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营销学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 贾利军
黄帝在中国文化中举足轻重。华夏民族自称炎黄子孙，这个黄就是黄帝。在中国“三皇五帝”系列中，黄帝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既皇且帝，是三皇、五帝两个系列的枢机所在。要理解黄帝的特殊身份，必须要理解华夏文明对世界发展的规律性认知。
三皇指的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三才规律，而五帝指的则是基于三才规律的五行规律。三才是万事万物自成系统、独立发展的基本模式。而五行则是这种基本模式上的进一步优化。可以说，对于事物发展而言，极简模式就是三才，而最优模式就是五行。极简模式往往反映的是这个独立系统从无到有的初级阶段，五行则是指这个系统逐步优化定型。
所以，理解“三皇”必须要理解“三才”。要理解“三才”必须要理解中国人对世界发展的本质规律性认知。
对于世界的发展，中国人有这样一个规律性认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春秋·老子）。换而言之，世界从无到有源于“道”。世界从混沌走向一个简单系统是“一生二”；世界从一个简单系统升级为复杂系统就是“二生三”。
这个“三”就是“三才”。它兼具一和二的DNA属性。
同理，对于人类文明而言，人类被大自然孕育出来就是“道生一”；而当人类可以能动地认识大自然，从大自然绝对附庸中相对独立出来就是“一生二”；而当人类把自己对大自然的认识反作用于这个世界，开始异彩纷呈的人类文明是就是“二生三”。而当下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的生机勃勃就是“三生万物”。
在这样一个“一、二、三”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有代表人物。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一生二”就是我们人类开始有别于其他动物、植物，开始可以能动地认识这个世界。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就是伏羲（包羲氏）。也就是易经系辞中所说的“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在这个阶段，人开始区别于其他任何事物，所以这个世界不再是混沌一片，开始出现了泾渭分明的状态。
“二生三”指的是我们开始用自己发现的天地规律来谋求自身的生存，来获得自身生存的相对独立。这在中国文化中就是神农时期。也就是《淮南子·修务训》中所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食，食赢蠬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
从采集狩猎到相对独立的农业，这就是人类彻底拜托了动物性生存，开始了与大自然相对独立却又同时互动的生存模式。相对独立却又同时互动就是“三”，这是一种融合的状态。
“三生万物”指的是人类在运用自己所发现的大自然规律解决了自身的生存问题后开始了基于生存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从三才到五行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就是黄帝。黄帝是伏羲文明和神农文明的继承者，同时又是更高级文明的启动者，他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人。
从三才到五行，是华夏文明的基本发展脉络。天皇伏羲开启了华夏文明的智慧之窗；地皇神农夯实了华夏文明的物质基础；黄帝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开始构建华夏文明的基本框架。所以，他是人皇，是三生万物的“三”；于此同时，人皇的出现同时也意味着华夏文明从萌芽开始向饱满发展，从极简的结构向最优的结构发展，而黄帝就是主导这个过程的初始之“帝”。所以钱穆先生在《黄帝》【34】中说黄帝“以前，人类虽然已经开始前进，对事物已经有很多发明。但是到了他，似乎有一个时期的激剧发展。在他以前，人类只是应付自然环境‚人与人间很少可以纪念的事情。”所以，黄帝被称之为“人文初祖”，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是黄帝开始着手构架华夏文明的总体框架，所以他是三皇的收尾又是五帝的开始。
因此，我们看到在黄帝时期，“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缃。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逐鹿之阿”，建立了大一统的版图。在此基础上。“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黄帝时期，大一统版图出现，传统农业、牧业进一步发展，基础的社会管理制度成型，社会文明的框架逐步确立……，所有这一切都为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帝时期，“水井”、“舟车”的发明进一步丰富了交换的内容，扩大了商业的交换半径。
华夏文明有着久远的凿井取水的历史。历来有有“黄帝穿井”及“伯益作井”两种说法。比如，《周书》:“黄帝穿井”。《世本》:“黄帝见百物,始穿井。”《汲埭周书》：“黄帝作井。”而《吕氏春秋·勿躬篇》：“伯益作井。”《玉篇》：“穿地取水，伯益造之。”《淮南子·本经训》：“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注：益佐舜，初作井。”
不过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则更倾向于前者“黄帝穿井”的说法。根据考古学家对河姆渡、良渚、龙山等新石器时代的水井遗址研究，浙江余姚河姆渡古文化遗址中的水井距今约5700年，相当于河姆渡文化或仰韶文化时期，而这个时期在古史传说中正是神农氏之后的黄帝时期，因此“黄帝穿井”更加可信。不久前，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人和乡谢老庄村的“6处水井遗迹”，被考古人员发现认定为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水井，距今已有8000多年历史。（如下图）
挖掘现场
所以，黄帝穿井并推广的说法就更为可信了。
水井的出现及推广，使得人类的定居从江河湖泊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仅如此，水井也进一步推动了交换的发展。《史记正义》云：“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售卖，故言市井也”。《风俗通》所说：“俗言市井者，言至市鬻卖须井上洗濯，令鲜洁，然后市。这些讲得都是井对市的促进作用。井字是象形字，本意是水井上纵横交错的围栏。后来西周施行井田制“八家一井，象构韩(交木构成井口）形，罋之象也（SHUOWEN）。所以《管子·小匡》中说:'处商必就市井。' 尹知章注:'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后世人往往知道井田制的市井而不知道市井的本意来源。
在井水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如前所述，以井为市，使交换的场所得以锚定，易于生发出更大规模的市场；另一方面，市以井为突破，使人类的交换半径从江河辐射的流域向内陆发展，进一步扩大了交换半径，商业也进一步发展。今天我们看到的西北丝绸之路，沿着井水成路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黄帝时期商业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是舟车被创造出来。
伴随着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交通工具就成为了制约市场发展的进一步因素。在黄帝时期，舟车也被制作出来，《易·系辞》中说：“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又说：“古者大川名谷，冲绝道路，不通往来也，乃为窬木，方版以为舟航，故地势有无，得相委输。”《汉书》曰::“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路史·前纪七》载:“轩辕氏，作于空桑之北，绍物开智，见转风之蓬不己者，于是作制乘车。”《中华古今注》亦说：“大驾指南车起于黄帝。”的地方。”舟车的创造不仅减轻了人们担和负载、提携之劳，可以运送更多的货物，且水陆交通的便利扩大了先民活动范围，为有无相通、往来交易提供更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中说：“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者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
但是黄帝时期对于中华商业文明最大的贡献则在于一整套数量、度量衡系统的创立。
《世本》及《律历志》中记载了“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的故事。
这里所说的是黄帝使用各种计量、勘测手段制定历法。其中“隶首作算术”主要是数量关系的换算，这种换算，《数术记遗》中说“黄帝为法,数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
关于“十等、三用”，《五经算术》中说“十等者，谓“亿、兆、京、垓、秭、穰、沟、涧、正、载”也。三等者，谓“上、中、下”也。
下数者，十十变之。若言十万曰亿，十亿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数者，万万变之。若言万万曰亿，万亿曰兆，万兆曰京也。上数者，数穷则变。若言万万曰亿，亿亿曰兆、兆兆曰京也。下数浅短，计事则不尽；上数宏廓，世不可用；故其传业惟以中数耳”。
这段文字描述的是黄帝时期计数单元可以分为十个等级，也就是亿、兆、京、垓、秭、穰、沟、涧、正、载。这些计数单元之间可以使用十进制、万进制和递进进位制。使用十进制的下数，用于计量大量的事物是会显得不足，而递进进位制的上数则过于宏阔（如宇宙天文的计算），一般用不着。而中数大小合适，可用于计数人类社会的发生发展。
所以说，黄帝时期已经形成了对不同对象计量的计算体系，但是很显然，商业的计量无疑属于小数范畴，使用的是十进制。
有了计量之后，不同事物的换算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一个苹果和一个西瓜怎么换算呢？这个时候，度量衡就显得十分必须和必要了。
在黄帝时期，一种非常科学的度量衡制度被创设了出来。这种度量衡创制就是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同律度量衡”。也就是《律吕·精义》中所说：“最早自黄帝命隶首定数,以率其羡,要其会,律度量衡,由是而定。”《家语五帝·德篇》中也有类似的描述：“黄帝设衡、量、度、亩,数之五量。少昊同度量,调律吕,设九正工,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同律度量衡的最奇妙之处在于他是以音律为起点来确定重量、容积和长度。它的具体做法在《汉书·律历志》中有详细的描述：“度者,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量者,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权者,本起于黄钟之者,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
这段文字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转换过程：用特定孔径的竹子吹出黄钟之音，能够吹出这个标准音高的竹子就成为了一个标准长度；当长度确定，孔径确定后，竹管的容积也就确定了，可以作为一个标准容积；当一个标准容积确定以后，再用一种特殊的黍米充满这个容积，所有这些黍米的重量就成为一个标准重量……。
这种转换过程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人的科学思维，也就是《后汉书·律历志》所说：古之人论数也，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然则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则算数之事生矣。记称大桡作甲子，隶首作数。二者既立，以比日表，以管万事。夫一、十、百、千、万，所同用也；律、度、量、衡、历，其别用也。故体有长短，检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轻重，平以权衡：声有清浊，协以律吕；三光运行，纪以历数然后幽隐之情，精微之变，可得而综也。
过往的科学家以能否制造和使用工具作为人与动物的分界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动物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案例被呈现出来，这就使得这样一个分类标准陷于不确定之中。但是至今，我们似乎没有发现动物之间有和平交换剩余物品的案例。因为和平交换，是建立在整体论世界观和全局思维下的高级智慧行为。也只有具有具备这样的高级智慧才会理解“天地交而万物通”的过程。因为伏羲开启的华夏智慧模式，使得我们自文明伊始便是以“道”为核心的整体观观照万物，所以，我们能够在至少万年以前就创设了和平交换、互利互惠的市场交换模式，在此基础上，轩辕黄帝时期的算数、度量衡体系的建立，使得这样一种有利于不同的人团结起来而后形成和平氛围的物质财富流转方式得以完满起来。可以说，黄帝时期以后时至今日市场体系的发展仅仅是在这个框架体系里的量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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