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偃武修文 利大弊也大 严重削弱国防力量(图)

自唐末至五代，藩镇割据，军阀争霸，“大者称帝，小者称王”，有的藩镇公开称：“天子，兵马强壮者当为之。”中原地区王朝更迭频繁，而且每次改朝换代，都是靠发动兵变实现的。

　　这种武将横行天下的社会现状，给宋太祖赵匡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使大宋王朝长治久安，避免重蹈五代的覆辙，他全盘采用赵普的谋略，通过“杯酒释兵权”、推行更戍法和用文官取代武官治理地方等措施尽削藩镇权力，为大宋的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由于宋太祖及宋太宗重文轻武，大大降低了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严重削弱了抵御外来侵略的国防力量，导致宋朝长期陷于挨打求和的被动局面。

　　重大历史问题探讨

　　王朝频更迭：

　　藩镇拥兵割据乱天下

　　武将跋扈、藩镇割据始自唐代，泛滥于五代。唐初在边境诸州设总管，以后改称都督，总揽数州军事。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开始正式设节度使。唐玄宗开元年间，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均置节度使，州刺史成为其下属，又多兼按察、安抚、度支等使，军、政、财权集于一身。由此导致“安史之乱”。平定“安史之乱”后，节度使遍设于内陆，领州者多至十余州，少者也不下四五州，唐代后期的藩镇割据，正是节度使权力膨胀的结果。

　　五代期间，军阀争霸，割据政权遍及全国。当时谁掌握军权谁就拥有土地和财富，所以武官根本不把文官放在眼里。如后汉时期的枢密使杨邠就常说：“国家府廪实，甲兵强，乃为急务。至于文章礼乐，何足介意！”认为文人宰相苏逢吉、苏禹珪无益于时，凡事不与他们商量，独揽政事大权。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更加厌恶文士，他说：“此属令人难耐，每谓吾辈为卒。”甚至连钱谷吏也看不起文臣，三司使王章说：“此辈授之握算，不知纵横，何益于用！”

　　武将厌恶文臣，文臣自然也不会喜欢武将，因此文武大臣经常闹矛盾。一天，王章在家中置酒宴请朝中大臣。酒酣耳热之际玩起了“手势令”的游戏，史弘肇不会玩，坐在他旁边的客省使阎晋卿教他做手势。苏逢吉看到了，就戏弄他说：“旁有姓阎人，何忧罚爵！”史弘肇的妻子也姓阎，本是酒家舞女，他以为苏逢吉借此讽刺自己，不禁大怒，拍案而起，用粗口大骂苏逢吉。苏逢吉不理他，史弘肇更是火上加油，抡起拳头想打苏逢吉，苏逢吉慌忙起身离开，史弘肇拿起剑追过去，被杨邠等人制止。从此以后，后汉的将相势同水火。

　　偃武第一招：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在五代时期，每个朝代都是靠发动兵变建立的，而赵匡胤也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登上帝位。宋朝建立之初，赵匡胤就开始着手解决五代以来藩镇权力太大的问题。

　　一天，他召来心腹谋臣赵普商量对策。赵匡胤说：“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何如？”赵普回答说：“此非它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而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并建议先免除石守信、王审琦的禁军指挥权，授以他职。

　　赵匡胤说：“彼必不吾叛，卿何忧？”赵普说：“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万一军伍作孽，彼亦不得自由耳。”赵匡胤恍然大悟，于是召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高级将领饮酒。酒酣之际，赵匡胤突然屏退左右侍从，对石守信等人说：“我非尔曹，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高枕卧也。”王守信等人忙问为什么。赵匡胤说：“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石守信等人一听大惊，赶紧跪下叩头，说：“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下已定，谁敢复有异心？”赵匡胤说：“卿等固然，设麾下有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石守信等人这才知道皇上对他们掌握军权不放心，哭着说：“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赵匡胤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石守信等人马上拜谢说：“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均上表称病，请求解除兵权。赵匡胤大喜，立即答应他们的请求。

　　偃武第二招：

　　分开统兵权与发兵权

　　宋代的军队包括禁军、厢军、乡兵等，而以禁军为最重要的军事力量。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一些地方节度使的兵权后，又取消了殿前都点检、殿前副点检的职务，并把禁军分为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兵司等三个互不统属的机构，这三个机构合称“三衙”。殿前司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指挥之名籍”，负责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等事；侍卫马军司掌禁军骑兵；侍卫步兵司掌禁军步兵。这三个机构只有统兵权，调发军队的权力则归枢密院。“三衙”统兵长官与枢密使彼此牵制，都直接对皇帝负责。

　　厢兵为诸州之镇兵，赵匡胤下令将厢兵中身体健壮者选入中央禁军，余下的厢兵平时很少训练，只是服杂役而已。乡兵是地方人士组织的兵卒，战斗力更差，不足为患。

　　另外，赵普还建议立更戍法。即把中央禁军派往外地，戍守边城，三年一轮换。这样就使中央禁军“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又使“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骄惰”，以此来防止将领拥兵谋反。这个建议也被赵匡胤欣然接纳。

　　偃武第三招：

　　以文代武掌地方政权

　　五代期间，不仅州一级的军政大权被掌控在节度使手里，连县一级的权力也被武官掌控。节度使经常“补署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令失职”。

　　为了消除军人掌握地方政权的弊端，赵普建议推行文官制，从京城调派文官担任地方知县、知州等，以取代军人掌握地方政权。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赵匡胤下令将县一级的行政权归还给县令。并在各县增设县尉一名，位在主簿下。凡有盗贼斗讼等案件，过去由镇将处理的，均转交县令和县尉处理。

　　处理完县一级镇将当权的问题后，赵匡胤又采用赵普“渐削其权”之谋解决藩镇控制州权的问题。当时节度使中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赵匡胤采用的削权方法有几种：或因其亡故取消其州权；或因其退休取消其州权；或将节度使调往其他地方；或让节度使担任其他职务。

　　乾德元年（公元963年），赵匡胤开始任命文官担任知州，又特设州通判之职，以削藩镇之权。为此，赵匡胤下诏：“州府公事并须长史、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时大置两员，余置一员。州不及万户不置。武臣知州，虽小郡亦特置焉。”

　　禁军战斗力差名将少

　　为了解决自五代以来藩镇强盛之弊，巩固赵宋皇权，赵匡胤全部采纳了赵普的建议。赵普为此也殚精竭虑。其措施十分严密，效果也很明显。

　　由于赵匡胤收回了武官的兵权和地方行政权，使权力高度集中到中央政府，达到了“强干弱枝”的目的。在中枢机构，“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军事上“兵无常帅，帅无所师”，枢密院有发兵之权而无掌兵之权，将帅可以带兵而无权发兵，使武将不能倚兵为患。另外，由于精兵集中于朝廷，地方兵力薄弱，也防止了地方割据之患。

　　对于赵匡胤和赵普君臣间的密切合作，史臣赞道：“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尝乏也。求其始终一心，休戚同体，贵为国卿，亲若家相，若宋太祖之于赵普，可谓难矣……偃武而修文，慎罚而薄敛，三百余年之宏规，若平昔素定，一旦举而措之。”

　　然而，任何政策有利必然有弊，赵匡胤推行偃武修文虽然抑制了武将专权，却大大削弱了北宋军队的战斗力。更戍法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将互不了解，使军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历史上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其将与兵的关系都是十分密切的。战国名将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甚至为士卒吮疽，他指挥军队如大脑控制四肢，收放自如，所向皆克。汉代名将李广、唐代名将郭子仪和下属的关系也亲如父子，在长期的共处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其战斗力自然也非同一般。更戍法也不利于培养名将，宋代名将寥寥无几与此有关。

　　宋代还有文官作监军的制度。监军的作用是督促武将执行中央预定的战略，防止武将专权。其弊端是有时妨碍武将临机决断。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战机往往稍纵即逝，所以古人才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北宋将领凡事须经监军同意才能行动，在战场上失去了很多获胜的机会。

　　能除内患却不能制外

　　北宋精兵集中于朝廷，地方兵力薄弱。这样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地方政府无力对付地方暴乱，二是中央禁军防御外来侵略的能力不足。北宋初期王小波在四川起义，北宋末期方腊在江南起义，由于北宋地方兵力薄弱，他们都很快就攻陷了附近州县，直至中央禁军赶来才被镇压。

　　中央禁军虽为精锐部队，但因主将无能或受监军掣肘，在遭遇强敌时往往处于不利局面。宋太宗赵光义曾两次亲率禁军征辽，企图收回燕云十六州。结果第一次战役赵光义几乎被俘，第二次战役受伤。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军大举入侵，深入宋境，攻破遂城，擒宋将王先知，又攻定州，与宋军对峙。当时“急书一夕五至”，真宗赵恒大惊，他怕宋军抵挡不住辽军，欲南逃避敌。被宰相寇准催促才硬着头皮亲征。十一月，辽军主力攻克祈州、德清，三面包围澶州（今河南濮阳），宋将李继隆等控扼要害。辽统军使萧达兰恃勇轻进，中箭身亡。因萧达兰是辽军南侵主谋，他死后“军中夺气”，于是议和。此时真宗也到达澶州，遂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宋方每年向辽方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盟约缔结后，宋辽之间百余年不再有大规模战事。至北宋末年，朝廷禁军养尊处优，有的士兵连马都不能骑，几乎丧失战斗力。公元1120年，宋、金两国南北夹击辽国，金军攻克辽国五座京城，而宋军因主帅童贯无能，军无斗志，反被辽军所败。金国见宋朝禁军如此不济，遂起侵略之心，在占据辽国故地后大举南下，包围东京汴梁（令河南开封），打败宋朝禁军，俘徽、钦二帝，北宋灭亡。

　　中外军事实力此消彼长

　　宋朝的军事实力一日不如一日，但东北、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军事实力却越来越强。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辽国国君通文墨，他们的文字在公元920年已出现，并曾接受过高丽、回纥、吐蕃的朝贡。不仅契丹所占的中原领土有汉人的官僚管理，而且辽境后方，无数官吏、文人、工匠、优伶、武术家和僧尼也来自中土，可见其汉化程度之深。

　　西夏也不是单纯的野蛮人。他们组织的半汉化国家在初唐时即活跃于它日后占领的地区，当它在400年后与宋人抗衡时，一个汉化的政府早已存在。所以在公元10世纪，这些少数民族显然得到汉人指点，文化程度提高，以致宋朝所面临的边防问题与它以前的朝代不同。这些游牧民族已有农业基础，他们已筑城为防御战。北方地势之艰难对他们有利，同时他们也保存着动员的迅速和战场上的机动性。

　　虽然宋朝之中国视辽为野蛮民族，更未将西夏放在眼里，但它的军旗从未在北方草原地带展开过。“澶渊之盟”缔结后，宋朝从此卑躬屈节地向一个文化程度低的边区国家进贡。中国派兵征剿西夏，连战皆北，死伤惨重，迁延到1044年，中国所能获得的下场不过是使西夏之主在文书上自称“男”，上书于“父大宋皇帝”，而在其本国内称帝如故，因之中国也年“赐”大量绢银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