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琳仪在《听簋小笺》中考证商代青铜器听簋的铭文'就逦'可读作'就列'，而何氏指出此处商代金文就逦与周代金文即位(即立)为宗庙仪礼中性质相同的专用术语。
'即立'在周代青铜器铭文中是一个常见的词汇。如元年师兑簋铭文中有'惟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周，各康庙，即立。'又如谏簋铭文中有'惟五年三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师录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司马共右谏入门立中廷。' 根据刘雨《近出殷周金文综述》等资料辑录的西周青铜器金文出现'即立'的情况，可明显看出西周金文'即立'有一定的格式。 最典型的是四十二年逑鼎的铭文，相关部分为:'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穆宫。旦，王各大室，即立'。本句可分为若干部分，第一部分是时间，本句中为'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有纪年有纪月有月相有纪日。第二部分是'王'在某宫庙，本句为'王在周康穆宫'。第三部分是王'格'大室而即立，'格'字有的学者释读为'各'字，《尔雅》'格，至也'。本器金文第三部分为'旦王各大室即立'。用现代汉语说这个'即立'的格式的话，就是某年月日，周王在某宫庙，清晨周王来到大室，即立。在'即立'之后，金文就会记录在场的王臣以及周王的册命或赏赐等。前述二十余篇出现'即立'的金文，都严格地遵守这个格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二十余个'即位'格式句的第一部分时间的纪年，有'元年'有'十又一年' 有'卅年(三十年)'有'卌又二年(四十二年)'等，可见当时的'即立'并不一定在纪年元年。
总结上一段，西周金文的'即立'，是周王就其位的意思，这是在周王行使天子权力的仪式性行为，并未有后世的初登君主之位的意思。
《春秋》记载的君主即位关于诸侯的'即位'，杨伯峻指出，先秦古籍中的'即位'一词，原来皆写作'即立'。据钱大昕考证，《春秋》和《春秋左氏传》的通行本'即立'都改作'即位'是魏晋经学家所为。
《春秋》这部编年史记载了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十二位鲁侯在位时代的大事。《春秋》在这十二位鲁侯中的七位的元年记载了'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一次记载鲁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而在鲁隐公、鲁庄公、鲁闵公以及鲁僖公四公的元年，《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公即位'。而在前述这八次'公即位'之外，《春秋》再没有'即位'一词的出现。对《春秋》的书'公即位'现象自古以来有很多讨论。根据上述特点，杜预认为《春秋》的'公即位'是记录新君的即位之仪式，孔颖达等人赞成此说。杜预和孔颖达以此观点解释四公缺书即位的原因。《左传》解释鲁隐公缺书即位是'摄也'，杜预认为其'假摄君政，不修即位之礼'。鲁庄公缺书即位，《左传》解释为'文姜出故也'，杜预认为鲁庄公因此不行即位之礼。鲁闵公缺书即位，《左传》解释为'乱故也'，杜预分析为'国乱不得成礼'。鲁僖公缺书即位，《左传》解释'公出故也'，杜预认为'即位之礼有阙'。
有必要讨论《春秋》书'即位'的含义，初步分析可得出以下特征。第一，《春秋》的八次'公即位'记载，时间七次在'元年春王正月'，也就是鲁国新君纪年的第一年春天一月。例外是《春秋·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上一年去世的鲁昭公)之丧至自干侯。戊辰，公(鲁定公)即位。'鲁定公的六月即位是一次特殊情况。可以看出'公即位'与新君纪年有一种密切的关系，即新君纪年的开始与'公即位'在时间上是同时的。第二，《春秋》缺书'公即位'的四位鲁侯，《春秋》的纪年以其纪年。例如鲁隐公的即位缺书，但《春秋经》在其在位时期仍以'隐公某年'的方式纪年。第三，《春秋》记载的新君'即位'时间不是确立新君或新君实际开始执政的时间。旧君薨逝，新君确定，并在当年实际执政。但要到翌年也就是以新君纪年的第一年正月'即位'。第四，《春秋》书鲁侯的'即位'，不受旧君是否安葬的限制。例如鲁僖公于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逝世。半个多月过后新年正月，鲁文公'即位'，当年纪年为文公元年。文公元年四月，鲁僖公葬礼。
《春秋左氏传》记载的君主即位《春秋左氏传》的编纂成书较晚，而《春秋》所据的鲁史原文年代较早，因此即位在《左传》中的用法不是指新君在新年的改元即位，而新君在旧君去世后被确立新君身份的程序称为'即位'。例如《春秋·隐公四年》记载'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当年卫国公子州吁弑卫桓公，自立为君，卫人杀州吁。在此次动乱后，卫国人立公子晋为君。同样的事件左传记载为'冬十有二月宣公(公子晋)即位'。此'即位'的意思就是新君执政，而非即位改元之礼。孔颖达显然认为《左传》此处即位仍可以即位改元之礼来解释，孔颖达说'贼讨乃立，自继前君，故不待逾年(即位)也。'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卫宣公继承卫桓公，然而卫桓公是当年被弑，当年是卫桓公十六年，卫宣公依礼不能在当年行即位改元之礼。类似的例子很多，如《左传·文公十四年》记载'夏五月，(齐)昭公卒，(其太子)舍即位。'又如《春秋·庄公六年》记载'夏，六月，卫侯朔入于卫。'出奔数年的卫惠公再入卫国执政。同年《左传》记载'夏，卫侯入，放公子黔牟(卫惠公于鲁桓公十六年出奔后，被确立的卫侯黔牟)于周，放宁跪于秦，杀左公子泄、右公子职，乃即位。'此处的'即位'只能理解为重新行国君之政治，与即位改元之礼无关。《左传》这类'某即位'的用法可与'某立'的意思等同，如前所述'位'的古字就写作'立'。如《左传·桓公十二年》 :'秋九月丁亥，(郑)昭公奔卫。已亥，厉公立。'又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九月，晋惠公卒，怀公立。'《左传》这类的'某即位'或'某立'可以说是'不可一日无君'意义上的新君确立，与《春秋》所记载的即位改元之礼不同。
又见《春秋·定公元年》记载:'夏，六月，癸亥，公(去年去世的鲁昭公)之丧至自干侯。戊辰，公(鲁定公)即位。'此例是《春秋》记载鲁国新君即位在时间上的一个特例，《春秋经》记载的其他七次鲁君即位时间都在旧君去世的下一年的正月。关于这次特例，杜预和孔颖达引《礼记·王制》指出此处记载的'公即位'与旧君丧礼中的'殡'有关。《礼记·王制》载:'天子七日而殡，诸侯五日而殡'。杜预和孔颖达因此认为定公于殡迄而即位。杨伯峻更指出殡迄即位是西周以来的古礼，《尚书·顾命》记载的周成王死到周康王即位，除去死日当天，正是七日。而从昭公之丧至鲁到鲁定公的'即位'有六日，除去丧至的当日，正有五日。鲁昭公已经于去年去世，但于新年改元之时，鲁昭公之丧尚不在国都，即位改元之礼无法完备。因此新年正月改元之时《春秋》不书即位。而鲁昭公之丧至，国君身份继承程序的礼节得以齐备，因此《春秋》记载了这次殡迄即位。
《春秋》记载的鲁君即位只鲁定公一次不是在正月，而《左传》对'即位'这个词的用法，在时间上和改元已经无关，应该都是指类似上例鲁定公那样的五日殡迄即位。《春秋》与《左传》在'即位'这词的不同用法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春秋·隐公四年》的记载'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而《左传》对相同事件的记载为'冬，十二月，(卫)宣公(即公子晋)即位。'《春秋》书'立晋'，表示新君确立的人选是公子晋，不是记载一个继承程序。而《左传》的记载直接书'宣公即位'，'即位'在此是复述经文的记载，看不出有继续特定程序的意思。又见《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子般即位，次于党氏。'
《左传》这些记载都没明确的记日，不能确定为记录殡迄而即位的仪式。如果认定这些即位记载就是确立新君人选的意思，那是可以说得通的。《左传·文公十四年》:'齐人定懿公，使来告难，故书以九月。'《左传》解释在七月齐国公子商人(即齐懿公)弑君自立之后，九月齐人终于定其国君之位。齐国来告旧君去世新君即位的使节九月到达鲁国，因此《春秋》书'九月，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可见确立新君人选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性程序，齐懿公在被国人确立为君之后，其国君权力才能正常行使，因此通告诸侯的使节才能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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