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史上，“西泠八家”是巅峰的存在。
名列八家者，分别为丁敬、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其中，丁敬为“西泠八家”之首，亦是“浙派”始祖；蒋仁则列次席，印作沉着，真水无香；黄易与丁敬并称“丁黄”，尝谓“小心落墨，大胆奏刀”，得篆刻三昧；奚冈治印求朴媚，朴者“金石味”，“媚”为书卷气，于“浙派”有立宗之功。
此外，陈豫钟所作边款，密行小字，其美“不让印文”，多多益善；陈鸿寿与陈豫钟并称“二陈”，奏刀有雷霆万钧之势，所作“曼生壶”则天真自然，为文人壶典范；赵之琛取诸家之长，是“浙派”之集大成者；钱松的篆刻胎息诸家，又摒弃旧规，溯汉追秦，赵之琛叹言：“此丁、黄后一人，前明文、何诸家不及也”。
西泠八家：丁敬、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
“西泠八家”名盛一时，直接开启近代篆刻史之先河，文脉不绝。而相较于其余诸家，钱松的篆刻，面目高古，又出乎寻常蹊径之外，是极为特殊的“独立存在”。
其在承继“浙派”的基础上，亦逐渐融合“皖派”风格，刀法中更突出笔意，布白也讲求自然，结体则避免过多装饰。因此，钱松既不同“浙派”之“千人一面”，也得“皖派”之“以书入印”的审美。
而其首创的披削之用刀，轻浅取势，使得线条更为古厚生涩，韵味无穷。此刀法对于吴昌硕亦是影响殊深。“缶翁”印作《千寻竹斋》边款即有言：“汉人鑿印坚朴一路，知此趣者，近唯钱耐青一人而已”。
惜乎天不永年。咸丰十年（1860），因“太平军攻入杭州”，钱松服药殉难。时其正当壮年，“如日中天”的艺术生命亦戛然而止，未能尽展其才，令人尤是扼腕。
钱松（1818-1860）
钱松，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初名松如，字叔盖，号耐青、铁庐、耐清、老盖等。工书善画，嗜金石文字，尤精篆刻，晚年与杨见山、僧六舟等结社南屏。为浙派“西泠八家”之一。
关于钱松，赵之谦在其印论中亦曾言：“汉铜印妙处不在斑驳，而在浑厚……此事与余同志者杭州钱叔盖一人而已，叔盖以轻行取势，予则务为深入，又微不同。法其成则一也……” [1] 可见二人在篆刻“旨归”处，颇相契合，且赵之谦对钱松，亦甚是推崇。
魏锡曾《钱叔盖印谱》也曾跋云：“余于近日印刻中，最服膺者莫如叔盖钱先生，先生善山水，工书法，尤嗜金石，致力于篆隶，其刻印以秦汉为宗，出入国朝丁（敬）、蒋（仁）、黄（易）、陈（豫钟、鸿寿）、奚（冈）、邓（石如）诸家，同时赵翁次闲，方负盛名，先生以异军特起，直出其上。” [2] 则是魏锡曾对于钱松极是服膺，亦认为其远胜于赵之琛。
钱松 “最爱看书过亦忘”石章
上海博物馆藏
类此褒扬者，记载诸多。另有篆刻家胡震，书法篆刻皆佳，其为人亦是狂狷不羁，自视甚高，认为赵之琛、徐楙的篆刻，少有称心之作。而在见到钱松的印作后，胡震为之惊觉，认为当世无人可及，并自觉惭愧，从此“搁笔不复为人刻画金石矣”。
钱松一生以布衣终，其因过早离世，又素来不肯轻易为人作，故作品流传世鲜少。光绪三年（1877），同邑高邕辑其遗印成《未虚室印赏》四卷行世。另有《铁庐印谱》以及同治三年（1864）严荄所辑成的《钱胡印谱》（与胡震合辑）行世。
钱松《未虚室印赏》
此次，《钱叔盖印谱》钤印本，独立成册，旧装，保存完好。收印27方，几为钱松为丁文蔚所作，每页一印，拓边款另附一页，魏锡曾模拓，淡墨绿色边框，前有墨题：“钱义士印稿，赵之谦题”，钤印“之谦印信”。首有赵之谦题跋，卷末附魏锡曾题跋。题签“仁和钱书盖先生篆刻，萧山丁文蔚辑，同里魏锡曾模拓，寄赠哲嗣少盖宝藏”。
另有木盒，盒面书“圭堂先生属'钱叔盖印谱’听泉谷惠题”，钤印“听泉”，内有“泉唐武曾保”题跋。书套上，墨书“钱书盖印谱”。
此印谱，既是钱松篆刻艺术的真实再现，更况乎其中不少印作甚为少见，又囊有其与赵之谦、魏锡曾、丁文蔚等人彼此间的惺惺相惜或深厚交谊，以及赵之谦与其子钱式的师生情谊等，拳拳之心，令人为之涕泪。同时，钤印本中，篆刻铁笔古质浑穆，题跋墨书风神峭拔，友朋往来情深义重，而武曾保、谷听泉，包括所言及的“大友圭堂”等中日文人，亦为之增色不少，知其之可珍也。
钱松《钱书盖印谱》
钱松《钱叔盖印谱》
据《浙江忠义录》载“咸丰十年，贼围杭州，叔盖先期具药汁誓死。城陷，叔盖与家人同仰药，麾侍者还其室曰：今日得死所。而男女颠仆一室乎，语定而死。妻沈氏、子县诸生范、子妇张氏、女一同殉”。 [3] 可知“天平天国”之乱后，钱松举家殉难。
然天可垂怜，其年仅十三的次子钱式（少盖，字次行），被温州范守和委托曾随钱松学印的华复前往解救，得以死里逃生，后客寓温州。同治元年（1862）夏，赵之谦在范守和家中，收钱式为弟子，视如己出。
此印谱，卷首即有赵之谦墨题“钱义士印稿，赵之谦题”，并书跋文。另有鉴藏印“道林寺藏本”、“范堂秘袭”。少为人知的是，赵之谦亦曾入钱松门下，学习篆刻，约莫两年，有师门之谊。
赵之谦墨题“钱义士印稿，赵之谦题”
赵之谦题跋，钤印“赵之谦印”，另一页钱松治印“文蔚”
边款：“耐青仿汉”。
跋文中，“壬戌十一月”即同治元年（1862），正是赵之谦收钱式为弟子后几个数月。“稼孙”为魏锡曾，仁和 （今属杭州）人。曾官福建盐运使，少好篆刻，嗜金石拓本，收藏甚富。“丁蓝叔”为丁文蔚，浙江萧山人，清代书画家，官福建长乐知县，斋号“大碧山馆”。“次行”为钱松次子钱式。
据赵之谦所言，钱松治印多散佚，此印谱为在钱松殉难后，魏锡曾取钱松为丁文蔚所作，辑为印稿，赠予钱式，嘱其保存。
钤印“蓝”、“叔”；边款：“己酉九月，耐青刻”。
此前，赵之谦流寓福州，而丁文蔚、魏锡曾也同客闽中，诸人意趣相投，结为挚友。而魏锡曾辑此印谱的这一段时间，是赵之谦最“悲痛交加”、“穷困潦倒”的时期。咸丰十年，其挚友钱松殉难；咸丰十一年，其夫人范氏过世；咸丰十二年，其两个女儿也接连夭折。因此，赵之谦刻“悲庵”印，并以此为号，排遣胸中苦闷、郁结。
当其收到永嘉县令陈宝善与时督兵浙南的总兵秦如虎的来信后，得知钱松遗有子嗣，便决意返回温州。此后，赵之谦对“故人之子”钱式极是照拂。其不以严师自居，待之如子侄。
赵之谦（1829-1884）
二人结“师生缘分”后不久，赵之谦因进京赶考，外出时间过长，所以多次写信拜托友人魏锡曾、江湜等，希望能对予钱式多加关照。
如其致江湜的新中，说道：“弟子钱式厌家而求野，从我学。此事一日而悟，三日而进，已全举自得之妙告之。渠读《伏敔堂诗》，复大悟，以不得附门墙为恨。兹命其刻两石奉呈至教，将来薪火即在此人。……弟视之尤故人之子，兄视之当亦后起之贤，此后有缘，万望大慈悲，垂手汲引，胜佛生必十倍，胜彝夏何止百倍？此等言语，在弟为不虞之誉，然知兄必无求全之毁也。” [4]
赵之谦“巨鹿魏氏”边款
而在赵之谦为魏锡曾作“巨鹿魏氏”的边款中，赵之谦又言“送君惟有说吾徒，行路难忘钱及朱。”其中，“吾徒”、“钱”等即是钱式。
另有赵之谦致魏锡曾信札中，亦言“弟忽有出色弟子，当亦吾兄所喜也。钱生用功甚锐，笔墨外，复求吏治。其志为弟所爱，其身子太弱，亦弟所忧也。” [5] 也是关爱之心至诚至切。
类此种种，皆可证赵之谦因与钱松的“师友”情谊，进而对钱式尽己所能给予照料。笔者亦尝想，撝叔观此“印谱”时，定是百感交集，不胜唏嘘。
魏锡曾题跋
而这印谱，当是赵之谦与钱式相遇后，魏锡曾特意以钱松为丁文蔚所治印，亲自模拓，又辑为稿本，并题跋寄赠钱式。上文亦有言，魏锡曾对于钱松的篆刻，极是服膺。
此跋文中：“吾乡自砚林崛起，前辈中多工印者，至种榆而变，至补罗而坏，钱叔盖先生齿少于补罗，不袭其谬，真豪杰之士。”其中“种榆”所指应是陈鸿寿，“种榆仙馆”为曼生室名。“补罗”为赵之琛，有《补罗迦室集》《补罗迦室印谱》等存世。同时，再次可见魏锡曾认为钱松虽曾师学赵之琛，却是不受门户所囿，有“出蓝之誉”。
钤印“豹卿”；边款：“耐青为豹卿制”。
而后，魏锡曾感怀于钱松之义烈，并言及曾与钱松在“王丈小铁”家，有过一面之缘，又得知钱式流寓温州“东瓯”，从赵之谦学习治印。其中，“王丈小铁”应是王堃，清道光年间江苏丹徒人，字厚山，号小铁，著名书法家王文治之曾孙。道光举人，以中书出官云南澄江知府。笔者考，国家图书馆藏胡震旧藏《始平公造像记》上有钱松与王堃等人的题记，可知诸人为金石学道友，亦时有往来。
最后，魏锡曾跋言，此印谱为从丁文蔚及其友人处所借拓，跋文时间是同治元年（1862）十月，时寓居在福州仙塔街。钤印“魏锡曾印”、“稼孙”。
钤印“大碧山馆”；边款（一）：“大碧山馆，丁巳八月叔盖并题”；边款（二）：“大碧山馆予尝制印，而未之一游，曾与韵琴秋以为期，松记”。
据此“大碧山馆”印作边款，可知丁文蔚与钱松相约丁巳年（1857）秋日为期，至大碧山馆作客。而至是年八月，仍未成行。不过，据西泠印社藏“钱松绘赠丁文蔚《大碧山馆图》”的款识“大碧山馆图。韵琴仁兄鉴正。丁已十月倣大癖笔于见随闻随喜室。弟钱叔盖”，可知是年十月，钱松曾为丁文蔚作此图卷，以表交契之情。
钱松绘赠丁文蔚《大碧山馆图》，局部，西泠印社藏
同月，钱松终于如约而至，在“大碧山馆”为丁文蔚治印。其“丁文蔚”（朱文印），边款“丁巳十月叔盖作于大碧山馆灯下”。即可证之。
钤印“丁文蔚”；边款：“丁巳十月叔盖作于大碧山馆灯下”。
在“大碧山馆”，钱松亦为丁文蔚刻“丁文蔚蓝叔印信长寿”印。款云：“叔盖信宿大碧山馆，仿秦人九字印而作汉篆，为韵琴刻”。是印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此边款中“仿秦人九字印而作汉篆”可窥知钱松治印以“追秦溯汉”为旨趣。而印面经营，也可见其有参考“秦九字印”的布排方式。包括“信”、“长”、“寿”三字，其线条不求粗细统一，而是字体结构简单者，以粗线条走刀，字体繁琐者，则施以细线，如此则更为协调，不显臃肿之态。其曾自号“秦大夫”，也应与其“秦汉为宗”的印学思想有关。
钤印“丁文蔚蓝叔印信长寿”；边款：“叔盖信宿大碧山馆，仿秦人九字印而作汉篆，为韵琴刻”。
此“钱叔盖印谱”中，除“蓝、叔”、“豹卿”、“大碧山馆”、“丁文蔚”、“丁文蔚蓝叔印信长寿”等印作外，另有钱松为丁文蔚治印二十余方，方圆兼使，面目多样，意境亦是高古。
钤印“西河同里人”；边款：“韵琴所居大碧山馆，传为毛西河读书处，叔盖记”。
如“西河同里人”，边款“韵琴所居大碧山馆，传为毛西河读书处，叔盖记”，其中“毛西河”应为毛奇龄，清初经学家、文学家。“扬州八怪”中的金农及陈撰均为其徒弟。以郡望西河，学者称“西河先生”。丁文蔚与毛奇龄皆为浙江萧山人，有同里之谊。是印，三列布局，冲切结合，线条自然灵动，有苍浑意趣。
此外，如上文所提及“文蔚”（白文印），边款“耐青仿汉”。亦或是“豹卿印信”（白文印），边款中“此慊意仿汉之作，豹卿慎藏，叔盖”等，则皆是钱松仿汉印的典型面貌。
钤印“豹卿印信”；边款：“此慊意仿汉之作，豹卿慎藏，叔盖”。
钱松友人杨岘曾言：“予诣叔盖，见歙汪氏《汉铜印丛》六册，铜黄凌乱。予曰何至是，叔盖叹曰，此我师也，我自初学篆刻即逐印摹仿，年夏一年，不自觉模仿几周矣。” [6] 此可见钱松于汉印用功之勤，钻研之深。而其又参以书法用笔，乃得此朴茂的汉铸之风，且时有新意，师古而不袭人。
此“钱叔盖印谱”中，“陈澜之印”、“澜印”，非钱松为丁文蔚所作，甚是少见。从魏锡曾题跋中“复从其友人处，假石若干”，时魏锡曾寓居福州，故笔者揣测“陈澜”亦是福建人。笔者考《闽西姓氏大典》之《陈氏宗谱》，其或为清咸丰举人，任湖南郴州知州。而边款中“见闻随喜室”当为钱松另一室名，其曾号“见闻随喜侍者”。
钤印“陈澜之印”；边款：“己未五月春江揽胜，归见闻随喜室灯下作，叔盖记事”。
钤印“澜印”；边款：“己未立秋，叔盖仿汉印于见闻随喜室”。
印谱中，佳作累累，篇幅所限，另有“蓝叔氏”、“文蔚长生安乐”、“文蔚私印”、“丁蓝叔”等，笔者不一一尽足。
而木盒上，墨迹亦是名家所跋。
“圭堂先生属'钱叔盖印谱’听泉谷惠题”，钤印“听泉”
其中，“圭堂先生”为大友圭堂（？-1979），日本石川县金沢市人，大友楼社长，曾获昭和三十九年金沢市文化赏。“听泉谷惠”应为谷听泉（1898—1939），富山县人，著有《听泉印谱》，作为同风印社社友，师事园田湖城，虽然受到社中瞩望，可惜41岁就早逝了。
武曾保题跋
此为武曾保题跋，言及钱松临仿汉印二千余枚，铁笔气韵高古，赵之琛感叹“此丁、黄后一人，前明文、何诸家不及也”。武曾保（1867-1945）号苦禅，别署老焦山人。浙江杭州人。光绪间浙江乡闱副榜。善粗笔设色花卉，别饶奇趣。亦工书法，八分书功力尤深。
▼结语▼
综上，钱松虽少从赵之琛学治印，然其取法秦汉，不受门户所囿，又融“皖派”之“以书入印”的审美旨趣，印风面目与“浙派”迥异。所以，其列“西泠八家”，或正如韩天衡先生所言“惜其籍西泠，故被推上了'西泠八家’的'交椅’。而以吾之见，钱松足以超过六家，而与丁敬比肩。”
诚然如斯，钱松治印独树一帜，广收博取，实乃溯汉追秦，推陈出新之巨擘。笔者以为，其既属于“西泠八家”，又不真正属于浙派之“西泠八家”，是极为特殊的“独立存在”。其印作，甚至有开宗立派的风貌，惜天不永年。
而此“钱叔盖印谱”，既单独成册，多为钱松为丁文蔚所治，与目前市面所见钱松其他印谱并不相同，且是魏锡曾亲自模拓，又有“陈澜之印”等，更是少见，可作补充。此外，赵之谦、魏锡曾、武曾保等人题跋，谷听泉题盒，亦是难得。
而最为可珍者，则是赵之谦、魏锡曾、丁文蔚等人，在钱松殉难后，对于其次子钱式的教诲、授艺与照拂，此间情谊，尤是令人感怀。文人之交，看似平淡如水，实则如暖春，惺惺相惜，尽在不言中。识者宝之。
参考资料：
[1] 邹涛：《赵之谦年谱》
[2] 孙慰祖：《可斋论印新稿》
[3] 清同治刊本《浙江忠义录》
[4] 戴家妙：《赵之谦信札研究综述》
[5] 赵而昌：《赵之谦著作与研究》
[6] 叶潞渊：《略论浙派的篆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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