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仙洲，原名守瀛，别字仙洲，1894年出生于山东省长清县。
据说，当时李仙洲出生时，村里一位小有名气的算命先生就对他父亲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出将入相，光宗耀祖。
孰知，李仙洲果然闯出了名堂，不仅在长清县，在山东，就是在整个中国都有了名气。
李仙洲在9岁时就在父亲的安排下学习四书、五经。1908年，李仙洲14岁了，他在父母的安排下娶了长他8岁的崔效淑。3年后，李仙洲喜得麟儿，取名为德甲。
婚后，李仙洲继续读私塾，19岁时李仙洲考入了县立单级教授养成所学习，毕业后做了两年的县立高等小学教员。
后来，李仙洲又考入济南镇守使马良举办的武术传习所，三年学习期满后，又做了小学教员。
小学教员的生活稳定平静，但时间久了也无聊.年届30岁的李仙洲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又不知道从何做起。
这时，儿时好友、时任青岛胶州中学校长的孟民言给了李仙洲偌大的启发。
1924年，一个阳光明媚、春风和煦的日子，孟民言突然找到李仙洲对他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了一所黄埔军官学校，如果你愿意投考，我可以代为介绍。”
李仙洲苦闷、彷徨的心豁然开朗，他觉得他找了许久的出路就摆在眼前。没过多久，经王乐平、孟民言介绍，李仙洲加入了国民党。
后来，在二人的保荐下，李仙洲远赴上海参加考试。结果，李仙洲终于如愿考中，与李玉堂、李延年、王叔铭等人一同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
王叔铭
成为黄埔生，是李仙洲梦寐以求的，这是他扬名的起点，也是他曲折跌宕一生的转折点。
1924年5月，已经30岁的李仙洲转赴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学习。他在同学中年龄最大，个头也最高，还做了父亲，因此，同学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大哥”。
半年后，李仙洲从黄埔军校毕业，成为黄埔军校教导团的一名普通排长。
1925年，李仙洲率黄埔军校教导团的士兵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这是黄埔学生的初试啼声，也是李仙洲军旅生涯的起点。在这一年夏天，李仙洲升任第七连连长。
此后，李仙洲扶摇直上，先后出任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四团一营营长、第一集团军第一军教导团上校团长。
他先后参加了东征、北伐、第二期“北伐”，为国民革命的胜利进军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9年以后，李仙洲升任旅长后，先后参加了规模甚大的中原大战，以及“围剿”鄂豫皖苏区的战争，至此，李仙洲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干将和主要助手。
李仙洲之所以能够一路升迁，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自身功夫硬，在战场上能够骁勇作战，严格要求自己，洁身自好，不沾染嫖赌恶习。
但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得益于第一期黄埔生的出身，是蒋介石的嫡系军队。
在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失败后，1933年，李仙洲又被调往江西“围剿”红军。在此期间，在李仙洲和蒋介石之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到底是怎样的一件事呢？
原来，在李仙洲到达江西不久后，蒋介石也到达了抚州。为了部署“剿共”事宜，蒋介石召见了李仙洲。
一阵寒暄后，蒋介石便开口问道：“如果让你到第二十一师做副师长，你愿意不愿意？”
李仙洲知道第二十一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它原是胶东军阀刘珍年的部队。
刘珍年
而刘珍年先后是军阀李景林和张宗昌的部将，后来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不久，又被缩编为第二十一师。
照此看来，这支部队的命运未来怎样可以想象得到。他想到与其到一个人生地也不熟的杂牌军队当副师长，不如在嫡系部队中当一个旅长。
但他又不便直接表明自己的心迹，便淡淡地回话道：“我愿意当旅长在前线打仗，不愿当副师长蹲在后方。”
蒋介石很气恼李仙洲没有领会他的意思，便有些生气地说道：“第二十一师的官兵都是你们北方人，兵员充实，设备也不差，这支部队很不错，你去吧？”
李仙洲不知道蒋介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这是在试探他，还是真正想让他去当副师长呢？他低头不语。
蒋介石见李仙洲默不作声，便讲道：“我不勉强你，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再给我答复。”
李仙洲悻悻地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他苦思冥想了一夜，才知道了蒋介石的“良苦用心”。原来，蒋介石是在创造条件彻底吞并这支部队。
第二天一大早，李仙洲就来拜见蒋介石。见面后，蒋介石开门见山道：“你考虑了一夜，现在结果如何？”
李仙洲立即站起来，“啪”地行了个军礼，说道：“仙洲承蒙校长大力栽培，怎敢辜负校长厚望。”
蒋介石听罢大喜，立即颁发了任命状，并特批每月300元的特别军费，专门用于拉拢第二十一师官兵。
李仙洲没有辜负蒋介石的厚望，没过多久就架空了代理师长梁立柱，基本上掌握了该师的权力，他也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十一师师长，这支杂牌队伍也就成了蒋介石的嫡系。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十分重用和赏识李仙洲，而李仙洲也为蒋介石四处奔走，效犬马之劳。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仙洲率部奔赴华北战场，增援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先后参加了南口会战、忻口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等规模较大的战役。
在忻口会战中，李仙洲九死一生，当时他以师长之身在前线指挥，被日军狙击手打穿胸部，士兵们冒死把他从阵地上抬下来抢救。
事实证明，李仙洲确实命大，日军一枪打来，他恰好在呼气，肺叶萎缩，子弹从两叶肺之间穿过，所以伤得不重，倘若是吸气的时候中弹，李仙洲可能真的就命丧九泉了。
1938年，李仙洲升任第九十二军中将军长，在鄂西北、皖北一代阻击日军，同时，所部还与皖北新四军彭雪枫部发生了武装摩擦，进攻新四军根据地。
抗日战争后期，蒋介石为了增强国民党在山东与共产党较量的力量，决定派李仙洲入山东，并任命他为第九十二军军长兼鲁西挺进总指挥、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李仙洲入鲁后，置抗日大局于不顾，一再进攻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八路军被迫自卫反击，李部减员严重，弹药消耗殆尽，不得不撤出了山东。
1946年，李仙洲被任命为徐州绥靖公署济南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司令官是他黄埔第三期“学弟”——王耀武。
1947年2月间，蒋介石岀动了30余万的兵力，分南北两路夹击在鲁南的华北人民解放军。
司令官王耀武命令李仙洲以前线总指挥的身份，指挥三个军的兵力，由胶济铁路以南的淄川、博山地区南下进驻新泰、莱芜，策应向临沂进犯的部队，南北夹击解放军。
而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的指挥下，主动放弃临沂，迅速北上莱芜地区，准备围歼李仙洲集团。得知这一情报的王耀武命李仙洲北经吐丝口向胶济铁路转进。
孰知，本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却主张将突围时间往后推迟一天。
其实他当时心里想的是：如果按照李仙洲的部署进行突围，官兵们是很有可能逃出华东野战军的包围的。
那样，华东共军围歼李仙洲集团的努力也就前功尽弃了，所以，他才提出这个缓兵之计。
而李仙洲对韩练成的想法全然不知道，他只想到的是要突围北撤，不得不借助韩练成这支全副美械装备的“钢军”，于是便也同意了韩练成的北撤方案。
孰知，此时陈毅和粟裕早已控制了李仙洲北撤必经的吐丝口，他们正张开大网，等待李仙洲成为“瓮中之鳖”。
李仙洲率领七个师五万大军迈进了解放军张开的“口袋”，早已埋伏在吐丝口两侧高地的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了猛烈攻击。
眼看大势已去，军人的本能使李仙洲当机立断，他迅速换上了一件普通兵士的衣服，在卫士的保护下，开始了逃亡……
年过半百的李仙洲跑得气喘吁吁，途中几经昏厥，最后还是一个好心的士兵搀扶着他继续北行。但是内在的气质还是出卖了他，他被解放军俘虏了，那是1947年2月23日。
莱芜战役是中国内战史上的空前盛举，极大地扭转了国内政治形势，加速了共产党战略反攻的到来。
据李仙洲后来回忆，这次战役他本想将北来的解放军全部歼灭，至少也要歼灭其大半。
结果适得其反，国民党的七个师全部被歼，高级军官中除第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生死不明，第七十七师师长田君健被击毙，第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铎逃回济南外，其余全部被俘。
令他困惑的是，为什么他的精锐之师会在几个小时内丢个精光？
在荒凉贫瘠的沂蒙山区，李仙洲被安置到一间普通的农舍居住。他在反思着七个军溃败的原因，也在分析着军长韩练成的去向。
“军座，您受惊了！”一句响亮的声音打断了李仙洲飞扬的思绪。来人正是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陈锐霆。他曾经是李仙洲最信任的团长，结果却投奔了新四军！
看着这个昔日的“叛逆”，如今成了解放军的纵队司令，却还来看自己这个俘虏，称呼自己一声“军座”，李仙洲心中不免感慨万千，他高度戒备的心开始松弛下来。
陈锐霆仔细察看了李仙洲的伤势，并叫来了俘虏管理人员，指示他：“尽快把李副司令送到联络部门疗伤。”
说完，他见李仙洲打了一个哆嗦，便把身上穿的毛线衣脱下来，双手递给了李仙洲，说：“前线的条件，军座是知道的，请多包涵！”
一股暖意顿时涌上了李仙洲的心头！他看着昔日的爱将，竟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陈锐霆和毛泽东
在陈锐霆的关心下，李仙洲被送到了华东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疗伤。管理部门考虑到李仙洲的伤势和情绪，便安排年轻机灵，又有经验的郑瑞兰给李仙洲疗伤。
郑瑞兰原来在广东的东江纵队工作，刚刚调来山东，对于上级安排的“重大政治任务”，她不敢懈怠，特意取出了自己从广东带来的当时最好的治伤药和医疗器械。
初次见到李仙洲，着实令郑瑞兰印象深刻。他身材胖胖的、脸白白的，虽然一副落寞颓废样，但内在的威严仍然让她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敬畏。
思绪片刻飞扬后，郑瑞兰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她熟练地从药箱中取出了消毒器械，认真查验了李仙洲的伤口，并迅速包扎好，让他服了止疼药。
李仙洲不信任地观察着眼前的医生，这个小姑娘是医生吗？她看来还很年轻，像十七八岁的样子，这么小怎么能治好自己的病？
但李仙洲也知道自己没有权利要求换医生，更何况这里条件艰苦，能有医生治疗已经很不错了。
他想多了解一点自己的伤势，便问道：“我的伤势严重吗？有没有危险？”
郑瑞兰一边包扎一边回他的话：“不重。我用探针做了检查。子弹的出口很小，我估计是日本的三八式打的，幸亏没有伤及骨头。”
李仙洲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他知道，眼前的这个姑娘虽然年轻，但她护理经验丰富，竟知道自己的伤是日本三八式打的。
于是，他接着问道：“我会残废吗？”
没想到小姑娘很自信地讲道：“肯定不会，只要好好治疗，很快就会好的，你是轻伤，不要紧的，尽管放心好了。”
三八式步枪
看着小姑娘认真护理的态度，听着她自信的话语，李仙洲心里想：这个姑娘完全没有把自己当做战俘来看，这和他以前听到的共产党是洪水猛兽的话可是截然不同啊！
这时，俘管人员进来送饭了，是香喷喷的肉丝面。李仙洲对郑瑞兰说：“小姑娘，您辛苦这么久了，一定饿了吧，快点吃些面。”
郑瑞兰淡淡一笑，对李仙洲讲道：“谢谢你，我已经吃过了。”其实，她是饿着肚子来给李仙洲治病的。
李仙洲想了解解放军平常的伙食，就顺口问道：“你们平常也吃这样的面条吗？”
郑瑞兰点点头，说：“我们也常常吃这样的面条。”说完，她的脸泛出了一丝红晕，李仙洲知道她说了谎，心想这是一个多么善良的姑娘啊！
包扎完伤口，郑瑞兰起身告辞，李仙洲再三地向她表示感谢，并要站起来送她出门。
没想到，郑瑞芳坚决阻止了李仙洲并对他讲道：“你负了伤，行动不便，好好休息，千万别站起来！”
李仙洲望着小姑娘远去的背影，感慨道：“她在花一样的年龄，没有在家人身旁，却给一个战俘在治病！”
此后，郑瑞兰几乎天天为李仙洲换药，在她的精心护理下，李仙洲的病情一天天地好转起来。
他也没有想到，这个为自己治伤的小医生，后来竟成为自己时常挂念的人。
他常常想要不是这个小姑娘的精心治疗，他的腿不会好得那样快，也不会这么彻底，说不定还会落下个残疾！
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李仙洲从黄崇武（黄维的连襟）那里得到了当年小姑娘的消息。
黄崇武（左三）
原来，这个小医生叫郑瑞兰，从部队转业后就到上海外贸部门工作了，现在生活得很好。李仙洲心想，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到上海亲自向她致谢！
虽然病情一天天好转，伤口也在愈合，但这丝毫不能减少李仙洲心中的担忧和恐惧，他虽然了解国际上不杀俘虏的政策，但他不知道与自己有着“血海深仇”的共产党会如何处置他。
他就在这样的担心中惶惶不可终日。俘管人员把李仙洲的表现向上级汇报后，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决定去看望李仙洲这位“顽酉”。
李仙洲以前是见过陈毅的，他一见陈毅进屋，心中不免一怔，昔日的对手，如今竟然来看他，这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
想到这里，李仙洲不由得面露尴尬之色。他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他们的交流或者是另一番“较量”，只是低声说道：“陈先生，久仰久仰！”
豪爽的陈毅主动伸出手来握住了李仙洲的双手，关切地对他说：“李司令，您受惊了！”
解放军的高级长官来探望一个阶下囚，李仙洲既喜又悲，喜的是他可以进一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从而进一步探求自己的前途命运，而悲的是他难以放下他那仅有的一丝自尊。
寒暄过后，陈毅向李仙洲询问了负伤的经过和治疗情况。
李仙洲感受到了陈毅的热情和诚恳，他盛赞了共产党优待俘虏的政策，以及“小医生”高超的医术。
陈毅也看出了李仙洲并非顽固不化，死硬到底的顽固分子，便诚恳地对他说：
“慢慢来，不要着急嘛。你福大命大，老天爷保佑你，所以子弹才没有伤及骨头”，并勉励他好好养伤，有空的话可以看看书，读读报。
陈毅随和、平等的态度让李仙洲卸下了防备，作为国共双方的军事指挥，二人交谈了莱芜战役中的情况。
李仙洲觉得自己输得冤，不服气地说道：“这场战事主要坏在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身上，他临阵脱逃，致使群龙无首，部队混乱，无法突围，影响了全局。”
看来，李仙洲现在还没有猜到韩练成的真实身份，陈毅心里想。他来见李仙洲之前，刚刚秘密会见了韩练成，但组织的纪律不允许他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和表态。
他幽默地转移了话题，说：“可是蒋介石和陈诚都说你该为这次失败负责，他们都在怪你指挥不当呢！”
这一下可把李仙洲心中的苦水全倒了岀来，他委屈地讲道：
“这次莱芜战役，我名为前线总指挥，统辖七个师，看似很威风，其实只是个传令兵而已。像陈诚到济南和王耀武商量作战部署等大事，我也不能参与……”
说罢，李仙洲无奈地摇摇头，长叹了一口气。
陈毅十分同情李仙洲的处境，便又讲道：“阁下抗战时期也是个带兵官嘛！那时，阁下在皖北阜阳驻守，我新四军第四师也在那附近活动，国共还是一块合作打鬼子！”
陈毅这番话对李仙洲很受用，他低沉的情绪亢奋起来了，便讲道：
“打日本鬼子是革命军人义不容辞的义务！而现在却是国共内战，骨肉相残，我原本不想再到济南任职，但又难以违拗老头子的意思，就勉为接受了！”
初次见面，陈毅和李仙洲都没想到曾经的对手，竟然在斗转星移之后可以这么坦诚的交谈，二人一直谈了两个多小时。
临分手时，李仙洲紧紧握住陈毅的双手，说：“陈先生，相见恨晚，相见恨晚啊！”
李仙洲他没想叱咤战场的陈毅竟是这么随和，他也更加了解到了共产党对战俘的政策。
被俘后，李仙洲、韩浚、马励武被安置到了华东局军区成立的“华东高级军官管理处”集中改造和学习。
华东军区政治联络部部长刘贯一亲自到管理处，与李仙洲等人谈话，力求进一步阐明党的政策，解开他们的思想疙瘩，使其安心改造。
“华东高级军官管理处”成立之初就随军迁移。1947年4月，管理所转到了昆崙山。
在这里，李仙洲很平静地在思考、在反思，管理人员格外尊重他，其他战俘们也尊称他一声“副总司令”，李仙洲在这里度过了半年多平静的生活。
由于管理处是随军行动，他们安定的生活很快便被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所打破。
蒋介石为了挽回败局，调集了六十多个旅约四十五万兵力集中进攻山东，范汉杰衔命率二十多个旅大举进犯胶东解放区，整个山东顿时硝烟弥漫。
位于胶州和烟台之间的昆崙山成为国民党的重要进攻目标。这样，管理处的转移便不可避免。
昆崙山
1947年10月，在一个秋风肃杀、月明星稀的夜晚，李仙洲等六十余名战犯踏上了大转移的征程。
他们先是乘汽车来到了威海卫，然后又在一个警卫排的护送下，于当晚乘坐了一艘汽船横渡渤海海峡。
平静的海面没有一丝波澜，但此次转移在李仙洲心中却是掀起了万丈巨浪。他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何方，这次转移共产党是要处决他们，还是仅仅是转移，这些他都无从知晓。
当汽船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时，遇到了国民党的一艘海上巡逻船。船上的军官看到了船上挂满了渔网等捕鱼工具，只是例行公事般地盘问了几句，便放行了“渔船”。
按说，当时李仙洲等战犯都被安置在船舱里，手脚没有捆绑，嘴巴更没有堵住，只要巡逻船上来搜索，他们便可获救，但是那艘军舰上的人没有这么做。
难怪后来的押解人员对战俘们说：“幸亏那艘巡逻船没人上来搜船，要是搜的话，就不再是我押送你们去哈尔滨，而是你们押送我们去台湾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李仙洲对此事倒没有这么大的反映。当国民党巡逻船通过时，他心中并没有太大的起伏，倒也安然。
他认为共产党为了笼络人心是绝不会杀他这样的高级战俘的，而回到蒋介石那里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当船抵达大连港时，驻守的苏军借口大连港属于“国际共管”，不准船只登岸。李仙洲他们只得继续沿鸭绿江北上，到辑安后弃船上岸，然后又步行到通化。
在这里，李仙洲一行感受到了东北人的热情和豪迈，他们观看了军区京剧团专门为他们演出的《武家坡》，也受邀参加了辽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莫文骅的宴请。
席间，李仙洲频频举起葡萄美酒与主人共饮、畅谈，他好像忘记了自己是共产党的战俘，而莫文骅也忘记了自己是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大家的兴致都很高。
从通化出来，战俘们开始长途跋涉，经过长白山区时，由于到处是密布的原始森林，李仙洲一行便在丛荆棘丛生的树林中穿行。
莫文骅
由于李仙洲是六十多位战俘中职位最高、资格最老，也是年纪最大的，所以，俘管干部特别注意照顾他。
但他不要别人的照顾，只见他手拄一根木棒，大步走在前头，一边注意脚下的丛棘，一边饶有兴致地欣赏北国的旖旎风光。
其他战犯们，看到李仙洲这么积极，有兴致，也不再喊累、喊苦，只好加速了步伐。
翻过长白山后，地势渐渐平坦，李仙洲一行加快了行进速度。抵达吉林后，他们受到了吉林军区的热烈欢迎。
周保中司令员在欢迎他们的大会上还做了激情洋溢的讲话，在欢迎会后，李仙洲等人还观看了京剧演出《打渔杀家》。
后来，李仙洲等人被转移到了佳木斯战俘管理营，结束了这行程数千公里，历时一个月的秘密大转移。
后来，以这场大转移为基本素材，拍摄了轰动一时的影片《逆风千里》。
佳木斯战俘管理营是异常的干冷，冬天这里的温度常常达到零下摄氏三四十度。
李仙洲在这里是出了名的耐寒。他常常在室内用冷水洗澡，连看守他们的解放军都觉得不可思议。
在这里，李仙洲积极改造，他每次扫雪、提水都受到表扬。佳木斯的雪多，有时雪厚得连门也不能打开，如果不经常扫雪，门就可能被雪封住，等到雪结为冰时，就休想出门了。
大路上的雪得经常清扫，要不然，等雪结成冰就更难以行走了。
提水也是李仙洲每天要做的事，但是在佳木斯提水远不像在其他地方提水那么轻松，原因是井口常常被积雪或者坚冰封住，要想提水，必须先把井口的雪扫掉或坚冰去掉。
而且提出的水必须马上运回屋内，要不然提出的水就会变成冰而不能使用。
佳木斯战犯管理所
一年后，李仙洲等六十余名高级战俘由佳木斯迁往了哈尔滨。1956年1月，他们又被集中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
李仙洲被俘后，没有对共产党表现出很大的敌意和仇恨，他把自己的失败归于天意，不是自己不行，而是天要亡他。
所以，在改造中，他很少发牢骚，讲怪话，干什么也算积极，尤其是与陈毅司令官的会面，更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触动。
在李仙洲和陈毅见面后的第三天，华东解放军政治部就安排了被俘将级军官座谈会，会议由李仙洲主持。他首先承担了指挥失败的责任：
“我指挥无能，愧对各位官兵，但我只能负战术上失败的责任，陈总长应该负战略责任。他战略上错误，我就算是拼尽全力，也无法挽救败局。更何况这场战争本来就是极大的错误。”
大家纷纷同意李仙洲的发言，觉得国共双方同为中华民族的儿女，不应该骨肉相残。
在讨论中，李仙洲提议发起成立一个反内战的运动，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他们推选李仙洲领衔起草一份反内战的声明。
3月21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以《李仙洲等人通电反对内战》为题，刊登了十九位被俘将军签名的通电全文。
蒋介石正准备大肆进攻解放区，他看到李仙洲领衔发表的通电后，气得青筋暴涨，痛骂李仙洲是“大逆不道”！
转入功德林后，李仙洲见到了黄埔一期的同学杜聿明、黄维、曾扩情、范汉杰、宋希濂等人，也见到了曾经的老长官，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一一王耀武。
自济南一别，二人已是八年没有见面。
看到曾经的高级军官，如今都变成了共产党的“蓝衣将领”，李仙洲心中自是不胜感慨。
在功德林，战犯们除了日常的学习外，在闲暇时间也常常娱乐，有人在打牌，有人在看书，有人在打太极，有人在做广播操，有人在拾烟头……不一而足。
在这二百多名“同学”中，李仙洲以“三得”出名，即吃得、拉得、睡得。
尽管已经过了花甲之年，李仙洲吃起饭来确实很了得，不得不令人佩服。
据和李仙洲在一个学习小组的沈醉回忆，他刚开始不服气李仙洲一个糟老头能比他吃得多，等到后来吃面食时，才不得不佩服李仙洲确实“吃得”。
他一次能吃二两重的馒头六七个、窝窝头五六个。吃面条、面片时可以用小脸盆盛上半盆一口气吃完，吃肉包子时一口气就能吃十一二个。
李仙洲能吃，但拉得也快。他常常讲光是吃得拉不得，那可是件苦差事，有吃有拉才是件美事！
至于睡，李仙洲更是无人能比。每当吃完饭，洗完澡，他便回来倒头就睡，而且一睡就睡到了天亮，睡时还打着呼噜，十分香甜，天亮后都不能醒来，非得有人叫才能起来。
要是没人叫的话，那就继续睡下去了！
后来，李仙洲又增加了一“得”，那便是“写得”，正好成了“四德（得）”。
功德林对战犯的管理采用自我教育的形式，让他们组成学习小组，并选出正副组长来促进学习和改造，为此，管理干部开辟了墙报——《新生园地》供战犯们发表观点，交流思想。
但在《新生园地》创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看到李仙洲的投稿，于是功德林的“同学”们便送给他一个“哑巴老头”的绰号，意思就是指他不喜欢写东西，也不爱和人交流。
然而，这一切被一部电影改变了。
1952年，电影《南征北战》上映，到了1957年，功德林里的战犯们也收看了这部电影。这部电影里凤凰山大战的原型正是莱芜战役。
电影里李军长那狼狈的样子深深刺激了李仙洲，昔日的党国同僚则幸灾乐祸地取笑李仙洲：“南征北战里那个李军长，是不是你？”
看完后，李仙洲抑制不住写作的愿望，在笔记本上写了自己的意见，交给了管教干部。
他这样写道：为什么影片中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荧幕形象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呢？
他们都是人，共产党就浩然正气，而国民党就颓废无力，国共一交战，必然是共产党胜利，国民党失败？
在当时，李仙洲有这种想法是正常的，更何况他所了解的国民党也有精锐之师，他们和共产党交手时，也打过胜仗。
令他意外的是，管教干部不仅没有批评他，反而温和地对他说：
南征北战中的李军长，读者可以自行比较真实的李仙洲
“观后感写得不错，可以投到《新生园地》嘛！以后看书、读报、看电影，有什么感想，都可以写出来，大家一起交流，共同进步！”
听完管理人员的讲话，李仙洲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他决心按照俘管干部的要求来做，积极投稿《新生园地》。
此后，人们纷纷发现，李仙洲不再是“哑巴老头”了，他成了《新生园地》小有名气的作家了。于是，文强在李仙洲的“三德”后又加了“一德”：写得。
李仙洲听闻后，也连连称是：“我不要三从，我要四德（得）！”引得围观的人哈哈大笑°
李仙洲在功德林的表现不算十分突岀，他认为自己身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又反共多年，双手沾满了共产党员的鲜血，因而共产党不会轻易放了他。
但他也知道共产党是不会对战俘随便大开杀戮的，更何况他还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所以，他觉得只要安分守己，好好表现，便可以避免麻烦，也省得吃眼前亏。
在佳木斯战犯管理营时，他积极扫雪、打水、扛东西，在功德林，他也积极在《新生园地》上投稿，成为小有名气的专栏作家。
但是，有一件事他从不积极去做，那便是劝降国民党的军队。
1948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了一篇《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作为1949年的新年贺词，这篇贺词由新华社交发各个解放区的报纸刊登。
当时中央规定，所有关押国民党战犯的单位都要学习毛主席的贺词，并要对此进行讨论和交流。哈尔滨战犯管理所也组织李仙洲等国民党要犯对此进行了学习。
但他对学习远没有扫雪、打水热心。
当时也有管理干部提出要李仙洲像郑庭笈（国民党原第二十九军军长，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的堂弟，国民党原第九十二军军长郑挺锋的哥哥）一样，去广播电台积极劝降自己的部下、亲友投诚，但李仙洲则冒出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俺这山东人学不会！”
郑庭笈
其实，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李仙洲的借口！去广播电台劝降国军，这对一个堂堂的中将军长而言，有何难事？
只不过他觉得，身为党国的高级军官，没能打胜仗完成党国的重托，成为了共产党的俘虏，自己还有什么脸面劝降自己的长官、部下和亲友投诚呢？
但是，随着战场形势的逆转和新中国的成立，李仙洲的想法也开始逐渐改变。
他也在《新生园地》上投稿，暴露自己的思想，和“同学们”进行相关交流。
在功德林管理所组织战犯去秦城农场劳动时，已经花甲之年的李仙洲也主动请缨前往，并被任命为扩编的第五队队长。
这一队基本上都是一些年事已高，又体弱多病的战犯，对于这些人，管理所对劳动是不做要求的。
但李仙洲积极，他不管什么活都抢着干，干起活来也完全不像一个司令官。李仙洲常常置身于成群结队的鸡鸭中，给它们喂食，仿佛他又一次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集团军司令……
在功德林，不管从思想上的进步来说，还是从劳动方面来讲，李仙洲的表现总体上还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符合了改恶从善的标准。
沈醉在他的回忆中也说，李仙洲的表现拿“改恶从善”这一尺度来衡量，也可以得到90分左右。
所以，在共和国第二批特赦国民党战犯时，李仙洲名列其中，这点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1960年11月28日，是李仙洲毕生难忘的日子，在这一天，他与范汉杰、罗历戎、沈醉等五十人第二批获得了特赦。
由一名被改造的罪人变成了新中国的公民，这是何等的荣耀和激动！
李仙洲获得特赦，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点的名。
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但他十分关心战犯的改造工作，对首要战犯的情况非常了解。
经他口头指名特赦的人不在少数，而由他以文字指示形式指名特赦的却只有两人，一人是黄淑，一人就是李仙洲。
在相关部门草拟第二批特赦名单时，原来没有李仙洲的名字，周恩来总理得知后，便指示“一定要加上李仙洲的名字”，这样，李仙洲才被第二批特赦。
原来，周恩来和李仙洲有师生之谊。在李仙洲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就对李仙洲印象很深。
知道他是“黄埔老大哥”，已经年过三十，当了父亲，却毅然抛妻别子，千里迢迢从山东来到了广州。
他打起仗来，毫不含糊，常常身先士卒，是有名的骁将。这个印象在周恩来的脑海中一直保留了下来。
第二批特赦时，已经是1960年，对于李仙洲而言，已经是66岁的高龄了，周恩来考虑到李仙洲在改造中一直表现还不错，又年事已高，所以就特意指示加上了李仙洲。
对于周恩来总理，李仙洲始终是尊重和崇拜的。得知周恩来点名特赦自己时，李仙洲既喜又悲。
喜的是，周恩来总理关怀照顾自己，能够给自己洗心革面的机会重新做人;悲的是，自己这个学生没有给老师争光，过去反而与人民为敌，做了不少孽。
在周恩来总理的嘱托下，李仙洲在第二批特赦人员中，第一个被特赦。
总理十分关心李仙洲的生活，特意指示工作人员给他买了新衣服和鞋子。特赦后还设宴招待了李仙洲，并请陈毅副总理以及首批特赦的杜聿明、王耀武作陪。
席间，总理还特地关照工作人员：“李大哥是山东人，请他吃水饺。”
带着周总理的殷切关怀和照顾，李仙洲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总理。
对于李仙洲而言，周恩来不仅仅是共和国的总理，更是自己的师长和指引自己人生方向的导航仪。
后来，在一次同周总理的见面中，李仙洲诚恳地向周总理提出了一个困惑已久的问题。
李仙洲说：“十多年前莱芜战役，我率五万大军杀不出一条血路逃生，可是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却一个人只身突出了重围，这是为什么？”
周恩来微笑地说：“韩练成同志就在北京，你可以去问他。”
这时李仙洲才恍然大悟，不过一直到去世，李仙洲都未和韩练成再见面。
特赦后，有关部门便找他谈话，说是准备将他安置在全国政协和即将成立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但李仙洲谢绝了政府的好意，说他喜欢家乡的风土人情，更想回家跟家人享受天伦之乐！
于是，带着周总理的嘱托，李仙洲忐忑不安地回到了山东老家。
他被安排到济南，任山东省政协秘书处专员、省政协委员、常务委员，民革山东省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等职务。
平日里，李仙洲除了参加些集体活动外，便是养花习字，含饴弄孙，生活很是幸福和平静。不过，心里一直有一个心结，那就是莱芜之败。
1973年的10月，据山东省委的安排，李仙洲在时隔26年后重返莱芜，参观了钢铁厂、发电厂等地。
此后，李仙洲每年都要在2月24日来莱芜张家洼一趟，就是当俘虏的那一天。
在他去世的那一年，即1988年2月，自知时日无多的李仙洲还把儿子孙子带上，绕行张家洼古战场半天。
不过，他很难再寻找到当年那个困守他的小小的莱芜城，刻在他心里的那座古城变得陌生了。
在战场旧址上，一大批冶金企业陆续建立起来。一个已经脱胎换骨的新莱芜正在泰山之阳日新月异地成长。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告，特赦所有在押的国民党战犯。
3月24日，中央领导人在北京饭店接见和宴请第七批特赦人员，李仙洲应邀参加。作为黄埔老大哥，人们纷纷前来向他问好，祝愿他长寿。
黄维也幽默地说：“哎呦，这是谁呀！你老头子怎么这么能活啊！”
李仙洲乐呵呵地说：“我才81岁，早着呢！”
1984年，是黄埔军校成立60周年的日子，当年黄埔军校的同学再次聚首北京，参加黄埔军校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李仙洲以90岁的高龄出席了活动。
他红光满面，精神矍铁，到处和人打招呼，逢人便讲：“真像过节一样啊！90岁的人了，真没想到还有这一天！”
九年前，曾经调侃过李仙洲的见到了他，又开玩笑道：“谁也比不上你老头子这么能活啊！当年考黄埔军校时，你就比人大了一大截，人家都死了，你还活着。”
“活着确实好呀！谁不想好好活着呢！”李仙洲笑得合不拢嘴。确实，在黄埔同学中，李仙洲是高寿的，这可能和他开朗豁达、乐天知命的性格有关吧！
喜事接踵而至，李仙洲在新成立的“黄埔军校同学会”中当选为理事，后来又任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名誉会长。
李仙洲于1988年10月22日在济南逝世，享年9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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