了六七次，大家都非常谨慎，顾虑很多，因为手术太复杂了，患者活下来的把握太小了。
最后一次讨论时，我对大家说，我知道你们怕他会下不了手术台，但我们如果不做，他可能一回家就死了，或者活三五个月，最长一年，不可能活得更长了，患者对自己的情况非常清楚，也考虑得很成熟，他前几天找我谈，他说：“我现在有22万元，你给我做手术，如果手术成功我活了，哪怕欠一点钱，我还有机会挣钱还给医院；如果我手术失败了，没活着下手术台，我买的手术意外保险可以赔7万多，我的医药费回去还能报销70%，两项加起来也有22万，留给我爸。这样我死之后，他有一笔钱可以生活和办后事。如果你不给我做这个手术，我们带着这22万回去了，我爸肯定舍不得我死，一定会把钱拿去买药，最终钱一点都留不下来，而我也活不了多久，我爸怎么办？所以，做手术，我就有机会活下来，能多陪我爸几年，照顾他，我可能什么都不能给他，但我能把他先送走，让他入土为安。”
我对同事们说：患者都说这样的话了，他80多岁的老父亲一进我办公室就下跪，求我给他儿子做手术。所以，你们什么都别想了，这个手术，我们做，如果做成了，他给他爸送终；如果做不成，他给他爸留一笔钱。就这么简单。
当一个大夫，在和患者讨论病情时，还要讨论这样的内容，这是一件多痛苦的事。
最后，我们做了。
深低温停循环，全胸腹主动脉替换。手术从早上8点多开始，一直到晚上12点才结束，差不多16个小时。整个过程最困难的时候，血色素只有4点几克，病人已经快不行了。我对医生们说，一定要坚持，这个病人如果做成了，会增加患者的信心，更会增加医生的信心，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我们都会努力去做，而不会轻易放弃。过去有很多这样的病人，我们都只能让他们回去等死。
手术后第三天，值班大夫们给我汇报查房的情况，说这个患者拔管了，各项指标还不错。
其实，等待的那3个月里，我有几次也放弃了，劝他的老父亲别做了，风险太大。直到最后决定要做，为了避免术后因钱的问题耽误抢救，我还和老常（注：常继国，北京康心马凡综合征关爱中心副理事长，是一名马凡综合征患者）商量：关键时候关爱中心要顶上去。
老常也很愿意，尽管作为病友的公益组织，马凡患者关爱中心这么多年资金并不宽裕，但他也很希望能救这个病人。
所以，我们当大夫，不止是纯学术问题，还要有人文关怀。我不仅要尽全力给他做这个手术，让他活下去；还要帮他们算好这笔账，让他能好好活下去，免去后顾之忧。
3
每一位名医，都是从小医生开始，但并不是所有小医生，都能成为名医。这些年，我采访了许多的名医，从他们的成长历程中，我发现，他们虽然不同专业不同性格不同经历，但有很多共同的东西。
共同点之一：绝不放过病人身上的任何一个疑问。
孙立忠教授1983年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之后分配到阜外医院。这次在武汉，他回忆起当他还是个小大夫时，他遇到一个患者，并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后来救了很多人。
（以下内容为孙立忠教授的讲述整理）
当时一个做完心脏瓣膜手术的患者，顺利出院了，在北京路边看人下棋，看到一步好棋，兴奋地抓起棋子大喊“将军”，结果棋子还没落下，突然胸口闷，喘不上气，赶紧送到阜外医院。
医生一听，心脏杂音，当时的检查手段极其有限，请了很多心外科专家来会诊，却都没发现问题。几个小时后，患者死了。
我就想不通，之前的换瓣手术很成功，怎么就会突然死了呢？我一定要搞清楚，于是跑到太平间去看病人尸体。我把他的心脏打开一看，原来是二尖瓣腱索断了，整个瓣膜都脱落了，如果当时及时做手术，这个病人可能还有机会活下来。
我把这个结果向当时的郭加强院长汇报，他十分吃惊并感到非常婉惜。
后来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知道应该怎样处理了。几年后，一个年轻人，开着拖拉机，突然被一块大石头砸到了胸部，剧烈胸痛，送到阜外医院。我一听也是心脏杂音，症状和当初那个患者一模一样，做彩超发现二尖瓣腱索断了，我决定赶紧做手术。
这个年轻人活了。这个病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是20多年前在阜外医院，我依然还是小大夫，但已经可以自己拿主意做事情了。
前段时间安贞医院急诊收了一个车祸患者，也是二尖瓣腱索断了，生命垂危，侯晓彤（注：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危重症中心主任）给装上了ECMO（注：体外膜肺氧合，暂时替代心脏和肺工作，争取治疗时间）暂时维持生命。
侯晓彤来找我，问我怎么办。他说，这个病人用ECMO挺不了多久。我说，我抢救过这种病人，必须马上做手术才有可能救他的命。
这个病人真的很重，术前检查只知道二尖瓣腱索断了，手术把心脏打开后一看，二尖瓣连着室壁的乳头肌一起整个撕下来，室壁变得非常薄，如果不赶紧手术，ECMO一撤，随时死亡。
手术后，病人活了。
4
这篇文章写完后放了一个月，一直等张军的治疗结果。
我从未对一位陌生人的生死如此牵挂，他第二次插管了、第二次拔管了、出ICU了、一直未露面的妻子来了……由于伤口感染一直难以愈合，科里的医生告诉我，孙立忠主任为了救他，还自己给他垫钱。这段时间，我反复问他的主管医生“他能活吗？”
他活了！
我知道，为了让他活下去，孙立忠教授和整个医护团队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记得，国外曾有一个“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投票，第二名是，给病人治好了病后目送病人远去的医生。
是的，医生会因救活一位患者而产生巨大的成就感、幸福感；但是，也会因为倾尽全力仍然无法阻止患者死亡，而产生巨大的无力感、挫折感。这两种感受如影随行，日复一日。
对心外科大夫来说，幸福感和挫败感，常常只是一台手术的距离，几小时，非生即死。
孙立忠教授说：“当心外科大夫这么多年，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心血管外科医生的生死观和常人不同，不能光看手术死亡率，不能光盯着做手术的结果，还要看不做手术会有什么改变。”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医生，但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患者。
因为种种现实原因，中国的医生要面对许多非医疗本身的问题。尽管现实中的确有一些令人失望的医生，但我相信大多数医生还是恪守自己的职业本份，为生命全力以赴。
对于当医生来说，不止是纯学术问题，还要有人文关怀。
而我们作为普通人，尊重和善待这些恪守本份的医生，是我们的人文关怀。
生命如此不易，愿，每一位心外科医生都被温柔以待。
戴戴
在我看来，真正的医学，有着科学的光彩，更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前者让我好奇，后者则让我深爱。
然而，在如今的医疗环境里，每一个人都感到不舒服，无论是患方，还是医方。曾经我以为，制度不改，则医患矛盾无解。
但当我采访了一位又一位名医，亲身感受他们诊室的和谐，与患者交流的通透，帮助与被帮助之间的感恩，我明白，任何问题都是有解的。
对于疾病，病人与医生的视角天然是不同的，美国女哲学家图姆斯在以自身罹病经历写下《病患的意义》一书中说道：“大夫，您只是在观察，而我是在体验。”
因此，美国著名医学家、人文主义者奥斯勒指出，作为医生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在看病人时，应当坐下来，哪怕只是30秒钟，病人会因此放松，更容易交流思想，至少感到医生愿意花时间对他的病有兴趣。这是医生的基本哲学。
任何时代的医生，运用的医疗技术永远在进步在改变，永恒不变的是对人的关怀。如果没有了这个不变的出发点，一切医疗行为都是盲目的。
“名医人文观”，贯穿我近几年每一位人物采访的始终，我希望在记录这个时代的这些医生在专业领域的努力和贡献的同时，更记录他们对医学人文的理解和实践。
看到并承认人文关怀在我国医疗中的缺乏，本身就是一种人文，我相信，这只是社会变革必经的过程和代价，在医学的反思中，她终将回归——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医患问题的唯一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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