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的地位，概括地说就是国宝的地位。故宫的珍品，不论皇家收藏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捐赠的文物，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其中蕴含着民族的历史、民族的文化、民族的情感，不能以币值论价。而典守在故宫的工作人员，长期研究故宫历史和文物，更是国宝级的人物。杨伯达就是这国宝级人物中的一位。
在古器物文化领域中，玉文化最具中国特色，也最代表中国文化。杨伯达是文化学者，众多古器物文化项目专家，他开垦拓荒并创建了中国的“古器物学研究王国”。杨伯达五十年的古代艺术的研究，著述等身；三十年的玉器和玉文化玉学探索，难以超越。《故宫里的博学家：杨伯达传》一书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记述了杨伯达成长历程及其学术研究轨迹。
杨伯达，1948年华北大学美术系毕业，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中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北京大学考古系玉器硕士研究生导师。
杨伯达先生在玉文化领域是开天辟地的第一人，甚至可以说，没有杨伯达就没有中国玉文化这一学科。玉器以前被认为是杂玩，淹没在世俗之间。杨伯达抹去了玉器身上上千年来的世俗成见，不仅将玉从杂项中独立出来，专门研究，更是追根溯源，擦掉玉器身上误会，显亮出几千年来的文化之光——“中国玉文化是华夏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是中国独有的优秀文化遗产”。在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玉器作为精神太阳和精神家园，使中华文明辉煌于整个人类文明的长河”。
在玉学领域中，杨伯达走的是玉石到玉器，再到玉文化，最后到玉学的艰难求索道路。杨伯达说：“玉学是中国独树一帜的学术课题，更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在世界学术论坛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玉学不仅在我国历史上对华夏文明民族特征以及伦理道德的形成与健全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当今以德治国，提高民众的道德修养、美育熏陶都会起到巨大的、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所以，研究玉学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同时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杨伯达将玉器研究从鉴定辨伪的“物”学拓展到玉文化玉学的“道”上，他的身份也从器物学家提升到玉学、玉文化研究学者；他在玉器研究上不仅以一己之力终身贡献，更是推动全社会的力量来研究玉学、玉文化，多年的努力与奉献使他成为我国玉器研究一代宗师，更使他玉文化领军人的身份名副其实。
杨伯达以玉学专家和玉文化学者而名满天下，实际上，杨伯达还是众多古器物文化项目专家。他不仅仅推动着中国玉文化、玉学学科走向未来，更是中国众多古器物文化研究的开拓者、奠基者：佛像、金银器、珐琅器、玻璃器、象牙犀角雕等领域他都有长期研究，并对其历史发展进行梳理，找出规律，总结特点。这些原本不被重视的工艺品，因为杨伯达用科学的方法阐述其在学术上的地位，揭示了其在美术史上的艺术魅力，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如果没有他孤独而自信的不懈探索，开垦拓荒并创建中国的“古器物学研究王国”，中国古器物研究无法像今天这样欣欣向荣、百花齐放。他的古器物文化研究不仅仅照亮了众多古器物研究道路，同时影响了其他古器物研究领域。
人这漫漫一生，仿佛时间很长，但是一天天地消失，又显得时间短暂。对杨伯达来说，他的每一天都非常充实，他不仅充分利用每一天，还将命运送来的每次机缘都充分利用，且转化到他的文物研究中。日积月累，他不断解决问题，终渐渐成为了国际上极少见的集诸多文物专业于一身的博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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