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科学易”研究在易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图从“科学易”的发端谈起，对“科学易”发展的概况、科学家对周易的推崇、“科学易”研究的成果加以终述，并在文章最后，对科学与易学的关系进行一定探讨。
【关键字】科学易 科学 易学
易学发展史上，“科学易”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初，随着西学的不断传入，中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严峻挑战，在新文化运动中遭到严厉批判，而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新文化则得以迅速普及。在这个大背景下，易学研究终于冲破传统的经学藩篱，迈向新的历史时期。易学研究转轨的标志事件之一，就是“科学易”的兴起，并渐成一种时尚。
一、“科学易”的由来及发展概况
中国近代易学史上，民国初年以降，易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易学流派中的象数派，逐渐开始采用区别于传统象数学者的研究方法，以新的自然科学知识治《易》，即所谓“科学易”者，喷薄而出。后来，随着两岸交流的加剧和扩大，“科学易”由海外、台湾而大陆，愈演愈烈。
第一、“科学易”的发端
受国外莱布尼兹、玻尔等著名科学家对《周易》象数青睐的影响，我国少数近代科学家，开风气之先，用近代自然科学成果阐述易学思想，亦以易学象数解释近代科学的某些原理，从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易著作，为易学研究开辟了崭新的领域。
从象数易发展为科学易，杭辛斋开其先河。他认为易阴阳以乾坤为气质之总纲，震、艮、坎、离、兑、巽六子就是化学之六气——氢、氧、氮、氯等气。紧随其后，沈仲涛《易卦与代数之定律》、《易卦与科学》，成为科学易的拓荒之作。他认为《周易》的每一卦，如同代数几何中的公式，在物理学、天文学中都有妙用。造成较大影响的是薜学潜《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超相对论》。此书将易学原理归结为易卦方阵演变定律，并认为爱因斯坦相对论，狄拉克方阵算学，以及物质波、量子力学诸定律，都可同易方阵定律契合。他主张：“吾愿今之学者治《易》求诸物理，而治物理者求诸八卦。”此书一出，在易学界和科学界产生极大反响。20世纪末治科学易者蔚然成风，盖由此时开端。
第二、“科学易”研究的深化——台湾关于“科学易”问题的讨论
薜学潜先生的《超相对论》，1964年再版于台湾，并被改名为《易经数理科学新解》，在台湾易学界引起了研究科学易的热潮，并由此触发了一场关于易学和科学的论战。这场论战以1968年12月21日魏凌云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的《零与一哲学》为开端，魏凌云、李世元等否定科学易者作为攻方，李霜青、徐芹庭、翁和 、陶龙等肯定科学易者作为守方。双方围绕薛先生的《易经数理科学新解》，就《易经》中的现代科学思想、《易经》与数理科学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最终，论战双方谁也没能说服对方，但科学易的影响事实上却日渐增长。陈立夫在上世纪70年代末倡导和组织应用易学，自然科学和《易》理的关系就是其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
第三、大陆“科学易”研究现状
《周易》与自然科学关系的研究，大陆学术界80年代以前基本是个空白。受海外和港台的影响，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有“甚嚣尘上”之势。
（一）江国梁《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邬恩溥《周易——中国古代的世界图式》，黄寿棋、张善文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集，刘振修《周易与中国古代数学》等著作，着重论述了《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积极影响。
（二）《周易》同中国传统医学关系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邹学嘉、邹成永《中国医易学》、杨力《周易与中医学》、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刘杰、袁峻《中国八卦医学》、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刘长林《易学与养生》等著作，对医易会通思想、易学与养生法则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论述。
（三）董光壁《易图的数学结构》、李树菁主编《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丘亮辉主编《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徐道一《周易科学观》、顾明《周易象数图说），焦蔚芳《周易宇宙代数学》、董光壁《易学与科技》、韩增禄《易学与建筑》、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商桂《易索》、何世强《易学与数学》，罗翊重《易经象数学概论》等著作，剖析了《周易》及其象数模式同现代数学、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天文、地震等方面的关系，着重论述了《周易》的太极思维，阴阳观念、对称法则，互补原理等对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启迪作用。
二、科学家对周易的推崇
《周易》在国际自然科学界的影响极为深远。不论是数百年前的德国杰出数学家莱布尼茨（G.W.Leibniz），还是当代的著名科学家，许多人都以不同方式对这部古老的著作表达了崇敬之意。其重要原因就是《周易》的科学思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莱布尼兹在他的名著：《关于只用两记记号0和1的二进制算术的阐释》（1679年3月15日拉丁文稿）中说：“这种演算的令人惊奇之处，是这种用0和1 进行的算术竟然包含着一个叫做伏羲的古时的国王和哲人所作的线段的奥秘。据传伏羲活在四千多年前，而且中国人把他看作是他们的帝国和科学的创始者。人们把几种线段组成的图形归功于他。这些图形都可以归结为这种算术，但在此只提出所谓的被认为是基本的八卦，并附以解释就够了。一旦我们注意到，首先一条整线段——指单位或1，其次，一条断裂的线段——指0或零，那么这个解释就明显了……因为这些图形或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丰碑，经过这么长时间后，又重新找回它们的意义，确是显明的稀奇无比。”
量子力学的创始人（N.Bohor）在1937年访问中国时，了解到中国的阴阳观念，深受震惊，尤其对太极图深感兴趣，认为他一生反复阐述的量子力学中的互补观念在中国也有它的先河。他被封为爵士时，亲自设计自己家族的族徽，以太极图作为主要图案，并刻上了“对立即互补”，用来象征中西文化的融合。美国的零桐博士认为，量子力学中的各种量子交换、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超物质等，都可以从《周易》的“相对原理”、“互补原理”、“跃迁原理”中获得解释。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获得诺贝尔奖后发表讲话：“我怀疑德国物理学家拿波特（Otte Laporte）的奇偶性意见，这和我在40年代在云南省昆明市西南联合大学做大学生时代念《易经》的心得有关。《易经》中既有阴阳相对的道理，也有阴阳消长或阳盛阴衰、阴盛阳衰，剥久必复，否极泰来的道理。”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1997年在香港大学讲述：“牛顿力学已被量子力学代替了，在量子力学中有条很基本很重要的定律‘测不准定律’。……从哲学上讲，‘测不准定律’和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颇有符合之处，所以近代物理学有些看法，与中国太极和阴阳二元学说有些相似的地方。”“……测不准定律，说明我们永远测不准一切的。测准了一方面，就一定测不准另一方面。所以这些道理都和《易经》学说相近的。《周易·系辞》：‘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这就指明白事物之理，并不是数字所能分能穷的。”
从莱布尼兹、玻尔到杨振宁、李政道，科学家们对于易学理论的推崇“并非一时的感情冲动”。易学中的理论思维，其中的确具有永恒性的东西，可以为人类新思维的形式提供某种养料或借鉴。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今天，易学中的那种‘究天人之际’的精神，那种理性与价值合一的生态观，那种整体生成论的方法，对于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全球危机，确实能以其历史的遗惠为未来科学的发展提供启迪”。因为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生成论”较“构成论”更适合于科学的继续发展；与“生物进化论”和“热退化论”相比，“循环论”也更显示出了它独特的魅力；而“天工开物”和“道数一本”作为科学技术观，把技术视为沟通人和自然的中介，而不是人类掠夺自然的工具，“有利于克服不考虑后果的技术的滥用”，而使“科学技术必须以伦理道德为最高目标。”
三、“科学易”研究的主要成果
易学与古今自然科学的关系，是科学易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第一、《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启发。
任何自然科学体系的产生与发展，都必须以一定的宇宙观、思维模式为理论前提。中国古代的传统科学体系，正是以《周易》的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易》所形成的思维模式、科学技术观。
《周易》中的全息思维模式，作为三才一体宇宙观的理论形态，有助于古代科学家形成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演化发展观，建立“天人合一”的人生观，使古代的科学家们在观察自然、进行实验、总结规律的时候，不会像西方的科学家那样，重部分、轻整体，重分析、轻综合，重孤立、轻联系，而是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眼光来研究宇宙，避免了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消极影响，并创造了伟大的成果。
《周易》的唯象思维对中国古代科技思维的发展更是起着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唯象思维是一种形象思维，它的基本特征是取象比类，强调阴阳对称、刚柔并济、对立统一，重视全面性、序列性、系统性，关注经验，力求把握事物的节律性、互补性、循环性。唯象思维模式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都曾被普遍地加以利用。天文学家用象数来表示各种星相的位置、运动周期；历法家用象数描绘日月往来、阴阳消长、四季物候变化的节律；医学家们则用象数来描述人体脏器的分布规律以及生命节律的变化轨迹；化学家用八卦来论述丹鼎炉火及各种物质的互相转化；律乐家用象数来表达律吕音节的损益法则，等等，不一而足。
同样，《周易》所包含的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概念是近代西方的舶来品，我国古代无此概念，此处只是在类比的意义上使用）对传统科技也具有深刻的影响，比如“制器尚象观”等。“制器尚象”是易学关于创造和发明程序的一种理论观点，主张取象自然形构制器以行圣人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卜筮者尚其占，以制器者尚其象”（《系辞传》）。汉代易学家以卦气解易，将六十四卦系统配四季、二十四节、七十二候、三百六十五日，这种以六十四卦建立历法显示的形式系统，正是《易传》“制器尚象”说在天文领域的一种应用。这种形式化的方法受到后代的张衡、张遂等大历法家的重视，影响千年之久。京房开创的音律易卦表示系统，推动了音律学旋宫转调的研究；
中医学在引进阴阳五行学说的同时，按照易经六爻系统建立的脏腑经络学说；
在数学领域，赵爽“依经为图”，发展“制器尚象”思想，著《勾股圆方图注》，首创数学图解法，为后代留下了“勾股圆方图”、“日高图”、 “七衡图”等；
刘徽继承上述思想，著《九章算术注》，依“物类形象，不圆则方”的观点，把数学研究的形象思维发展为“析理以辞，解体用图”的数学方法论纲领；
在天文图方面，三国时的陈卓把甘德、石申的星表绘制成有1464颗恒星的星图；
当代出土的马王堆汉墓也出土了地形图和驻军形图。至宋代，图学已发展到成熟阶段，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说：“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兴起；
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由此而出。”又说：“非图无以成天象，非图无以见地形，非图无以作室，非图无以明章程，非图无以明制度，非图无以别境界，非图无以正其班。”
第二、《周易》与近现代自然科学的交融。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近现代科学重新发现了易学，而《周易》也在近现代科学的解读中重新获得了生命，这也是用近现代科学概念来解读《周易》形成诸多成果的主要原因。
《周易》和现代科学具有很多共性。也就是说，即使按照现代科学的模式，《周易》也具有很多科学性的内容。它包括三个方面：
宇宙结构与功能原理——以阴阳观念为基础所形成的生成原理、感应原理、循环原理，即有机论的自然观；
方法论原理——以象、数、理为基础，包括象数论、类比论和实验论等研究程序理论；
科学技术观——以“天人合一”为基础，主要有“制器尚象观”、“天工开物观”、“ 道术一体观”。
易学不仅提供了一套自然观、方法论和科学观，而且其本身也具有科学内涵，有关易卦符号系统和河洛数理的推演以及筮法的聪明设计，不仅展示了原始组合数学的特征，而且还包含了当代数学的许多先驱思想，也具备未来数学发展的素材。其他所蕴含的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量子力学、突变论等思想，更是星光熠熠。
对于高深的现代自然科学知识，许多学者纷纷效法海外，沿着“科学易”的发展方向努力探索，并试图用《周易》予以说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数学方面，如董光璧的《易图的数学结构》一书，分别就易图的对称性、易图数学解、易对称群、阴阳定律、易同余式、周易科学意义为章，全面地分析了易学与现代数学的内在联系；他认为现代计算机的“二进制”是《易》所固有的，《易》的内容可以通过编码输入计算机，根据计算机产生的随机数原则通过运算可以得出。
在物理学方面，有人认为物理分析和《易》的阴阳相通，阴阳即是物理的正负能元等；有的学者指出，《易经》太极原理是负阴抱阳、阳奇阴偶，它的数符合奇偶性对等不灭性与奇偶的衰变消长性，契合量子物理学的研究成果。在化学方面，有的学者指出化学元素周期表、化学反应与平衡（尤其是遗传学与生态学）深受《周易》思想的启发。在天文学方面，有人提出易学时空观，也有学者提出只要掌握了六十四卦代表的60种月亮的位相即可把握历史上任一时刻的月亮运动。在生物学方面，有人认为遗传密码与《易》六十四卦结构符合。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方向问题，有的学者提出《周易》能否为解决当代自然科学的根本问题提供思路的问题，比如统一方程问题、宇宙的生成与演化问题、生命的一元与多元问题、多维时空的问题等等。
四、对科学和易学关系的探讨
科学易的异军突起，在科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支持者、参与者大有人在，持批评态度者亦不乏其人。但是，如何看待易学和科学的关系，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
于光远认为《周易》作为哲学，只能给科学研究以某种启迪，不可能运用它直接取得科学成果。不仅《周易》，而且世界上任何古籍，都不能对现代科学发展起直接的作用。
而徐道一则认为研究《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的联系是《周易》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周易》的科学思维、宇宙观和微观世界在许多基本点方面是相通的，甚至少数情况下吻合得相当好。对《周易》的研究可以对现代科学和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做出一定贡献。因此，它将所谓“科学易”改称为“周易科学”，其内容概括为二方面：一方面以现代自然科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周易》中内涵的关于自然界的科学论述；另一方面把《周易》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应用于现代科学、技术各个方面（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以取得实际效果，推动现代科技进一步发展。
董光璧认为当将“科学易”与“易科学”区分开来。所谓“科学易”，是“以科学治易学”，是易学家的工作，属于解释学的范畴。所谓“易科学”，是“以易学治科学”，是科学家的工作，属于科学的范畴。两者的区别是“理解”与“创造”之别。“以科学治易学”作为易学研究的一种方式，可以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创新对《易》的理解而使易学得以发展，使保存和发展易学的一种好方式。而“以易学治科学”的目的是借易学中某种观念或方法的启迪进而达到新知识的创造，难度要大很多。
客观地说，“科学易”的研究对探索人类早期科学思维的特点以及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道路及其利弊，有重要意义；
同时对于揭示现代科学曾经和仍将可以从中国古代科学思维中获取营养，也有重要意义。当然，我们也应注意，不能用后人利用《周易》资料和受《周易》影响所发挥的思想方法来代替《周易》本身的思想，不能把易学的应用当作易学的本体。因此，对于目前在《周易》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产生的各种现代理想，仍需要加以审慎地和恰如其分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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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邦：《20世纪中国易学回眸》
作者简介：
董光璧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从事科学技术史、科学哲学和科学文化方面的研究，造诣颇深，先后发表论文百余篇，著书十余种，在海内外学界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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