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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美国就是“新罗马”?——犹太与西方文明的纠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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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3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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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党争越演越烈。

党争的主题可谓五花八门,从疫情应对到经济社会纾困,再到种族平等、妇女堕胎、基建投资、医疗保险、外来移民、枪支管制、校园安全、财政预算和美墨边境建墙,两党都能针锋相对,吵得脸红脖子粗,甚至你死我活。

如今,民主党控制了总统和议会,局面上占据主动,共和党就利用本方占据优势的最高法院频频发力。

除了备受关注的妇女堕胎权之外,最高法院还把手伸向了更加敏感的“政教分离””原则。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6月27日报道,华盛顿州一所高中的橄榄球教练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因为每场比赛之后都与学生一起在赛场中央祷告,而被所在校区停职。肯尼迪先在地方法院败诉,又上诉至最高法。最高法周一以6比3的结果,判决校区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他的权利。

CNN称,此次判决加强了有利于宗教保守派判决模式,以及“政教合一”的程度,“进一步侵蚀了政教分离”原则。自由派大法官在反对意见中表示,最高法“弱化”了政教分离条款对宗教自由的支撑作用,已经“走上了一条偏向于宗教行为的道路”。

路透社评论称,美国最高法院“瞄准了政教分离”的原则。路透社指出,最近两个月,美国最高法已经做出至少3次不利于政府官员遵守政教分离条款的判决。除周一的肯尼迪案之外,最高法上周裁决缅因州将宗教学校排除在学费援助计划之外的行为违宪。此外,最高法5月还通过判决允许一个基督教团体在波士顿市政厅悬挂带有十字的旗帜。

早在两年前,本公号曾经发过一篇预言帖:预言:美国将成为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该文中称:

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其实一直都是在打顺风球,赶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扩张的顺风车,始终没有在长期停滞甚至逆境中生存的经验。美国势力范围的全球扩张目前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在中东目前卡在叙利亚,在东亚则卡在台湾和北朝鲜。

正如当年的罗马帝国一样,帝国一旦扩张到极限开始收缩,帝国红利转而变成了负累,政治内斗加剧,种族矛盾激化,人们的心灵得不到安放,于是基督教像野火一般传播。世俗的罗马逐渐变成了政教合一的宗教国家。
今天的美国,像极了两千年前的罗马。同样是作为以海洋为交通枢纽的霸权,全球海洋相当于地中海,美国本土相当于罗马本部亚平宁半岛,欧洲相当于希腊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相当于北非、高卢、西班牙、不列颠这些被罗马控制的后花园,埃及(粮食)相当于沙特(石油)提供关键物资,南美相当于日耳曼尼亚,成为外来移民的输入地区,也是将来的心腹大患;俄罗斯相当于帕提亚这个生死劲敌。


表面上,罗马在与帕提亚长期的军事战争中消耗了财富,又被来自日耳曼的移民掏空了身体。但实际上这两者都不是罗马灭亡的根本原因。

如罗马般强大的霸权,不可能亡于外敌,堡垒只能是从内部攻破。

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阶级矛盾引发意识形态斗争;意识形态斗争尖锐到一定程度,矛盾双方诉诸于宗教;宗教如同毒品,短期内看似很有效,但是从长期来看扼杀了社会活力,消解了国民共识,从根本上摧毁了国家的根基,最终这个昔日霸权如同摇摇欲坠的破房子,在移民大潮中垮塌。

公元前510年,在路奇乌斯·朱利乌斯·布鲁图斯的演讲和带领下,罗马人放逐了国王塔克文,结束罗马王政时代,开启了共和国时期。布鲁图斯也成为了罗马历史上第一任执政官。

罗马共和国正式名称是“元老院与罗马人民”(简称SPQR),表明其政治理念是实现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和解与协作,这就是所谓的“共和”,意思是“(社会各阶层)共同和谐地管理国家”。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赶走了国王之后,罗马贵族们并不能实现与平民阶层的和谐共处的政治理想,各种社会矛盾频发,罗马陷入了长达十六年的“骚乱”之中。

公元前494年,罗马同邻近部落发生战争,罗马平民拒绝作战,带武器离开罗马躲到附近的山上,宣称如果不实现自己的要求,他们将脱离罗马,建立自己的“平民邦”。史称“平民运动”。在兵临城下的危机下,贵族被迫承认平民选举保民官和召开平民大会的权力,保民官负责保护平民的权力不受贵族侵犯。此后又经历了多轮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与博弈,逐渐形成了执政官、贵族、平民相互制衡的政治机制,颇为类似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

执政官通常为了两名,通过选举产生,相当于总统,但是任期只有一年,负责统帅军队,主持元老院会议,执行元老院通过的法令,并在外交事务中代表国家;保民官和人民会议相当于众议院,代表人民权利;元老院由贵族选举组成,相当于参议院。美国参议院拥有立法权掌握国家权力,并一定程度上受众议院监督,罗马元老院是实权机关,比参议院权力大得多,300名终身职的元老是贵族势力的坚实堡垒,他们掌管着国库的运作和一切的对外事宜。

为何罗马共和制要搞得这么复杂,不去搞希腊的直接民主?

根本原因在于两者的经济基础不同。

罗马共和国初期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而且只能控制罗马周围一小片平原,因此绝大多数罗马人无论贵族还是平民,本质上都是自耕农,都要下地耕作,无非是农庄大小有差别。

所谓贵族,都是由罗马城建城之初罗马公社成员的后代,他们的祖先是罗马本土上最初的经营者;平民是后来的移民,是罗马公社以外的成员。他们来源复杂,且人数众多。其区别跟老北京人和北漂之间的差别大同小异。

贵族只不过因为来得早,就可以享受种种政治特权;平民由于人数众多,是罗马军队的主要来源,负担着沉重的兵役;战争来临时,平民却成为了冲在最前端、承受最大损失的人,许多平民因此而破产;又因债务使得妻儿甚至自己一起沦为债务奴隶。

平民面临共同的社会不公,使得他们对彼此的苦难感同身受,很容易团结起来抗争。当时罗马实力还很弱小,贵族必须依靠平民的力量保卫自身安全,因此不得不与之妥协,不能为了一己私利为所欲为,必须兼顾平民的利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更为崇尚人人平等,自食其力、艰苦奋斗的集体主义社会制度与文化。

比如被广为传颂的罗马独裁官辛辛那提图斯,在公元前458年临危受命为独裁官,当收到任命书时正在自己农庄里耕作。当他率领军队打败敌人解除危机后,立即辞职回到自己农庄继续干活了。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卸任后,就被称为辛辛那提图斯在世,美国甚至有个城市改名为“辛辛那提”,就是为了纪念这件事。

那个时候在罗马就是所谓的“小国寡民”的状态,做领导劳心劳力还没什么太大好处,还不如踏踏实实把自己的农庄弄好来得实惠。

反观建立直接民主制的希腊雅典城邦,虽然从公民人数上看,比罗马更符合“小国寡民”的定义,但是实质却完全不同。依赖雅典得天独厚的地中海贸易交通枢纽以及丰富的银矿资源,其经济基础建立在奴隶劳动、海外贸易和金融之上。

雅典说是城邦,但实际上是以雅典为大本营、拥有众多仆从城邦,在地中海沿岸遍布贸易据点,还有大量奴隶开矿、劳动供养的殖民贸易帝国。在这个帝国中,财富并不来自于城邦公民自身的劳动所得,而是来自于各地的船长、矿主、奴隶贩子等等。

谁拥有财富,谁就拥有权力。作为一个依靠港口的商业城邦,也没有什么长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治水等大工程要做,没什么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需求,无论是主观和客观上,都没有集权的必要。整个雅典就如同一个商会或者精英俱乐部,雅典城的统治者如同商会的秘书长,主要职责不是像农业国家的君主那样统治人民,而是在各个船长、矿主、奴隶贩子之间进行协商以及利益协调。因此中央集权式的政府既没有现实基础,也不适合雅典的利益分配的需求,给各位大佬们充分自由的民主制度才是最适合方式。

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之上,再加上自由民主的氛围,雅典就可以招揽优秀人才。雅典公民权——相当于雅典发的绿卡,获取资格限制的非常严,基本上必须得双亲都是雅典人,但是对于优秀人才还是非常慷慨的,毕达哥拉斯,希罗多德、芝诺、欧几里得、赫拉克利特等等各种名家,都不是雅典人。这些文化名人再一炒作,写成书,雅典的名气就更大了,雅典也就更加具有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雅典人根深蒂固地歧视外邦人,再加上城邦小、承载能力有限,搞商业也不需要太多的人口,也没有同化外来人口的需要,直到雅典灭亡,拥有雅典公民身份的人口最多也就万把来人。所以,在“陶片放逐”中,六千票(意味超过半数)就能把执政官赶下台。

所谓的古希腊“民主”,是建立在奴隶制上的奴隶主阶层的贵族民主。虽然雅典公民名义上也分贵族和平民,但所谓“平民”仍然是拥有奴隶的精英阶层,即使是最穷的雅典公民,也基本是脱离生产劳动。那些被剥夺了人的基本权力的奴隶才是真正的社会底层。

雅典身上集中了“成功”的民主国家的几乎所有特征:以海洋贸易商业立国、存在大量的外部输入财富、有可供换取财富的大量商品,有可供剥削的大量劳动力。再加上拥有世界贸易金融霸权,是世界文化高地,由多种移民构成。跟今天的美国非常类似。

在美国建立初期,美国北部各州更为接近早期的罗马共和国,而南部各州由于有大量的奴隶种植园,更为接近雅典,这也是美国从一开始就存在两党制的根源。两者之间勉强取了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罗马共和制。


事实上,美国国父们正是参照罗马共和国建设心目中的“新罗马”。美国首都华盛顿,正是古罗马时代的罗马城的高仿,比如国会大厦、白宫、最高法院、林肯纪念堂等主要建筑群都是罗马式的,而且也建在高处被称为“国会山”。连流经华盛顿的那条河都被命名为“台伯河”。

在希腊诸城邦春秋鼎盛的时代,罗马只是位于希腊殖民圈范围的亚平宁半岛上一个边陲小国。经济文化相对于希腊都很落后。希腊人通过开辟海外殖民地的方式渗透地中海以及黑海沿岸,罗马所在的亚平宁半岛距离希腊很近,自然是重点殖民对象。希腊殖民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罗马非常仰慕希腊,罗马上层崇尚学习希腊的方方面面。这种状况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东方诸国与西部边陲落后的秦国非常类似。


希腊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堆城邦构成的文化圈,内部斗争不断,最为有名的就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长期的战争。由于希腊文明长期内耗,位于希腊文明圈边缘的马其顿强盛起来,把希腊诸城邦给灭了,建立了马其顿帝国。马其顿帝国跟秦朝一样是个短命帝国,公元前323年,33岁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印度的过程中染热病身亡。在他死后,马其顿帝国被他的部将们瓜分成好几块,包括马其顿帝国各个继承国的整个希腊文明圈,仍然像过去那样各个国家、城邦彼此之间互相征讨,实力在内战中不断消耗。


当时,罗马正在忙于统一亚平宁半岛,希腊虽然分裂,但是对于罗马来说依然强大,其中一个希腊国家伊庇鲁斯对亚平宁半岛发动侵略战争,但在一系列胜利后,自身也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出亚平宁,为此还留下一句谚语“皮洛士式胜利”,相当于中国谚语“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皮洛士是率兵入侵亚平宁半岛的希腊城邦国王名字)。而罗马通过三次萨莫奈战争(公元前343—公元前290年)基本确定了对中意大利的统治权,并通过两次布匿战争击败迦太基,实力渐渐强大,开始向自己东边的这个富有而且有文化的邻居展开进攻。


罗马人非常善于向领先自己的对手学习,在此基础上改进提升,获得相对于对方的优势。罗马人向迦太基人学习了造船方法,并原创性地发明了登舰桥,其末端的钩子勾住敌舰甲板、步兵们便可一拥而上登舰杀人,化海战为罗马人擅长的陆战。

在与希腊人交锋的过程中,罗马人吸收了马其顿方阵的优点并加以改进,发明了标枪与短剑结合的罗马方阵。在面对枪兵组成的马其顿方阵时,首先用标枪远程打击破坏对方阵型,投掷标枪的同时就进行冲锋;希腊人手持长枪行动不便,往往扔掉长枪进行躲闪难免队形散乱,无法组成完整的枪阵防止对方靠近;当罗马士兵贴身上来用短剑肉搏时,希腊人无论手中是否有长枪,都无法面对专门用于贴身肉搏的短剑攻击,纷纷遭到屠戮。曾纵横天下的马其顿方阵遇到了自己的命中煞星,被完全克制。
罗马士兵与希腊士兵厮杀

战术上落后,希腊各国还在不断内战中,被征服的命运已难以逆转。罗马通过四次马其顿战争(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215年,最后一次结束于公元前146年),征服了整个希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犹太人之所以能在马加比起义中反抗塞琉古帝国,真实原因不是犹太人多么善战,而是罗马人在不断从西面发动进攻,塞琉古唇亡齿寒,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防备罗马人上。再加上东边的帕提亚人也逐渐强大起来,塞琉古根本无暇顾及打游击的犹太人,只好让他们独立。

随着罗马军队的东征西讨,罗马疆域迅速扩大,罗马共和国这种缓慢摇摆的政治决策方式越来越难以满足实际需要。执政官常年带兵在外,难以按时向元老会述职,他们在当地遇到的各种情况需要即使做出决断,要是等上报元老院再批复,黄花菜都凉了。即使是提出三权分立的孟德斯鸠也承认,三权分立制度更加适合国土较小的国家,大帝国中由于疆土辽阔,若使政令通达,国家统一,那非有一个专制的机构不可。

与此同时,随着罗马疆域扩大,土地增多,平民阶层所获有限,贵族的财富则迅速增长。再加上希腊思想文化的入侵,谁不希望过上奴隶主挥金如土又骄奢淫逸的生活?于是贵族们纷纷脱离田间劳动,走上了奴隶经营大农场,金融放贷收息、经营海外贸易,炒作房地产的敛财之路,财富进一步膨胀,加剧贫富分化。换句话说,罗马的精英阶层越来越希腊化。

但罗马与希腊最大的不同是,罗马还存在数量庞大的平民阶层,这么多的平民人口,其所需要的财富基础不可能像雅典那样全部转嫁到奴隶或外地人身上,于是产生了尖锐矛盾。平民阶层因土地兼并失去田产,纷纷走向破产。政治改革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呼声日益高涨。当代美国的社会矛盾与此高度类似:精英阶层通过全球化剥削海外劳工获得巨大财富,但是美国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纷纷失业降薪,生活水平日渐困顿,于是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

站出来响应这一呼声的是格拉古兄弟。格拉古家族是当时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家族之一,兄弟俩的父亲老提比略·格拉古当过罗马检察官和执政官,举行过两次凯旋式,是罗马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格拉古兄弟不像当时一般的罗马贵族子弟那样追逐声色犬马,而是关心普通人的疾苦。哥哥提比略·格拉古于公元前133年当选保民官,上任后他立刻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元老贵族共同拟定一份土地法案,内容是限田和分配土地。然而土地法案的推出遭到大多数元老贵族和大地产主们的强烈反对。但是提比略通过高超的演讲技巧,让反对者无法反驳。

他在演讲中说道:

“漫游在意大利的野兽,个个都还有洞穴藏身;
但是为意大利奋身作战不惜一死的人,
却除了空气阳光而外一无所有。
他们无家无室,携妻挈子到处流浪。
那些身为统帅的人,鼓动士兵为保卫祖宗的坟墓和祭祠而战,
这句话不过是说谎。
因为在士兵中,没有一个人有世代相传的祭坛,
在如此众多的罗马人中,
没有一个人有祖先的茔穴。
他们在作战时出生入死,
都只为了保全别人的豪华享乐。
他们虽然被称为世界的主人,
但是没有一寸自己的土地。”

公民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提比略的土地法案,并选出一个三人委员会负责执行,收地、分地工作随即开始。

眼看提比略胜券在握之时,元老院的走狗们散布谣言,他们污蔑提比略·格拉古想要戴上王冠。一群元老贵族和奴仆带着武器冲进新法案投票现场,杀害了手无寸铁的提比略及其支持者,三百人倒在血泊中,他们声称这一暴行是为了“捍卫罗马法”。并且为了阻挠家属收尸,他们将尸体扔进台伯河,改革者们的尸体染红了河水。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就此流产。但是平民的反抗思想已经广为传播,平民和贵族之间的对立和仇恨进一步加深。
反映提比略·格拉古被杀事件的油画


十年后,弟弟盖约·格拉古当选保民官。他继承哥哥的遗志,完全恢复提比略的土地法,得到了平民的一致拥护。盖约充分吸取了哥哥改革失败的教训,除了土地法之外,他又制定勒一系列相关法案,来确保土地改革政策的推行。

盖约推出了《公共事业法》。用来来加强意大利地区和整个环地中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可以改善民众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创造了许多的就业岗位。这几乎和二战时期美国罗斯福新政很相似了。为了改善罗马的司法体系他推出了《陪审员改革法》。改革了审判制度,削弱元老院的审判权力。为了提高行省的税收效率,他推出了《行省法》。

公元前122年,元老院派遣军队围攻盖约,盖约组织武装进行抵抗,失败被杀。最后他的下场跟哥哥提比略一样,他以及支持者的尸体被扔进台伯河。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失败,标志着罗马精英阶层已经傲慢地关上了改革与对话的大门。但是社会矛盾不会就此消失,而是越积越深,唯有通过更加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精英们的傲慢,则与希腊思想文化的渗透具有莫大关系。

罗马人对希腊先进的文化仰慕已久,比如罗马法的制定,就是派人来希腊学习的结果。罗马征服希腊后,非常善待希腊贵族,并且罗马上层也纷纷学习希腊语以及希腊文化。凯撒也是从小接受希腊化的教育,尤其酷爱古希腊的古典文学,十几岁就发表了小说《赫库力斯的功勋》和悲剧剧本《俄狄浦斯》;更为典型的例子是罗马宗教完全就是希腊宗教的翻版。

在希腊思想文化的大举入侵之下,使得旧希腊贵族和希腊化的罗马贵族因为利益以及文化认同联合起来,相互联姻,在罗马共和国内部形成了希腊利益集团。这些人政治地位和文化水平很高,纷纷在罗马的元老院中占据高位。

平民派通过政治斗争无望,开始借助军队力量行事。而贵族派也紧随其后。在公元前88年至公元前79年,平民派领袖马略与贵族派代表苏拉之间爆发血腥党争,大批罗马旧贵族被杀,仅在公元前82年前后,罗马贵族中被杀的有1500人。恐怖的政治清洗在削弱罗马政治势力的同时,也大幅削弱了保民官的权力以及人民会议的权力。政治清洗造成的国家权力真空,希腊利益集团趁虚而入,攫取了罗马元老院的权柄。

失去了人民会议和保民官的制衡,罗马元老院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帜,而实际的政治目标就围绕着希腊利益集团服务,而置整个国家利益于不顾。只要是有损或与希腊利益无关的政治提案,不是被驳回就是被搁置,罗马的政治机构陷入瘫痪,国内矛盾也日益激化。正是在这这样的背景下,斯巴达克斯大起义(公元前73年(有些史料为前74年)—前71年)爆发,进一步打击了罗马的统治基础,加剧了罗马奴隶制的经济危机。
斯巴达克斯大起义

公元前60年,出身于平民派的凯撒与另外两名罗马军事高官庞培、克拉苏痛恨政治权力被元老会把持,遂结成秘密的政治同盟(史称前三头同盟),一起反对元老院,并绕开元老院推行各项政策,罗马政治进入了政治寡头之间的三权分立的时期。

凯撒随后出任高卢总督,征服了高卢全境(今法国一带),还袭击了日耳曼和不列颠,威望日盛。公元前53年,克拉苏在征服帕提亚帝国的战争中身亡,三寡头制衡瓦解,蜕化为两强争雄的局面。凯撒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国家,彪炳的战功带来无上荣耀,对外的征服则带来大量利益,罗马的民众当然是无限爱戴凯撒,劝进称帝的呼声日益高涨。被长期架空的元老院对大权独揽的凯撒则是恨得咬牙切齿,而在朝中的庞培无法捞取战功,已无法与凯撒相提并论,也感到了巨大压力,元老院与庞培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凯撒。

公元前49年,元老院向恺撒发出命令撤回罗马,恺撒回信希望延长高卢总督任期,元老院拒绝并发出最终劝告,表示如果不立刻回罗马,将宣布恺撒为国敌。

凯撒明白,他的政治对手恐怕是动了杀机,如果自己执意不回,就会被宣布为叛乱,将会遭到全罗马的讨伐;如果离开军队正常回去,说不定会被谋害或软禁。思前想后,恺撒打破罗马的禁令,率领军团渡过卢比孔河,开赴罗马。恺撒的举动震惊了庞培以及元老院的民主共和派议员,纷纷带着家当逃离罗马。恺撒不流血进入罗马城,要求剩余的元老院议员选举他为独裁官。

凯撒带着军队来,谁敢反抗?反抗就是当场身首异处的下场。于是,凯撒成为了独裁官,大权独揽,继续征服了西班牙、埃及,跟埃及艳后克利奥佩特拉哈皮了一把,还杀死了庞培及其两个儿子,于公元前44年返回罗马。由于凯撒的功绩太显赫了,民众狂热崇拜他,朝野上下劝进之声不绝于耳。虽然凯撒全部谢绝了,但是激起了元老院的恐惧。

凯撒与埃及艳后

布鲁图斯虽然被凯撒视如己出(布鲁图斯老妈和恺撒长期有一腿),却是狂热的民主共和派,他是深度希腊化的罗马人,对于希腊式民主政治制度心驰神往。在他眼中,凯撒虽然给国家带来的无限荣光,但是他已蜕变为一名独裁者,他与国王的区别仅仅是一顶王冠而已。为了他心目中的理想,他必须舍身取义,杀死这个把自己看作儿子的老人。

这场政治斗争的背后,已经超越了实际的政治利益与权力斗争,实际是源自罗马的、服务于现实的集体主义,与源自雅典的、来自于理念的个人自由主义的较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身处希腊民主制度之中的哲学家柏拉图,却又是希腊民主制度最坚定的反对者。因为他亲身经历了雅典人是如何通过投票杀死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柏拉图将其斥之为“暴民政治”。

柏拉图将现实国家的改造和理想国家实现的希望,完全寄托于独裁者。根据柏拉图设计的社会政治结构,哲学家垄断城邦全部政治权力,被置于等级结构的顶端,即哲学家为王(哲学王),其他各等级则完全被排斥在城邦权力体系之外。如果哲学家有幸成为统治者,它要根据理想的模型来改造现实的城邦,建立一个正义的国家(即乌托邦)。

油画:苏格拉底之死,创作于法国大革命前夕

意识形态的交锋本应是人类理性的交流与碰撞。但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一旦见了血,可能比源自实际利益的角力更加极端、更加非理性、更加恐怖、更加暴力、更加血腥也更加疯狂。

这一切,也将在美国这个“新罗马”身上重演。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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