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家（1）

我三岁的时候就有人喊我舅舅了，他是大姐家的大外甥。大姐生了五个儿子，满指望最后一个是女儿，可还是没有如愿，虽然如此，还是引得很多人的羡慕。父母亲疼爱外孙比疼儿子还下财，真是捧在手里怕摔着，含在口里怕化了,比如一个煮鸡蛋，大外甥爱吃白，我只有吃黄的份了，哥哥只能站在一边看，嘴里泉着唾液。

两岁后的大外甥，因为大姐又生了二外甥，几乎长年住在我家里，和我玩得昏天黑地，父母亲只要在家里找不着我俩，就知道我们去了哪里，打麦场边的树上、村后汪边的沟里、堰堤西边的河里、山河崖的芦苇塘，还有一些好玩的埝儿，经常是他们拧着我俩的耳朵往家里走的地方。

我有三个姐姐，大姐出嫁后，二姐三姐让父亲留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因为我们一家七口人的粮食，全靠着父亲和两个姐姐在生产队里挣的工分化来。大姐是怎么出嫁的，我没有记忆，能够记住她最初模样的，是堂屋里挂的相框里的一张七寸黑白照片，她和大姐夫坐在一条长凳上，后边是南京长江大桥的布景，大桥的红旗边还特别写着：临沂·1971。

大姐夫穿着白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两手放在大腿上，大姐左臂膊揽着坐在她腿上刚满周岁的大外甥，齐耳的短发映衬着幸福的笑容，眉眼细节像极了年画里演《杜鹃山》柯湘的演员杨春霞，曾在电影画报上看到《渡江侦察记》和《甜蜜的事业》里的女演员张金玲、李秀明，就经常拿来跟二姐和三姐比。

那时小孩眼里的姐姐都是美的，但美的气质和风格，二姐三姐跟大姐有太多的不同。这些太多不同的解释权属于父母亲，可他们从没有和我说过。记得上小学时的一个冬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位四十多岁并且精神不太好的女人，见了父母亲就找她四妹妹，并且嚎淘大哭，泪水横泗。母亲让我叫她二姐，我虽然喊她二姐，却不知道她从哪里来。

这个二姐在我家里住了几天，总是帮着母亲做这干那闲不住，母亲烙煎饼时，她就在灶间烧火，虽然锅屋里的烟很多很浓，但她就是咳喇不停也不离开灶间。后来听二姐说，她原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姐夫还是公家人当老师，只是有了外心，就嫌弃她，经常家暴，把她打得遍体鳞伤，让她很伤心，精神也变得不正常。

再后来她又来我家里好多次，母亲每次都像闺女一样待她，总是在她面前流着泪很伤心同情的样子，最后一次是让她的女儿领回家了。这闺女高中毕业，个子高高的长得很像她妈妈，有学问就有礼貌，一个劲地感激着我的父母亲。即使见到了这个场面，我也没弄明白，这个二姐和我家里是什么关系。

大姐夫是生产队的会计，打得一手好的珠算，就算别人插话，也打断不了随他手指拨动的算珠，他的口才也很好，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能把好多办不成的事办成了。父亲可能就是看中了他这样的才份，才同意了媒婆的花言和巧语，让大姐嫁给他的。

因为父亲也是大队主管会计，两只手能同时拨动两个算盘记帐，并且写得一手好的毛笔书法，能将很多人嘴里充满思念的话，在他毛笔的挥动里变成一封封感情丰沛的书信，从邮局里发出寄给远方的亲人，岳婿二人因此找到了共同点。

有了共同的爱好，在一起聊天或商讨，就能碰撞出很多灵感的火花，就喜欢在一起做更多的事情，大姐夫愿为父亲出更多的力，因为他能从父亲的言传身教里学会很多技能。父亲在我刚上小学的那年，翻盖了家里的老屋，六间房子放鞭上梁后，东西向排列着衬出了一个很大且不规则的天井，接下来就需要对房屋用现在的话来说的“装修”。

那时的装修项目少，主要是泥里外墙和压“当门”（地板），只是因为房间多，可把大姐夫累得不轻，先是用碌碡滚压地板，等压实了再用榔头砸平整就可以用了，重要的还是泥里外墙，屋里边的墙用河沙掺上粘土和泥，用泥铲从上往下一铲铲地泥平，外墙还用了石灰，亮白亮白得泛着富贵的光泽，这是那时村里少有的。

大姐夫跟父亲泥墙，先后用了二十多天，终于在八月十五的那天完成了。书生样的他，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支撑着他只穿了裤衩在屋里房外挥汗如雨。看着洁白的墙壁在太阳底下放着光芒，父亲趁着圆月吃着月饼，跟大姐夫喝了几杯酒，没想到他的酒量和父亲也有的一拚，从他们越来越多的话语里，能感受到岳婿二人结下的深深情谊。

给二外甥铰头的那天，父亲除了置办全了应该的东西，还特别让二姐三姐从黑瓷缸装满了两条长筒口袋的麦子，铰头用的礼品用小胶车推不了，就用上了地排车，那场面不论在岔河村里还是大姐家真是要足了面子。大姐家所在的村里每到四九逢大集，后来父亲学会了编筐，每个集他都把编好两副的长筐绑在自行车后座上，骑着去大姐家村的集上卖。

等把长筐卖完，有时天已过晌了，大姐和大姐夫在家炒好了菜等着父亲去，他在大姐夫的陪同下喝上几盅酒，就心满意足地骑上自行车回家。有时他到家时，还捎回来几本大姐家的书或画册，书是父亲想看的，画册有的是大姐夫从别人家借了给外甥看的，还得还回去，能让父亲带到我的家里，对我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

所以每到父亲去大姐家那个村赶集，我心里就充满着盼望，盼望着父亲快点回家来，我就能看到他从大姐家捎来的画册，这种盼望到了下午变得特别强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在堂屋里听见大门一响，父亲那不用辨别就能听出来的脚步声在天井里响起来，我的心就嗵嗵地跳起来，就知道父亲回来了，画册也捎回来了。

可是父亲并不是每次从大姐家回来都能捎回画册，每当听见父亲说没有，我就特别失望，眼泪在眶里打转转，父亲就解释说，那里还是那几本，没有新的。我听了心里还好受一些，就盼望着大姐家赶快有新画册，父亲每天都去大姐家的集市上卖筐更好。每到大姐家那里逢集的早晨，我就站在他的车把前，父亲似乎也读懂了我的眼神，每次去都很留意。就是父亲从大姐家捎回的不同画册，让我对大姐家产生了种种的向往。

这种向往的产生，还与对大姐和大姐夫的印象有关。大姐坐在大姐夫所骑自行车的后座上，从村西的堰堤来到岔河村，是我在家里最早记住他们的姿势，大姐夫围着一条蓝白相间方块图案的围巾，英俊和气，每次到来他总是在家人面前，从挂在车把上的灰色提包里，要么取出一包油纸包的熟食，要么拿出一包洇着油的纸包点心，要么从他衣服兜里掏出一包糖块，要么还有很多，看到就有唾液不自觉地泉出来。

堰堤通往村北的公路，我不知道他们从公路的哪个方向来，他们的家什么样子，有哪些房屋和摆设。由这种好奇和神秘而产生的向往，一直纠缠在心头，直到母亲去世的1979年冬天。母亲的五七坟上完之后，正是寒假刚开始的日子，父亲在大姐的一再要求下，同意我跟她去她家里住几天。

“姐姐，其实就是替妈妈照顾你的人”。以前体会不出现在有人对“姐姐”这样的总结，慢慢长大的日子里，我逐渐感觉到，母亲去世后，跟大姐去她家小住的那些日子，每一刻都体现着大姐的关心，从她的一言一行里，我体会到她一直的担心，就是母亲去世后我和父亲、哥哥如何生活，还有我和哥哥的将来。

那年深秋起地瓜地时节，奶奶因摔胯卧床日久去世后，我家里的事就接连不断，先是母亲患感冒在公社医院遭错注针剂导致病情加重，转去县医院治疗近两个月仍不能生还，父亲虽舍不得但还是让三姐随三个月前从吉林来订亲的姐夫去了东北，八十三岁的大奶奶因母亲去世而伤心过度，春节前几天晚上竟无疾而终，偌大的家庭只剩下父亲、哥哥和我，哥哥复习参加高考因遇上这些事而无望，我刚上初中，往前走的日子很是迷茫，这成了大姐在内的三个姐姐日夜揪心的事。

母亲五七坟上完的那天下午，大姐给骑车回家的大姐夫说好了，过两天再回家，并且让我也跟着，大姐夫说没问题。大姐忙完了给父亲拆洗被褥缝补衣服、磨糊糊烙煎饼的事，第二天午饭后太阳已经西斜，她告别了父亲领着我出了朝东开的家门，走出了很短促的东西胡同，拐到南北街上就看见村后高台上的猪栏，下了一个很短的缓坡，经过柳树行子里的小路和后汪崖，村西那条堰堤的坡道很是长缓，没费多少劲就来到了堰顶。

我总是走在大姐的前边，似乎在给她带路。大姐挎了个蓝底白花的包袱，没有多少负担的样子，说话和声细语，说着这条堰堤是怎么修的，挡了多少次大水，救了村里那么多人。离那条东西向的公路不远，有两根被炭黑了的电线棒立在堰堤两侧，上面的电线密密麻麻，风吹过来发出嗡嗡和呜呜的响声，煞是吓人。当我往大姐身后蔽时，她说没事，那是风吹电线和电线棒的声音。

离开堰堤踏上公路时，大姐趁没有汽车经过领着我走往路北侧，再往西拐，很快就是一座桥，我知道那是东高榆桥，这解开了纠缠在我心头的一个神秘，从这条公路往西走就能到大姐家。那时候出门走亲戚或办事情，步行是经常的事，如果能骑自行车或坐自行车后座，那感觉就像今天开着轿车或坐上了轿车。

顺着公路在西下的阳光里走过了沭河双桥，又过了洪瑞、汤河和程子河，大姐总是跟在我身后看着我，生怕我不沿路边走发生危险，她没有多少话语，偶尔说，不用走得急，跟你姐夫说好了，他会骑车来接咱们的。我说，自行车后座只能坐一个人，怎么办？大姐笑了笑说，你大姐夫会想办法的。

这么不紧不慢地走着，太阳落进路南旁连成一片村庄的树林子里时，漾出了一片紫红色的光晕，天色在这片光晕里很快变暗，风似乎也大了起来，冷嗖嗖的让人直打颤，我裹了裹棉袄，往前看着漆黑的沥青公路还有路上的车辆，多么盼望大姐夫骑着自行车快点来到面前呀。我真的有点累了，小腿里像是灌了铅，迈不开脚，挪不动步子。没想到大姐家离我的家这么远，走了这么远，不知还要多远才能到她的家。

后边的大姐也没有了言语，可能在怪罪大姐夫这么晚了还不来接我俩。就在大姐让我在一座桥边坐下来歇歇等大姐夫来时，这一次去大姐家的步行终于结束了。在桥西头的一条土路口，姐夫和另一个同伴迎了过来。大姐指着大姐夫的同伴说，他，你也叫姐夫，咱姨家的你大姐夫。

两个大姐夫笑吟吟地用身子撑住自行车，于是我和大姐坐上了自行车的后座沿着这条土路往前走，大姐夫带着大姐，和我们并行，一个劲地说，生产队里有点事拖着，办完就来了。大姐好像还是在生气，用手拍打他的肩膀。姨家的大姐夫带着我很有劲头，只是带着歉意，也抱怨车轮下的疙瘩路。

疙瘩路是雨天有拖拉机或什么机械经过留下的车辙造成的，自行车走在上面十分颠箥，像船在破浪前行，田野一望无际地向前平展着，路两边高大的杨树和麦苗畦塍向后倒去，穿过了不知多少个叫不出名字的村庄，终于在一个立着村碑的汪塘边停了下来，我跳下自行车后座，看清了那块高高的红石碑上的字：相公庄。

大家姐就安在这个汪塘的西北岸，紧靠着这个大水汪，往前走几步就是水了。门楼是一般村户的那种，黑色单扇门，天井很空旷，一排正房前边，靠西墙的是用来烧水做饭的几间锅屋，东墙处是磨糊糊烙煎饼的磨台。靠门楼的南墙生长着几棵不是很粗的树，从大门口有一条红砖垒砌的甬道直通堂屋门口，好像是搬过来不久的样子。

    ‍堂屋有两间，墙上贴满了各种画子和报纸，北墙上贴着五个伟人的像，像下面是大姐的陪嫁桌子，上面放置了各种日用品，陪嫁桌子南侧是餐桌，正方形的那种“八仙桌”，桌旁摆着一些用来坐着吃饭的板头或小木椅，堂屋东侧是用布帘遮住的一间，是大姐的卧室，西侧是个耳屋，几个外甥住在里边，这是那时很多居家必需的装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