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高分纪录片《真实生长》：那个考进北大的学霸，最终成为了普通人
如果一个学校没有课表、没有班主任、学生甚至可以当众跟老师唱反调，很多父母可能都会觉得，这学校疯了。故事发生在「海淀六小强之一」——北京十一学校。一本升学率高达90％，考上清北的人数，经常比衡水中学还多。2012年，十一学校推行「素质教育改革」，取消了班主任，实行导师制、选课制和走读制。一群媒体人嗅着「寻变」气息进了学校，意识到一篇报道、几张图片很难承载这个变化。于是，纪录片《真实生长》诞生了。主角是学校里的3个孩子：非典型学霸周子其，文艺女青年陈楚乔，都来自土生土长的北京中产家庭，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资源。文静的“乖乖女”李文婷来自山西县城，父亲是铁路维修工，母亲是家庭妇女，属于普通家庭。他们性格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对于学校这种教育改革模式的适应力和接受度也不同。那么，10年过去了，第一批尝试素质教育的人怎么样了呢？《真实生长》近期上映了，近1000个小时的素材，修修剪剪后最终只留下2个小时，评分高达9.2，给了我们一个去了解教育更多面相的机会。影片一开始，年轻的刺头儿周子其，最先对老师的权威发起了挑战。按照惯例，高一新生参加军训前，老师会例行讲话：这就像一粒汗珠挂在你的脸上，规则不允许擦去。但周子其站了出来，以公共意志侵犯个人自由，质疑老师发言。开学不久，他继续搞事情，给校长写了两份万言书。一封关于军训，他觉得比起这些「服从性测试」，学生们更需要急救知识；另一封关于早恋，他认为学生手册的那句「男女生交往不当影响不良者记大过」，自由裁量度太大。十一学校在军训中增加了急救知识教学，同时取消了初中部军训，将高中部军训减少两天。至于早恋，后来，大家觉得这在十一学校，是老师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此外，他还和一群孩子组成学生内阁，争取用手机的权利、砍学校食堂的菜价。下课时间，能和同学可以用老师的电脑玩dota、点外卖。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高中正是埋头苦读，奋力拼搏的时刻。但在十一学校，老师和学生，可以就文理分科是否有利于学生发展，唇枪舌战，平等辩论。他们甚至可以不分年龄、身份、在泼水节嬉笑打闹，玩成一片……对于孩子提出的建议，学校不仅尊重，还会相当重视。就拿那封万言书来说，校长召开校委会，认真研讨了一个上午。学校实行下午4:15后学生可自由支配时间的政策，但一些非硬性考试和活动被安排在课后。周子其就发布题为《还“自主”以自主》的文章，质疑学校挂羊头卖狗肉，“严重威胁到了我校社团建设和学生成长”。这篇文章传开后，周子其和同学们在接下来一周都没有被安排课后考试。也正因此，他带领着校队，拿下了北京高校辩论赛的三连冠。高一入学时，她选的是理科，在高手如林的学校里，她发现自己天分实在有限。“半个小时别人数学写完了，再半个小时物理写完了，我还在抠那几道题。”于是，她正式从理科班转入了出国班，不用参加国内高考。高二那年，创作了一本小说《永夜的旅人》，拿到了一等奖。陈楚乔发现，搞文艺创作才是自己的路。后来，自编自演，到处找投资人筹集经费，成功拍了一部校园微电影，拥有 宝贵的人生经历。
高中三年，陈楚乔曾多次坐在桌子上，和大家一起讨论：什么是青年，交流的意义，人为什么要有归属感……思考自己擅长什么，靠什么吃饭，未来大学选什么专业。“感觉每天都会被很多人压着”，从外地转学过来的李文婷发现一方面山外有山，另一方面以前考不好，老师会直接找来把你说哭，“现在都没人管了”。相比周子其和陈楚乔，在李文婷身上，大多数人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来自高考大省的她，早已经习惯了学校高强度的学习，半军事化的管理。没有老师的督促，身边同学又如此优秀，让她莫名的感到心慌。她没有什么爱好，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埋头学习，对其他事情一概不关心。出现在周子其桌上的是《剑桥中国晚清史》《世界近代史》之类的大部头，但李文婷桌上始终都是教材、试卷、作业；即使放假了，她也还是会在老家和其他人一样，找老师补课。用当下一个流行的词来形容她，就是彻底的小镇做题家。更有意思的是，她对很多事情的态度也跟他人截然相反。比如说到学生内阁，手机的使用权，其他孩子都比较支持。但李文婷却认为：我觉得，就应该适应，而不是去挑刺，这种事情我不太喜欢。在这份执着的努力下，李文婷获得了“双科飞跃奖”，名字和其他兴趣比赛获奖的同学贴在了一起。尽管片子只着重记录了这3个孩子的成长，但以小见大，十一学校这块“试验田”仍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惊喜的视角——那这场教育改革给不同的人带来了什么？他们的未来如何了呢？我们必须意识到，教育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话题。
即便在校园里构建一个「乌托邦」，也一定会面临现实的「入侵」，要受到来自整个社会的凝视与拷问，遵守大环境的「规矩」。「最后是要成绩的，成绩是有短期效应的。学生也要，家长也要，社会也要，都要。「幻灭感」在高三变得明显，那些自由探索的时间被拿到应对高考这件事上来。「完全是与世隔绝的状态，什么社交都没有。」周子其说，那一年，他们每天早上七点上早读，紧接着上一天课，四点一刻之后开始考试，五六点钟吃个饭回来上晚自习，上到十点半，周而复始。陈楚乔如愿去纽约大学读导演系，张文婷也考取了首都经贸大学，都不赖。可高考成绩就能说明一切吗？这世界远没这么简单，更现实的还在后头。在十四五岁就探讨各种宏大命题，如今25岁的周子其说，现在的自己「更务实，更世俗，在不断地适应社会中」。
虽然进入了北大，如愿学了喜欢的历史，但发现北大历史重考据，离他所关注的现实很远；回国后，因为专业性质，很难找到合适的政策方面的工作，最后选了前景不错的学而思，但7月1号入职，紧接着就是双减，整个部门被裁……如今他在一家留学咨询公司任职，不是自己最喜欢，也不是父母最期待的，但「保证了我的休息时间，待遇也还可以，做的事情我也不讨厌」。如果注定要高考，那光辉灿烂的2年青春有什么意义呢？
时任十一学校战略咨询顾问的李茂说了一段玩笑话，或许能带来启发：「其实传统的模式有一种纯粹，反而塑造了一方『净土』，把什么都剔除了，按老师说的来就行了，都不用思考；但在这里，要安排自己的时间，要寻找自己的兴趣和驱动力，要对抗很多。」是的，帮助大家找到兴趣和自驱力，让孩子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或许才是素质教育的最大意义。这十年，教育环境和整个社会环境都在变，竞争越来越激烈，「鸡娃」「内卷」等新词不穷，关于「怎样衡量教育价值」，也被置换为短视而又单一的一套标准，比如成绩、工作、薪酬…在导演张琳看来，任何一个学校都不能决定学生的上限，好的教育是给大家下限，起码不会特别差，不会是一个哀莫大于心死的人。「他们后来都是普通人，但是『珍贵的普通人』。是生长出了自我、有独立意识、拥有内驱力，在挫败中不断修正自身位置的普通人。」在纪录片的试映会中，三个主人公被问及如今是否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时，- 陈楚乔说：“我觉得我比年少的时候空想的那个自己，更快乐、更平和。”
- 周子其说：“我不能说成为了当时想要成为的人，但还在往那个方向走 。”
- 李文婷说：“我觉得我成为了，就是自己所希望的那种，平凡、幸福的普通人的生活。”
他们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人，并一步步地向梦想靠近，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毫无疑问，学校这个系统承担了太多的期待已经不堪重负，而一个孩子理想的成长环境需要整个社会付出努力。
我们知道，“应试教育”在批判声中依然屹立不倒几十年，是因为中、高考的地位和形式没有根本的改变。这种一锤定音的选拔模式，很大程度上是最公平的方案，它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腐败，让底层的人有机会实现阶层的跃迁。现实生活中，当我们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艺术、体育方面的技能训练时，却往往忽略了“素质教育”中最为强调的，对“道德情感”、“心理健康”以及“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从孩子的兴趣出发鼓励学习，可以帮助实现应试的目标，可如果把应试的目标作为出发点，则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就像那些考过十级以后，再也不想碰钢琴的孩子们。维护兴趣的核心，是尽可能地激发孩子的好奇心，给与启发式的引导。正面反馈，不光表现在成功时给出认可和奖励，更体现在面对困难和失败时如何开导。当孩子哭着说“我不会”的时候，请不要怒吼“你怎么还不会？脑子呢？”，而是告诉他“你只是还不会，慢慢来！”对于喜欢竞争的孩子，考试和竞赛本身就能给他们带来刺激，但不必过度强调输赢；对于不爱竞争的孩子，则应该帮助他们淡化横向比较所带来的压力（不跟别人比，只跟自己比）。也许你会说，在应试环境中，排名比分数重要，但如何看待排名，则取决于我们先期设定的目标。当这个目标遥不可及时，压力就成了阻力，而当这个目标是轻轻一蹦就能实现时，它就会变成巨大的动力。就像用胡萝卜引诱毛驴前进一样，看起来唾手可得的小目标总是能让大脑释放更多的多巴胺，让人踌躇满志、满心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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