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道家并列入诸子百家是不太合适的。
事实上，中国的文化谱系简而言之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即文阶段和字阶段。理论上，文阶段从伏羲一画开天开始到黄帝造字结束；字阶段从黄帝命仓颉造字直到今天。但是实际上，二者有交叉重叠。二者之间的交叉阶段就是夏、商、周。这也是夏商周断代困难的重要原因，因为两个阶段的文明特征非常不同。
在文阶段整个社会的管理是由 智者集团即天师集团和执行集团即王或皇代表的行政集团共同管理的。智者集团负责智慧的获取和传承，执行集团负责在智慧的指引下进行社会管理。二者各司其职，各专其能。
天师集团和国家管理集团的关系在一些古老典籍如《黄帝内经》中能够看得非常明白。
文阶段的社会管理模式一直延续到字阶段的周朝。即周朝依然是智者集团和执行集团二者分工合力管理社会的模式。
但是到周朝末期，这种模式被破坏。这也是被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的时期。这个阶段，智者集团掌握的智慧系统即易经开始散落到民间，不同的人理解了不同的部分而形成相较于易经更低层次的但更有针对性的知识体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诸子百家（道家除外）。
而老子就是周朝的天师系统传人，我们当下认为他掌管图书，就说想当然说他是周朝的图书馆馆长。这无疑犯了以今论古的毛病。
因为是天师集团传人，所以他对整个文系统了然于胸。而函谷关尹喜无疑是知道的。所以强力要求他著书立说。试想，如果不是天师传人，文系统的集大成者，就算写一本书，对于智慧传承也是挂一漏万，九牛一毛。尹喜何必大动干戈，费尽周章。
因为是最后的天师，也不愿意文系统就此失传，所以老子才会“道本无言，圣人强言之”。这也是《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的原因。
因为发轫伏羲的文系统是用来传播大道的符号系统，即文以载道。而黄帝命仓颉造字的字是用以指向世俗生活的符号系统。虽然字由文孳乳而生，但二者功能和造字智慧含量是悬殊巨大的。
老子以天师的智慧，以字传文，字以载道，开创了中国文化中独创的文体——文言文典范。文言文是兼具传播真理和指向世俗生活的两种功能。所以这种文本信息含量是普通白话文不能望其项背的。
所以五千字的《道德经》被全人类学习了几千年，至今无人敢说他彻底读懂了道德经，就是这个原因。
后世有不肖子孙还曾发起过废除文言文运动，真是无知无畏，不知羞耻。
以上，简而言之，老子及其代表的道家可以看做是文阶段智者集团的最后代表，最后的天师集团传人。
而《道德经》就是通俗版的易经。后世的诸子百家都是在易经或道德经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学说。这就是天下文化皆出于易（道）的民谚由来。
所以孔子曾问道老子，受教之后感慨万分，对老子做出了如下的评价：
子曰：“鸟，吾知其能飞；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zēng）。至于龙，吾不知其能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就是因为，老子就是天师，而道家就是上古天师集团的遗存，是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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