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卡斯特罗是一位意志坚强的政治巨人。在1959年，魅力无穷的革命领袖最终依靠巧妙的政治宣传打垮了不得人心的巴蒂斯塔，并在当时城市繁华却农村破产的古巴取得了胜利。
尽管被他的敌人轻蔑地称为布尔什维克机器，但这位富豪革命者的政治理念其实相当复杂，他的脑子里既有马克思主义者对穷人的深切同情，又有何塞·马蒂那样刻骨的古巴爱国情怀，更有玻利瓦尔那样两面三刀、反复无常的土匪作风。
卡斯特罗永远的偶像，何塞·马蒂，古巴独立运动的启蒙者
与他幸而早死的战友瓦格拉一样，卡斯特罗终其一生都表现出对权威的蔑视和反抗。在家里，他反抗父亲的权威；在大学里，他反抗老师的权威；在社会上，他反抗政府的权威；在国际上，他反抗美国的权威；在革命阵营里，他反抗中国的权威，甚至苏联的权威（1967年）。他是天生的罗宾汉，永远的弱势群体代言人。
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共产主义领袖们不同，卡斯特罗并没有与生俱来的冷酷无情，他对社会公平的追求似乎更出于本能而非政治考量。尼克松在与他见面后，认为他充满“天真、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赫鲁晓夫则私下把他归为满怀原始“社会主义”的托洛茨基分子；为了保障理想中的社会平等，他甚至不惜削弱自身的统治基础，并将最亲密的战友和骨肉下放到默默无闻的岗位之上。
尽管相当贫穷，但古巴国民依然具有相当高水准的医疗保障和教育水平
同时，尽管手握大权，但他始终未曾大规模处决政敌，始终坚持司法的基本独立，始终尽可能地提升国民的医疗、教育的水准，且从未刻意追求过属于自己的领袖崇拜。至少从他的行为上看，他似乎更像是一位真正为穷人理想国而奋斗的革命者。
为了实现均贫富的梦想，他不惜没收外国资本在古巴的一切合法资产，查抄富裕阶层的房产、汽车和庄园，严厉打压所有民间贸易活动，并限制专业人才攫取任何工资以外的市场化收入。
然而，对外国资本的没收，使得外国投资者将古巴视为避之不及的畏途；对私营商业活动的严厉打压，则使得民间财富的积聚不再可能；对专业人才收入的限制，最终迫使该国的精英人才大量出逃。这种政府对人力和资源的粗暴管控，也使得劫富济贫的罗宾汉变成不折不扣的独裁者。
更为严重的是，严格均贫富的制度使得古巴沦为懒人的天堂和停滞的化石。过高的贫富分化固然会激发可怕的政治动荡，但完全的财富均分则意味着人类雄心的停息。毕竟，既然生而永远平等，那人类又何须努力、思考和奋斗？
于是，伟大的乌托邦最终成为懒人的天堂：漫不经心的慵懒者充斥街头，却享受着与挥汗如雨者一样的收获。如同革命领袖的接班人劳尔自己所言，古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不好好劳动的人、特别是懒汉剥削好好劳动的人。”
曾经领先拉美各国的繁华古巴，终于被后起之国们远远抛在后面，海明威笔下曾经的锦绣之地，也已经成为破败落后的代名词。每年，大量不甘心挨苦受穷的古巴人，冒着被拘捕的风险，成群的加入偷渡者的行列，驶往被罗宾汉诅咒的魔鬼之地——美国。
3位叛逃的古巴前国脚迈克尔·常（左）、奥迪斯奈尔·库伯（中）和黑维尔·科德福斯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同样，国家至平等则民无进步。高洁的理想国最终变成了平等的监狱，狂热的革命领袖最终变成了独裁的恶棍。毕竟，伟大的罗宾汉只能为了穷人劫富济贫，但他永远不可能带来平等的富裕。
他只能成为强制平等的独裁者，这是他人生的宿命，也是他理想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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