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以来，中国博士生规模迅速膨胀3倍，仅2008一年就颁发了43759个博士学位，数量与美国相当，而质量却遭到了越来越多诟病。
中国的博士教育似乎已成一架庞大的“文凭贩卖机”。
在许多学校，尤其是工科院系，一些在学术上不负责任的导师变身“老板”，就像开了家小公司，每年雇用一批博士生，给学生的补助就像发工资，“学生可能只是导师的棋子，每年给很少的钱，把文凭卖给你，而你则付出自己的青春。”吴安平感慨。
另一所211高校的博士生张峰也有类似感受。张的导师整天忙于各种基金、项目的申请，在学术上与学生的交流不多，即使有交流，也多是他关注的产业化项目——这类课题的经济效益显著。
至于博士生比较关心的基础研究，导师兴趣不大，“更有甚者，要发表文章了，找导师修改，导师一句话把你噎住：你什么时候做的这些东西？”张峰说。
导师与博士生之间的“师徒关系”异化为“雇佣关系”早已不新鲜。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博导王永成曾被9名博士生“炒鱿鱼”，起因是他要求学生长时间为其开公司做项目，疏于对学生的指导，且只支付极低的报酬。
“看看学校多的二线城市，如武汉、西安、南京，教授们开了公司疯狂赚钱，车一个比一个好，房子一个比一个多。”有博士抱怨说。
更有人用“包身工”来形容这种不平等的、剥削感强烈的雇佣关系。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的作者周光礼认为，在学生师承一人的指导制度下，学生的培养质量极大程度依赖于导师个人的学术造诣和学术道德。
在周光礼的调查中，有被“雇佣”的学生抱怨说：“我做了很多项目，出了很多差，跟工作有啥区别？还不如出去工作。”
“论文校园代理”与“文凭贩卖机”
选导师是读博过程的第一轮赌博，做科研则是另一轮。
由于各校均将发表学术论文作为博士毕业的必要条件之一，从选题开始，博士们就要“押宝”：什么研究方向容易发论文。
理工科博士在毕业前需要在国际期刊发表SCI论文，但一些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想要发SCI并不容易。张峰说，无奈之下，一些学生只能改变研究方向，往容易发论文方向靠，最后导致毕业论文成了“四不像”。
为了发论文而篡改实验数据的现象则更普遍，“虽然实验要求重复性，但很少有人真的会去重复核实，往往会将结果改得漂亮些。”张峰说。
发论文几乎是整个博士生涯中最重要的压力，而在导师缺乏学术指导，各实验室科研条件又参差不齐的境况下，何时能出成果，没人心里有底。曾有一个月，张峰每天在实验室忙碌到12点才回寝室，直到凌晨两三点都睡不着，极度焦虑。
由于文科博士的论文一般要求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因此难度小了很多，但却掺了许多杂质。就读于华北地区一所大学的文科博士生许嘉即将完成学校规定的3篇论文，但却要支付一万多元“版面费”。
交钱发论文已成公开的秘密。博士生对发论文的需求旺盛，而杂志社也自负盈亏，急需寻求经济来源，于是便孕育出了搭桥牵线的特殊中介——“校园代理”。有不少博士生在课余从事此行当，以此赚取生活费。
一般而言，国家级核心期刊的一篇论文版面费为三四千元，而代理能从中赚取约10%。为了凑成生意，代理需要在校园张贴广告，一旦广为人知，客源便不是问题。而代理所能联系的期刊也五花八门，“只要有钱，再难的事都好办。”一位曾经从事代理的学生说。
许嘉说，学校对发文的数量要求太多了。“博士三年，写出一篇高质量的文章还行，但要发三篇，就肯定要凑合注水了。”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博士教育似乎已成一架庞大的“文凭贩卖机”。据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考证，目前中国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有365所，而拥有世界最好和最多研究型大学的美国，只有253所。
然而，正是这区区253所博士授予高校，成为了美国的“人才收割机”，源源不断地从全世界吸引人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中国“收割”。
没尊严地活着
对于年龄普遍超过25岁的博士生而言，最大的赌博莫过于今日的付出与明日的收获是否成正比。
每月289元，这是许嘉读博期间的补助。由于所在的大学并不在211之列，因此博士补助标准仍停留在上世纪水准。于今日的消费水平而言，杯水车薪。
由于近年来新增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大多集中在非211省属地方高校，因此，“收入不及低保户”的博士也越来越多。
即使是在2009年9月之后提升了补助标准的211院校，博士生每月生活费也不过千余元，这与直接工作的同学比起来，简直天壤之别。“同学聚会时，最囊中羞涩的必定是还在读博的，久而久之，我开始逃避这种聚会。”有博士在论坛上说。
即将“奔三”的许嘉不好意思再向父母伸手，为了维持生活，他不得不在双休日去培训机构带课。对于未曾迈出过校门的博士生来说，辛苦一月之后收入接近2000元已相当不错。
更窘迫的是以“朝九晚十二”的作息时间泡在实验室的理工科学生。为做实验，张峰曾连续两周没迈出校门半步，更别提花时间挣外快，“先把博士的胃养起来才能搞科研。”他深有感触地说。
在一家非211高校理工科读博的林建民，每月从学校领取两百多元补助，再靠给导师做项目得四百元辛苦钱，但收入还是远远赶不上所在的沿海城市飞涨的物价。他曾靠做翻译、代写论文赚过一些零花钱，但不久就因实验室工作太忙而放弃了。
自博士入学后，林建民就没谈过恋爱，他甚至主动放弃了几次机会。“如果我18岁，我可以和女朋友一起吃路边摊，给她买很廉价的礼物，也许还很浪漫；但我已经28岁了，如果再请她吃路边小店的拉面，给她买几十块钱的首饰，就算她不嫌弃，我自己也会颜面全无。”
林建民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博士同学生活得没尊严，连去电影院看一场3D《阿凡达》都要做很久思想斗争。每月初，许多人都会一遍遍地查银行卡，看那笔少得可怜的补助是否到账。有时，到账时间晚了一两天，学校BBS的博士版面上就会出现许多询问帖，生怕学校漏发了那两百多块钱。
在华南地区一所大学读博的胡阳已经成家，入学时孩子才七岁，但他不得不离开远在北方的妻儿，过着每天往返于图书馆、寝室、食堂的单调生活。
而更残酷的现实是：中国的博士数量已跃居世界首位，学位含金量在不断下降，高校教职也已趋于饱和，越来越多的博士放弃科研之路，转投政府、企业，“可能若干年之后，就没有学校愿意要本土博士了，或许都是清一色海归了。”吴安平悲观地预测。
只有聪明、勤奋且运气好的人才能从这场耗时3到8年的“赌博”中胜出。
读博前，叶明对自己的未来有美妙的憧憬；而六年后，他觉得自己收获的仅是“不名一文的学位，消逝的青春年华和被扭曲的心态”。
吴安平也认为，如果重新来过，他不会选择读博。现在，他也不愿意涉足学术圈，“这个圈子已变味”。
刚入学时，吴安平也曾希望毕业后当老师，但他慢慢意识到，在此环境下当老师只能误人子弟，自己很难独善其身，“你只能延续这种培养模式，就算你自己不想做，你看看周围，也会问自己：怎么就你融不进那个圈子？”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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