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俗乃至民族性格有深刻广泛的影响，很少有一种制度能够和它相比。比如，深深渗透到中国人思想和血液中的状元文化就是一例。现代高考制度和过去的科举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文化的血脉是无法割断的，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文化对中国人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我们都无法视而不见。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施行，直到清末废止，其间除了蒙元初期的几十年停止过一段，无论是历时长久的统一王朝，还是不断更迭的五代十国；无论是汉族人建立的帝国，还是少数民族掌握的政权，它都在其中存在了一千三百多年。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秦以前的商周时代主要是贵族世袭制。战国时诸侯纷争，得人才者昌，出现过下级士族及庶民大量登上政治舞台的现象。两汉时代主要行“察举制”，就是定期由郡国长官听取“乡举里选”的意见，考察辖区内的人才，荐举给中央去做官。魏晋南北朝时，察举演化成为“九品中正制”，察举大权完全掌握在各地的豪门世族手中，以致弊端丛生，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种局面，非常不利于人才的选拔。隋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地方豪族把持察举的特权，“九品中正制”渐废，开始试验由中央设科目，地方举人才，经考试后入仕的做法，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开端。又因为隋炀帝喜文学，他始设的“进士科”后来成了科举考试中最重要的一科。整个隋朝大约只考四五次，开头考取的叫秀才，后来考取的才叫进士，总共只有秀才、进士十二人。唐代“选士多因隋制”，初期科目之名繁多，据清代学者顾炎武《日知录》统计，“见于史者凡五十余科”，是名副其实的“设科取士”“分科举人”。武则天以后，每年常规考选的科目，只有“进士”和“明经”两科了。宋代王安石变法后，只留下了进士一科，元、明、清相沿不变。虽不是“分科举人”了，但“科举”这个称谓却一直沿用下来。“状元”一词始于唐代。凡举人进京会试，须先到礼部投状报到，故时人称进士第一名为状元，又称状头。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朝廷开办贡举，考取进士四人，第一名是孙伏伽，这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个状元。唐代的状元还不像后世那样受人艳羡。唐代状元并不为史书所特别记录，《新唐书》《旧唐书》里有传的状元，如王维、柳公权、李固言，只称“中进士第”，并不强调其状元头衔。而且，唐代考中状元也和其他进士一样，只有再通过吏部考试才能入仕做官。唐代状元没有高出一般进士之上的特殊荣耀，这和当时的考试与录取方式等很有关系。状元既不是像宋代那样由皇帝经殿试“钦点”，也不是全凭考场上的答卷定名次，通常是由考官决定。而考官受人请托和接受推荐，取谁为状元都属正常现象。唐代科举，考试和录取透明度都很大，所谓通关节，是指在考前就和主考官约定，用不着在考场内、答卷上或在阅卷时作弊，虽不正大光明，却也不违法。自宋太祖禁止公荐，科考逐步过渡到以答卷定弃取。宋真宗时，建立起相当完备的考试规则，试卷糊名弥封，不论主考官出于什么动机——受请托、受贿或是爱才，要想预定录取谁，都不能公开进行了，完全凭考场上的答卷来定录取与否。宋代比唐代更加重视科举，宋太祖亲自行殿试，由皇帝定状元。殿试的定制，使皇帝成为“座主”即主试官，他选定的第一名门生当然重要。宋太宗曾亲自写诗赐予吕蒙正、胡旦、陈尧叟等状元。状元及第，立即授予很优的官职，并且升迁很快。北宋状元官至宰相（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而政绩为史家所称道者，有吕蒙正、王曾、李迪、苏易简、蔡齐等。宋代朝廷竭力给予新科进士各种荣耀。新科进士录取后，皇帝亲自一一接见并赐宴（如闻喜宴、琼林宴等）；诏令宫中卫士为状元清道开路，前呼后拥，公卿以下无不驻足观望，连皇帝也行注目礼。其情景之壮观，就是出外领兵打仗、奏凯还师的将军回京，场面也不及此。宋代科举，起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治平三年（1066年）英宗正式规定，此后每三年举行一次，并成为定制，为历代所遵循。
北宋殿试前三名均称“状元”；南宋时称为“状元”“榜眼”“探花”，并为后代所沿用。状元一词的来历前面已经说明过，而第二名好比榜中的眼睛，故称榜眼。探花则源于唐朝时在杏园的探花宴中选少年俊秀者为探花郎的习俗。明正德六年（1511年），四川新都人杨慎考中状元，他的父亲杨廷和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杨慎是明代当朝宰相之子中状元的第一例。虽也曾引起一些窃窃私语，如有人说，殿试首席读卷官、内阁首辅李东阳先把策题告诉了杨慎，杨慎才“所对独详”，但杨慎的学识渊博，才思敏捷，素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即使到了嘉靖年间，杨慎父子以“议大礼”而获罪，政敌们也并不纠缠此事。后来杨慎最终成为明代成就最为突出的大学者，就更堵死了所有非议者的口。但是明万历年间，宰相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中了状元，引起的议论可就纷繁复杂了，并且导致的后果也非常严重。张居正是明代最有权势的宰相，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然而功高震主的张居正，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结局必定是悲剧。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不久明神宗就削夺他的一切封赠，随即抄家。万历四年（1576年）乡试，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张嗣修、张懋修考中举人。到此为止，这并不算稀奇，人们也不会说什么。然而到万历五年（1577年）会试，张嗣修一甲二名考中榜眼。人们虽不敢明言，但怀疑的目光、私下的议论就难免了。更令人惊愕的是万历八年（1580年）会试，张懋修状元及第，大魁天下，更让许多人心生不满。直言敢谏的御史魏允贞上疏，认为“辅史子弟不应中式”，立即遭遇贬黜。张居正位高权重，他认可了的事，谁也不能说三道四。可是两年以后张居正去世，张懋修、张嗣修兄弟考中状元、榜眼的事，便成了张居正的一大罪状，有人揭发说张懋修的状元策是他人代作的。结果张氏兄弟的功名虽然没有被明令革除，但他们都以父罪而“谪戎”，命运也很悲惨。反对张居正的人更给张懋修加上了“关节状元”以至更难听的“野鸟为鸾”的恶名，令张懋修百口莫辩。张居正死时，他的第五个儿子尚幼，有人作诗嘲讽：“状元榜眼尽归张，岂是文星照楚乡。若是相公身不死，五官必定探花郎。”有了这样的先例，以致后来万历二十年（1592年）前后的首辅沈一贯，为了避嫌，竟让本来很有才华的儿子沈泰鸿放弃科考。沈泰鸿对此不能理解，结果父子反目成仇。在状元录取中，除了权势因素的影响外，其他比如姓名、相貌等，有时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但在科举时代，有时因一个名字，竟关乎得失，系于祸福。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殿试，原拟第一名是孙曰恭。当大臣们把写好的名单呈明成祖朱棣过目的时候，朱棣一看就连连说，不行不行，孙暴怎能做状元。古人直行书写，曰与恭连起来看，看着就像个暴字。最后按皇上的意思，将第三名的邢宽点为状元。朱棣为什么忌讳这个“暴”字而推崇“宽”字？这有很深的心理因素。因为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本来没有资格做皇帝，是通过阴谋和武力而夺取皇位的，因为害怕别人说他残暴，所以对“暴”字特别敏感。他力图在晚年树立一个宽厚仁慈的形象，邢宽因此得了便宜。因为朱棣认为，邢宽这个名字隐含着“刑政宽和”的意思。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逢慈禧太后七十大寿。这一年的殿试中，主考官们发现应试举人中有个叫王寿彭的，寿彭是寿比彭祖的意思，彭祖是传说中的老寿星，活了八百多岁。为讨慈禧欢心，考官们决定拟王寿彭为第一名，呈太后审定。果然慈禧见了这个名字很喜欢，很顺利就钦点他为状元。也有投机取巧、临时改名的。当咸丰皇帝即位时，有位应试的孙姓举人悄悄改名为“孙庆咸”。虽然他的文章平平，但考官看见这个名字好，为博新主子欢心，遂将他取为会试第一名。名字取得好不好很重要，相貌长得帅不帅关键时刻也会成为决定因素。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举行开国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本来拟定郭冲为状元，可是朱元璋觉得此人貌不惊人，不足以显示大明帝国的新兴气象，于是将气宇轩昂、相貌堂堂的吴伯宗点为状元，“以壮国威”。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殿试，原定浙江人丰熙为第一名，但因为丰熙一只脚有毛病，就改选广东南海相貌不俗的伦文叙为状元。但丰熙的对策写得很出色，皇帝十分赞赏，就定他为一甲第二名，却赐同状元及第，作为安慰。丰熙成为戴状元冠的“副状元”，千古仅此一例。历史上的状元大都是青年，据统计，有生卒年月可考的状元，其及第时平均年龄如下：
据传说，状元中年龄最大的是北宋时期的梁颢，参加科考47年，登龙门时已82岁了。梁颢中状元后，官至翰林学士、当过开封府尹，到92岁才寿终正寝。而他的儿子梁固，后来也考取了状元。历史上最年轻的状元要数唐朝的贾至和明朝的丁显，都是17岁得中状元，可谓少年得志。关于丁显还有一段趣事。据说当年殿试前夕，朱元璋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枚特别大的钉子牢牢钉在墙上。朱元璋第二天阅卷时看见丁显这个名字，丁者钉也，显者应梦也，丁显就被钦定为状元，人们称之为“应梦状元”。顺便说一句，《铡美案》写陈世美考中状元后被招为驸马，富贵变心、杀妻灭子，结果被包公处死。由于这个故事广泛流传，很多人往往认为科举时代凡考中状元的，都很可能被招为驸马。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历史上，被招为驸马的状元只有唐代的郑颢一人。原因也很简单，古代仕子大都早婚，待到中状元时，一般早就结婚生子了。宋代确立了科举考试的地方、礼部、殿试三级考试制，所以也就有了“连中三元”的说法。宋代的“三元”，指科举考试中地方解试、中央礼部试和殿试中的三个第一名，即：解元、省元（礼部是尚书省所属的一个部，礼部试又称“省试”）和殿元。一个士人能中“三元”实在太难了，即使真正的文才超众，也还少不了幸运。北宋最有名的“三元”是王曾，他在礼部试所作《有教无类赋》和殿试所作《有物混成赋》，都被视为模范答卷，长期为人传诵。王曾官至宰相，是中国科举史上仅有的十几名“三元”中的佼佼者。金代前期很长一段时间，科举分乡、府、省、殿四级考试。在大定三年，竟奇迹般地出了一个连中“四元”的孟宗献。金世宗知道了非常高兴，本来状元例授“从七品”，这次皇帝做主，破例授予孟宗献“从六品”官员。不过，孟宗献出仕不久就去世了，未见事功，他只是在科举史上留下了一个“四元”的佳话而被后人所知。据统计，连中“三元”，历史上获此殊荣的状元只有17人。有人做过统计，自隋唐至明清1300年间，大约进行过科举考试788次，有名字记载的状元671名。在历史长河中，状元毕竟寥若晨星。可这样少量的状元，也出现了“状元窝”奇观。福建永泰县在南宋孝宗乾道年间接连出了三位状元，即萧国良、郑桥、黄定。后人在县城建“三元祠”以为纪念，并作诗曰：“相去未逾一百里，七年三度状元来。”“状元窝”最突出的是苏州。明清两朝共出状元204名，而苏州独占34名。其中清朝状元114名，苏州占27名，绍兴8名，杭州6名，山东曲阜5名，这四个地方竟占全国状元总数的40%强。而苏州可算名副其实的“状元窝”。更令人称奇的是父子兄弟翁婿同登龙门，可谓一门占尽风流。唐代科举还有“察举遗风”，所以父子兄弟状元也较多，大约出现了七八次之多，而明清时代也都不只一次有这种现象出现。清光绪三十年（1904）举行殿试，状元是刘春霖，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1872-1944），河北肃宁人。据说当初原拟状元是广东人朱汝珍。因为名字中有个珍字，慈禧最恨光绪帝的珍妃，因此慈禧就把朱汝珍一笔勾掉，换上本是第五名的刘春霖。因这时恰逢大旱，最盼甘霖。刘春霖状元及第后不久被派往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后一度隐居家中不参与政事。“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派人以溥仪名义邀请他担任教育部长，刘春霖表示：“君非昔日之君，臣非昔日之臣”，断然予以拒绝。日寇侵占北平后，汉奸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以同科进士身份拉拢他担任北平市长，也被刘春霖当面痛斥。1944年刘春霖因心脏病猝发辞世，时年73岁。有一出戏叫《女驸马》，写冯素珍女扮男装考中状元被招为驸马的事。现实历史上确实有一个女状元，出现在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天国于1853年定鼎南京后就开科取士，先后录取几百名进士，其中文武状元7人。太平天国还专门设立女科，录取的女状元名叫傅善祥。傅善祥只有19岁，一举夺魁，轰动天京。傅善祥最初在东王府任记室，也就是当秘书，后提升为殿前左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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