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在中央警卫师师部大院里，一名炊事员拍了拍警卫师师长刘辉山肩上的少将肩章，竖起大拇指，随后又拍了拍自己空空的肩膀，口中“呃呃啊啊”地叫着，意思是为何自己什么都没有？
刘辉山见状心酸不已，决心去帮对方做些什么。这位炊事员可不普通，他是一位老红军，想必大家都听说过授衔时的一句话——红军不下校，但最初这炊事员的确没有任何军衔，基本争取过后也只是少尉，为什么会如此特殊呢？
翻看此人的档案就会发现，他特殊的不仅仅是军衔这一项，短短几行字，就有太多不寻常的信息。
“姓名：哑巴
年龄：30岁左右
籍贯：四川大渡河一带
入伍时间：1935年6月
部队级别：政治保卫大队炊事员”
如果要概括的话，他姓名不详、年龄不详、籍贯不详，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正常情况下部队都不会要，但他却可以进入能接近中央领导的政治保卫大队中，实在是神奇。其实他的经历特别令人感动，这一切，还要从长征时说起。
1935年6月，红军强渡大渡河后，暂时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不过长征的终点究竟在哪里，还是处于走一步算一步的状态，只希望能早日北上与其他几支主力会合。
由于对这一带不熟悉，侦查员肖世杰奉命跟几个战士去找向导，走到安顺场附近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壮年汉子，涌起的第一个念头是怀疑。
当时周遭百姓为躲避战争都躲到深山里，青壮年基本也被国民党拉了壮丁，此时突然有独身一人的男子在转悠，肖世杰就猜测对方是特务。他们走上前去说话，发现对方似乎听不见，嘴里也只发出“啊啊啊”这样的声音，这更可疑了。
这到底是情报探子还是刺杀死士？出于谨慎，肖世杰手一挥，几人就将对方绑起来带了回去。
回到部队，那人既不能写也不能说，只能靠比划来进行大致交流，红军当时的处境很危险，在没搞清楚身份之前，谁也不敢贸然放走，所以就强迫他跟着行军。
等过了几天，肖世杰终于确定这人不是装的，部队首长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决定让他返回家乡。但令人意外的一幕发生了，那人通过手势了解到红军让他回去，拼命地摆手，他死活要跟着队伍一起走。
组织想到是自己的失误导致对方被带了出来，如今又已走出一两百里地，送回去没这个条件，让一个聋哑人单独走这么远又不放心，所以几位领导商量后同意了。
由于搞不清他的名字，后来大家都称呼他为哑巴。
哑巴这种难沟通的状态，去作战部队不太合适，就安排他去炊事班帮忙，翻越雪山时，炊事班的人不比作战人员轻松。山路崎岖，空气稀薄，他们负重前行特别劳累。
有一天哑巴看到一位小战士走着走着就倒在地上，连忙过去将人扶起，然后将小战士背后的大锅接了过来，从此那口锅就一直由哑巴背着，成了他的标志，还幸运地救过他一命。
过草地时，红军遭遇敌机空袭，有一枚炸弹朝着他呼啸而去，旁人见状连忙呼喊让他躲避，然而他是聋哑人，根本听不见。“砰”的一声后，大家都以为哑巴要牺牲了，硝烟散尽就去找他的遗体。
幸运的是，那口锅盖住了他身体的大部分，性命无忧，就是没得到保护的右腿被弹片划伤，缝了20多针。哑巴性子非常坚韧，等稍微恢复就不再接受照顾，别人怎么样他也怎么样，而且他虽然不会说话，但见人就是笑脸，也给到大家很多帮助。
有与他一起走过长征的同志后来回忆：为减轻别人的负担，哑巴的肩上经常要扛起上百斤的担子，其他同志走不动时，他会接过别人的背包和枪支，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他都特别乐观，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当然，哑巴除了为别人服务外，自己也是有期望的，他很想要一件红军军装。由于长征时条件艰苦，后勤部门没办法做新军装，他一路都穿着参军时的常服，每次看到同志们身上带有红色五星的衣帽，他就非常羡慕。
直到长征将要结束、条件有所好转时，上级才给哑巴发了一套军装，虽然他没办法表达，但他细细摸索、久久不愿放下的姿态已表露了内心的激动。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哑巴被编入中央军委警卫员第三连炊事班做挑夫，同时也要兼顾喂马、烧火等工作，中央首长都非常熟悉他。
当时毛主席喜欢边散步边思考问题，为了不打断他的思绪，就出现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见面也不要打招呼。不过哑巴是特例，每次看到毛主席，他会放下手中的工作，飞奔过去与主席握手。毛主席见到是他也不生气，拍拍他的肩膀作为回应。
另外，朱老总对哑巴也是印象深刻，有一次他在路上发现哑巴光着脚在挑水，顿时气愤地将警卫营营长叫过来质问：你这个营长怎么当的？哑巴同志为什么光着脚挑水？要是再让我看到这种情况，你这个营长就别再当了。
营长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当即委屈地表示：老总，物资方面我们有统一的时间发，另外如果坏了可以及时申领，哑巴同志是认死理的人，他草鞋前几天坏了没有上报，就等着发，我也是才知道。
既然不是克扣，朱老总的火气就消了不少，他走到哑巴身边取下脖子上的毛巾，为哑巴擦汗，然后竖起了大拇指。
往后的时间里，哑巴一直默默在后勤战线上奉献着，也有过几次为革命冒死的经历。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陕北后，中央决定放弃延安，以复杂的地形来与敌周旋。
当部队转移至王家湾，敌人咬得很死，最危险时双方相距不过百余米，幸好我军及时躲避没有被发现行踪。
但这种处境非常危险，完全是在赌，搞不好就有被歼灭的风险，只有把敌人打退，主动权才算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可此时又不敢使用电台，想联络己方部队也只能靠人把消息传递出去。
哑巴自告奋勇表示自己去，把情报弄得很小系在腰间，装成讨饭的，成功找到附近的一个团，及时解除危险。
如果是其他战士去，容易被发现不说，还可能会暴露部队的位置。而哑巴这种身体情况，敌人不会在意他，就有了机会。后来陕北被严重封锁，哑巴也多次奉命化装进入敌占区购买药品、物资，国民党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又聋又哑的残疾人，竟可以成为解放军。
新中国成立后，哑巴依然留在中央警卫部队当中，这时条件好了，有自来水，无需整天挑水劈柴，但他闲不住，每天还是努力去找事做。
这时哑巴已经是老革命了，洗菜、切菜等活新兵们都抢着做，他只好拿着扫把到处转悠，一见到树叶落下就过去扫。后来他发现大院里每逢周末澡堂人就很多，就特意赶过去帮忙收门票、维持秩序。
本来哑巴查出冠心病后，上级就不让他再干活，希望他能养好身体安度余生。但半年后哑巴身体稍微康复，又找到师部要求分配工作。
师长拗不过他，只好安排他去营区荒地开发出来的果园里，这一干就是16年。
1955年大授衔时，警卫师师长和政委都是少将军衔，但哑巴却什么都没有。为此师长刘辉山特意开了个会说：既然已经实行军衔制，我们就应该给哑巴一个明确的身份。他独身一人，部队就是他的家，他为师里、为革命作出了贡献，我们师就得管他一辈子。
随后刘辉山向组织反映，评衔小组的人考虑到哑巴没有参与过任何战斗，就给予了少尉军衔，成了老红军中军衔最低的人。
不过哑巴对此并没有在意，一直兢兢业业在果园里工作，晚年还享受了副师级待遇。1983年6月14日，哑巴病逝，骨灰被安葬在了八宝山，编号“277”。由于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字，骨灰盒上只能标注“哑巴同志”。
《解放军报》为他发布了讣告，工作人员在整理他遗物时，发现他所留下的东西仅有长征后期为他发的那套军装、四套新军装、五双新胶鞋、六枚勋章和奖章！真正的不忘初心啊。
后来组织一直没有放弃哑巴的身份问题，经过对族谱等一系列查证，最终确定哑巴名叫熊世皮，生于1894年，家乡是四川省泸定县磨西镇海螺沟竹麻场下熊家。
如果还是旧社会，哑巴同志可能很早就过世了，但红军队伍没有嫌弃他，双方一起进步一起成长，最终他也有一个很好的晚年，令人欣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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