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塑料底布鞋》四 徐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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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高考过后，夏末的一天上午，我正在东岭顶上挥汗如雨地割柴草，忽听有人喊我，一回头，原来是三哥——三哥说道：“别割了，通知书来了！”

　　我答应了一声，把割下的柴草捆了起来。三哥扛了柴草，我拿了镰刀，努力控制着满心的喜悦，往家走。

　　走到村东头，就陆陆续续有人问：

　　“考上了吗？”

　　“来通知了吗？”

　　我答应着：“嗯！”

　　三哥说：“刚来通知！”

　　邻里们赞叹道：“真不孬！一家考出来俩大学生！”——恢复高考后，我三哥考取了师范；今天，我又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回到家，三哥把邻里们的话跟父母一说，父母也是满脸的笑意。

　　父亲说：“考上学了，该买件新衣裳了。”

　　于是，父亲拿出钱，去南鲍庄门市部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又割了几尺蓝斜纹布，让我去邻村的窦家缝纫部量身定做了一条新裤子；三哥给我买了一件咖啡色的褂子——几天之后，三哥就领着从头到脚焕然一新的我，坐了客车去县城体检。

　　父亲给我买的那双新鞋，是塑料（胶）底的布鞋——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老年人大多还穿自家做的“浅鞋”，而大姑娘、小伙子们，都以能穿上一双从门市部里买来的塑料底的布鞋为荣耀了——塑料底的布鞋，比自己纳鞋底做的布鞋柔软、舒适多了。

　　等三哥和“焕然一新”的我体检完毕从县城回来，进了村，走在回家的路上，儿时的小伙伴们见了，半开玩笑地喊道：

　　“哇！一身新！过新年啊！”

　　我“嘿嘿”一乐。

　　没过几天，临沂师专的录取通知书来了，父母也忙碌了起来。

　　按照通知书上的要求，父亲把家里的粮食——玉米粒和地瓜干儿装了几袋子，用手推车车推了，到管区粮站卖“周转粮”。

　　到了粮站，倒出了粮食，那管理员说：“粮食不大干，得晒晒。”于是，父亲把玉米粒子、地瓜干子摊开来，在夏末的烈日下晒了接近两个小时，方才卖上“周转粮”，拿了卖粮的收据单子回来。

　　母亲去社里割了布，买了新棉花，姑从15里地外的公社驻地三岔村步行赶来，两人忙了接近一天的时间，给我缝制了一床崭新的被子，一床崭新的褥子。

　　开学的日子临近了。

　　这天早上，父亲说：“你奶奶临走前，还惦记着你考学的事儿。现如今你要出去上大学了，到林上去，和你奶奶说一声吧！”

　　下午，母亲准备了几样贡品，大哥把贡品收拾好了，我依然是从头到脚一身新，提了篮子，去东岭顶上的公墓，去给爷爷、奶奶上坟。在去和回来的路上，路旁田地里忙碌的同村的父老乡亲远远地望见了，都指点着议论着，那话语，大概是说：

　　你看，这孩子学没白上啊！考上大学了，上喜坟呢！

　　报到的日子要到了。

　　这天晚上，母亲炒了几样小菜，我，父亲和我的哥哥们，一家人坐在一起，算是庆贺，也算是给我上学送行吧....

　　第二天早上，背起早已捆扎、收拾好的被褥、行李，父亲送我来到县城车站。给我买上票，客车来了，行李放好了，该发车了，父亲对我说：

　　“到了学校，好好学！”

　　我觉得眼窝有点热，赶紧答应着，上了车。直到车要拐弯了，我回头看：父亲依然站在那里。

　　告别了父亲，来到新的学校，崭新的大学生活开始了。

　　1981年，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学，还没有被当做产业来办——大学生们的食、宿，是免费的；书籍，也是不收费的。当然，吃饭，要定量——我们非体育专业的学生，每人每月发35斤饭票，8元钱的菜票。

　　因此，“三十五斤”，就成了我们的一句玩笑话、口头禅：当有同学口如悬河、胡吹海侃，别的同学听完了，就笑道：

　　“涨饱（烧包）什么？你不也是35斤？”

　　后来就干脆简化成：“35斤！”

　　一个月35斤饭票，女同学吃不了；像我这样个头比较高的男同学，不够吃。虽然努力计算着定量吃，但到月底，总是缺少几斤的量。女同学们高风亮节，把每月结余的饭票，无偿送给了同桌的男同学。可惜我个头比较高，坐在了教室的最后一排，自然无缘接受捐赠。到月底，往往问这个同学借一斤，向那个同学借二斤——到下月初发了饭票，再还上。

　　家里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同学，可以用粮票和钱买饭票，补贴饭票的不足。像我们这些来自山区农村的学生，家里经济状况很是一般，所以，我们也就尽可能地凑付，而尽量不向父母诉说饭不够吃之类的话。

　　父亲还是知道了我们的饭票定量。隔几个月，父亲就寄来一、二十斤粮票、十元钱。当时，父亲和哥哥、妹妹在家种地。农闲时，父亲倒腾点青菜、山果，到集上去卖，赚几个小钱，补贴家用。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父亲当年是怎样倒腾到当时紧缺的粮票的。

　　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学期，我们班的宿舍，在中文系宿舍楼的一楼。我们八个同学，分在了一楼走廊南边的一间宿舍。

　　记得那是个周一的早上。我换上了半旧的布鞋，把那双穿得有些脏了的新鞋刷干净了，晒在了一楼宿舍窗台的外面。

　　等下了四节课回来一看，那双晒着的塑料底新鞋，不翼而飞了！

　　我当时愣住了。同宿舍的同学们议论纷纷：

　　“谁这么差劲？把鞋拿走了？”

　　“大概是来卖零食的'顺手牵羊’了吧？”

　　寻找一番，议论一番，终究无果。

   

　  我便有点犯难了：只剩一双鞋，穿脏了，没得替换。再买一双？手头没有现钱，可又不大好意思向父母开口。

　　犹豫再三，我还是给父亲写信了。

　　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每月给父母写一封信（第二学年，就有点偷懒了，有时候，两、三个月写一封）。我父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沂源县师范学校速成班的毕业生，在村里当过生产队会计、林业队会计，文笔很是不错——对我的信，父亲是每信必复，而且，那行书字，是让我的大学同学们都很佩服的。

　　我思虑再三，字斟句酌：

　　“父母台鉴：

　　近来二老身体好吗？家里农活忙吗？

　　我在这里，学习还比较顺利......”

　　转弯抹角写了几个自然段，终于，还得跟父母说：那双新鞋，丢了......

　　信写好了，怀着几分愧疚和不安，把信投进了学校的邮箱。

　　两周后的一天下午，班长姚先登同学对我说：

　　“你的信，还有一张汇款单！”

　　接过汇款单，见上面的金额是：壹拾元整；汇款人，是我父亲的名字。

　　拆开信封，看到的是那熟悉字迹：

　　“....来信收悉....”

　　在信里，父亲只字未提丢鞋子的事情，只是嘱咐我安心学习，家里一切都好，不要记挂......

　　我收好了信，翻开日记，翻到新的一页，记道：

　　“今日收到父亲信一封，钱十元。”

　　拿了汇款单，去邮局取了钱，花了几元钱，买了一双塑料底布鞋。从此以后，在一楼宿舍居住的日子里，每次刷鞋，我都选择在周末，刷了鞋，凉到窗台外，我在宿舍里看书，坐等鞋子晒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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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徐占生，山东人，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