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儒家）心脉图浅释

文/微尘

在华夏五千年古老璀璨的文明历程中，儒家文明作为中华本土孕育出来的人类优秀文明，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和绵延不绝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数千年来，儒家扎根于中华文脉与道统，深刻影响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中华民族逐步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中国人民在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的过程中自觉践行着“内圣外王”之道。

甲辰岁首，陈双莉女士作图梳理儒家道统传承关系，一众同仁呼应，遂成《中华（儒家）心脉传承图》，为补益图示故，强作此浅释文，以明儒家之正宗，以显中华之正脉。

一、心脉与道统

心者，心性之指代，生命之别名。“心脉”又名道统，指心性之传承，生命之传承，具体表现为不同时代的圣贤圣圣相传的薪火传承关系。道统概念起自唐朝的韩愈，但道统内涵却滥觞于中华始祖，起源非常古老，古老到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

（一）中华心脉

中华文明是历史上最为古老的起步就高度成熟的人类文明。尧舜薪传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既是儒家思想之源头，更是中华文明和中华心性学问与实践的源头。远溯伏羲、神农、黄帝等先祖，及至尧、舜、禹、汤、文、武、周等先圣，我们会发现，古圣先贤们深谙人之心动与心安，对心性诸内涵有着高度成熟的认知，并代代相传至今。此递相授受的薪传关系，奠定了中华心脉之基。

“十六字心法”开人本文化之先河，宣示了人类意识的第一次觉醒，人类自此获得优于一切生物的独有意识：反省（超越）意识、自觉（自主）意识和主体（生命）意识，此独有意识即是“心”。心是人的意识自觉，是对意识内涵的自主探索。性是意识内涵诸属性，是意识活动的终极存在（归宿）。心与性是一非二，性动为心，心寂为性。全心即性，全性即心。

人的意识活动可以统名之曰“人心”。一方面人的认知、情感、思考、想象、积极（状态）、反省、觉醒等意识，让人性处在成长与光明之中；另一方面，人的自私、懒惰、消极（状态）、偏执、愚痴、傲慢、贪婪、妒忌、仇恨、暴力等意识，又令人处在堕落和阴暗之中。古圣先贤早就发现，这些极具破坏力的负面意识存在占据着人的大部分意识活动，人心的阴暗面会将人类自身带向深渊和毁灭，故人心活动的趋向是“危”。拯救人心之危，指引人心归正的是“道心”，所谓“道心”就是主体意识，就是意识的终极存在，就是形而上之本体，又名“心体”（亦即“性体”）——一切万有之体。

中华文明在伏羲、神农、黄帝时期，心脉薪传只有“道统”，意识活动表现为心性实践与探索，心性学问混同趋一，少有分化。到了尧、舜、禹、汤、文、武、周时期，出现了与“道统”完全一致的政治智慧与政权嬗递关系——“政统”，这个时候“政统”与“道统”共存，且“政统”与“道统”合一。及至春秋时期，时势变化，整个社会“礼崩乐坏”，政统与道统合一局面被打破，政统与道统分裂，开始偏离道统而存在。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以教育和学术为内容的第三统——“学统”，学统也与道统逐渐分离，成为一种新的存在。概而言之，春秋之后，道统与政统、学统呈分野之势。

（二）儒家心脉

“道心”在人是“性体”存在，儒家谓之德性、仁性、天性、本性、理性、诚体、中道等。佛家谓之佛性、法性、空性、自性、法界、法身、实相、真理、真如、涅槃等等。道家谓之道、无、一、自然、无名、无为、玄德、太上等。

人们在对“道心”的认知中，因不同性格而各心所心，由此形成了心性学问的不同旨趣。于是，佛有佛家的心脉传承，道有道家的心脉传承，儒有儒家的心脉传承等等，心脉传承关系因此异彩纷呈。

孔子开宗儒家后，儒家将心性的超越性和内在性彻底打通，将“道心”与“人心”彻底打通，开示中庸之道，兴发心性之全体大用。此后，尽管有佛道等文化流派兴起，中华传统开枝散叶，但儒家始终是中华心脉传承之主干。中国历代大儒修行与论学，无不自觉建基于“心”“性”二字，以此心脉传承为根，以内圣外王之道为径，形成了儒家的心脉传承。

二、儒家心性

（一）儒、儒家与儒学

1.儒

今人谈儒者甚多，但儒之所指常常不一致。如果对儒不做广义和狭义之分，不界定其主要内涵，谈儒家心脉传承难免起争议。

从广义上讲，儒之概念有以士为儒说（见荀子《儒效》），术士为儒说（见许慎《说文解字》），以道得民为儒说（见《周礼·天官·大宰》），六艺教民为儒说（见《周礼·天官·大宰》之郑注），学先王之道以润身者为儒说（见邢昺《论语注疏·雍也》），以先王之道濡其身者为儒说（见郑玄《三礼目录》），以通天地人者为儒说（见扬雄《法言》），以顺阴阳明教化者为儒说（见刘歆《七略》），达名为儒说（见章太炎《原儒》），以孔子门徒为儒者说（萧绎《金楼子》）……

我们认为儒者概念应从儒之狭义一面——以孔子开宗儒家为前提。如是，荀子以士为儒最为通俗，而汉朝刘歆对儒者定义最为贴切：“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见班固《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是以刘歆《七略》为蓝本编撰而成，故该观点即为刘歆之观点）

关学代表人物李二曲以士为儒，此儒者定义亦本于儒宗：士顶天履地而为人，德合三才，明体适用，经纶万物，是名曰儒。儒字从“人”从“需”，言为人所需也。道德为人所需，经济亦为人所需。道德与经济，生人之命脉，两者一日不可无焉。道德不见经济，有体无用；经济不本于道德，有用无体。道德、经济皆备者谓之全儒。如是，儒者穷则独善其身，仪表人群，达则兼济天下，广利有情。穷达皆有补于世道，皆为斯人所需，故谓之“儒”，谓之“君子”。故以士为儒广为人知，最为通俗。

2.儒家

《史记》记载，孔子于鲁国编注“六经”，在春秋战国时期收纳门生讲学，形成儒家学派。自春秋、战国、秦、汉之后，孔子开宗的儒家以仁为核心，教化天下。孔门自此光耀天地，四科十哲、二十二贤、七十二弟子及历代名儒配享孔庙，儒家传承蔚为壮观。

依刘歆对儒者的定义看，儒家是以“六经”为根本经典，遵循尧舜之道，以周礼（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典章）为典范，以孔子为宗师，来教化民众的文化流派。其顺阴阳之性，明教化之本，游心于六艺，留情于五常，厚葬文服，重乐有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尊敬其道。

孔子言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子，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见《荀子·哀公》）。此五仪除庸人之外，皆为儒者，其中士子为最低修学级别的儒者（注：此处之“士”取其狭义之说，与《孝经·士章第五》所言之“士”含义不同）。因此，儒家指的是士子、君子、贤人和圣人这个群体。

儒家以心性立道统。初，孔子以人为本，主张儒学即人学。“夫子以仁发明斯道”，以“仁”立言立教，讲学化民。仁道即人道也。仁主宰于内名之曰“心”，仁载天地万有名之曰“性”。仁性统而言之曰“生命”，孔子紧扣生命、立定生命、彰显生命，发明仁道，以仁性传承心性学问与实践，开千古文运。此时，仁性（心性）之超越性与内在性浑全难分，内圣外王之道通而为一。其后，孟子“十字打开”，辩而示之。以至于后世儒者或是“往而不返”，或是“郁而不发”，令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及至当代，潘麟先生远溯心性源头，洞悉“人心”“道心”之异，清晰辨示儒门心法中心性往返之离其自己又回归自己之不同，指出“往而不返”仍要回到“中道”，回到“浑圆之路”，如是方能复归儒家心性之正统。

3.儒学

儒学乃儒家学问科目，是“儒家学术”之简称。最早泛指孔门四科，后泛指儒学四门。若以道统视之，儒学当为内圣外王之学。

就中华学问而言，在“学在官府”“学术专守”的殷周时代，作为“古代道术之总汇”的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既是当时通行的六种重要典籍，又是官府职掌的六种专门知识门类，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明确的学术分工与学科分类。

到了春秋时期，在六种学术门类“六艺”之外，出现了后世儒家所谓的“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又有“文、行、忠、信”四科之说）。如果仍以孔子开宗儒家为前提，此四科是最早的儒学。

自先秦至明清，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历朝历代皆以儒家治世，儒学在不同朝代的分门分科演化中得到了长足发展。到了清代，“孔门四科”演化成“儒学四门”：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

“儒学四门”得到晚清学人的普遍认同。晚清大儒曾国藩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见《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康有为认为，中国学术不出此四科：“周人有'六艺’之学，为公学；有专官之学，为私学，皆经世之学也。汉人皆经学，六朝、隋、唐人多词学，宋、明人多义理学，国朝人多考据学，要不出此四者。”（见《长兴学记》）。

熊十力在认同儒学四门之同时，强调义理之科的重要性，实质上将儒学再次聚焦于内圣之学。他认为：“中土学术，依过去情形言，可分义理、经济、考据、辞章四科。湘乡曾氏，颇主此说，可谓允当”，“言'中’学，则四科摄尽。四科之繁，可以六经摄尽。……'中’学在昔，虽不妨析以四科，然义理之科，特为主脑”。（见《读经示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

赖永海从儒学主旨出发，认为“儒学就是人学……亦即'修、齐、治、平’之学”（见赖永海《佛学与儒学》）。儒家立足于人，深入到“人性”“心性”而为学。从人修养心性入手，以求成贤成圣（内圣），以治平（“用世”“济世”）为最终归趣。

总括而言，以儒学是“内圣外王”之学最为精当。儒门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以及八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统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于一体，是儒家独有之学术规模，为历代儒者修学践履之准则。

（二）儒家心脉——内圣外王之道

“内圣外王”语出《庄子·天下篇》中的“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意为内修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或外务社会事功。内圣解决的是宇宙人生诸大问题，是《中庸》所说的成己之学。外王解决的是社会政治诸大问题，是《中庸》所说的成物之学。内圣去己之私以无我，外王为他之公以均平。

1.儒家心脉在于心性道德实践

孔子以人为本，纳天地万物于人（仁）心，开宗儒家。然为仁之学不止于成己成圣，非独为内圣之学，实乃发明心性、圆满人格、彰显生命、成就内圣外王之学。《论语·雍也》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故，成己必成物，立己必立人。人心与天地万物，本通为一体。是以仁者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儒学非是遗天地万物而徒自返求诸心，实是通过治心养心以求全心全性。治心在于去除迷妄之根，治（消除）虚妄不实（僻执）之自我，养心在于充养本心天然之明。若达至全心全性，岂有遗天地万物乎？！是故，圣人无私无我，所以功高天下，成己成圣。即成物，内圣即外王，天下归仁即天下为公。

因此，内圣外王既是儒家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学，又是儒家道德实践之门径，更是儒家心性修持工夫。内圣外王之道就是儒家心脉，就是儒家心性学问与实践，就是儒家道统传承，也是历代士子人生追求的理想人格。

儒家之三纲八目是“内圣外王”的展开和具体化。“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内圣外王之内涵，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实现它的途径和方式。

2.儒家内圣外王之不足

尽管儒家高举“内圣外王”思想，以此作为心性学问与实践的重要方式，作为儒家心脉和道统传承于世。但历史地看，儒家总体上是内圣面重，外王面轻。重先验智慧，轻经验智慧。儒家内圣之学实为心性之学、先验之学、生命之学，而儒家的外王之学应当类似今日所谓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但因儒家道德实践之性格，推崇内圣修持，以至于外王之道止步于先验智慧，外王之道于经验智慧浅尝辄止，不能进一步超越而驻足于经验智慧的初始状态，未能开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样的经验智慧之果。儒家示现外王之道的经典《孝经》虽位列“十三经”之首，但始终封限于心性之中难以脱茧重生。受儒家思想重内圣轻外王的影响，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犹如一对畸形生长的双胞胎，一个极其充沛、饱满、高大和成熟，另一个严重营养不良，如侏儒般难以步入成熟之境。以至于外王之学永远定格在了萌发之期，终究未能开出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样高度成熟的外解放之道。

3.儒家心性之正统

儒家始终立定中道言心言性，就儒家心脉传承历史而言，有一个从混沌到分明，从综合到解析，复又由解析不断复归于中道的过程，此名之曰“复性”，或曰“心性回归”。

孔子开宗儒家之初，从人入手，以人为本，主张儒学即人学。以人之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德实践传承心性学问。在孔子这里，仁性（心性）之超越性与内在性浑全难分，内圣之道与外王之道通而为一。其后，孟子为将儒家思想系统化，“十字打开”，辩而示之。以至于“天下之人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见《庄子·天下篇》），后世之儒者或是心性离其自己后，因“往而不返”而不合，或是心性在其自己“郁而不发”，令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

心性问题，自孟子发端以来，至宋明理学兴起，已达至精微。但宋明陆王一系从“主体化的心体之理”直承孔孟内圣传统，偏于道统传承（心性之在其自己）；而程朱一系则试图从“客体化的性体之理”开出外王之天地，偏于学统传承（心性之离其自己）。至民国新儒家三圣则稽陆王心学、程朱理学之义理架构，沿其学统继续向前推进，尤以熊十力与牟宗三师徒为代表，试图会通中西文化，补儒家外王之短，再造新时期儒家“内圣外王”之义理格局，但因其偏离道统，不能实证心性而不能持守心性之中道之正统。

孔子之仁统摄心体与性体、先天与后天、性之与反之，恪守中道这一“浑圆之路”，不偏不倚。后世儒者在其心性实践中，若能将“中道”和“浑圆之路”作为自己立言的前提和背景贯彻始终，在由综合至解析之后，对“道术为天下裂”始终保持一种清醒，最大程度避免“往而不返”，始终保持着即本体（性之）便是工夫（反之），即工夫便是本体的“浑圆之路”，方为儒家心性之正统。失此准绳，不名儒家，握此枢机，则为正宗。

4.儒家内圣外王的新内涵与文明价值

及至当代，潘麟学统上私淑牟宗三，上溯熊十力为代表之新儒家三圣及程朱陆王等历代硕儒通家；心脉上直承陆王、孔孟及上古先圣之心法，远溯心性源头，洞悉“人心”“道心”之异，清晰辨示儒门心法中心性离其自己与心性在其自己之偏，以及心性在其自己与离其自己之间往返不已之特点。指出心性“往而不返”需要回到“浑圆之路”，中道亦要“离其自己”，如是往返不已。潘麟先生心性在其自己和心性离其自己以平“鹅湖之争”，以避“一曲之士”之偏，复归儒家心性之正统。至此，儒家“三统”合一之心性学问、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始复明于世。

非止于此，潘麟先生以历史的眼光洞悉到儒家内圣之道的科学性，意识到儒家内圣与外王之严重失衡，遂以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补儒家外王之短，创造性提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生命科学并行的人类认知新体系，指出儒家外王之道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具有相同的认知属性，辨示儒家外王之道的成长方向，以此汇通中西方文化，从价值和意义上补上了儒家外王之道的短板，赋予儒家“内圣外王”以全新的科学内涵和人类文明价值。成为新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范。

三、儒学分期及其代表人物的特征

由于立场及分判标准的不同，儒学分期是一个学术上争议很大的话题。学界对儒学之分期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先秦原始儒学期、秦汉至近代儒学发展期、近代至今儒学反思期的三期说；孔孟荀为典型之铸造期、宋明儒之彰显绝对主体性期、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并建”期的三期说；先秦儒学（孔、孟、荀等）、两汉儒学（董仲舒）、宋明儒学（程、朱、陆、王）、近代儒学（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的四期说等。这些儒学分期多是站在儒家某种思想立场作的判分或是站在非儒家立场作的划分。

我们主张儒学分期要以中华文明文化演变为背景，以儒家道统传承为主线，以历史的视角勾勒其分期。既要跳出“道术为天下裂”之后一家之思想立场，又要围绕心性（生命）道德实践之学这一主线，紧扣“中”道以作判分。

儒家心脉传承对外呈现出由一个个大儒组成的薪火相传关系。历代于儒学有贡献者璨若星辰，为凸显儒家心脉传承主线，每期儒学的代表性人物宜简明突出，所列儒者应于儒家心脉传承有重大的原创性贡献，或历史地位突出。这些代表性人物的共同点是始终将历代圣贤之经论教导和师长们的言传身教，自发地视为远高于自己性命而遵奉之、传承之、弘扬之。他们如心脉传承链上的一个个明珠，上继往圣绝学，下开万世太平，光耀天下。

（一）三期儒学

此儒家心脉传承图将儒学分期为三。就历史年代看，中华（儒家）三期儒学代表人物之间跨年日久，前后代表人物皆无有同世授受传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凸显出儒家心脉传承圣圣心传的特点。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开首，若孔子、若北宋五子、若陆象山、若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皆如世尊于菩提树下之顿悟，都是良知独启，德性自发而来，源自天启，无有直接之师承。

第一期儒学为儒学奠基期。此期代表人物包括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子、曾子、子思和孟子。孔子从周，开宗儒家。儒家扎根华夏“十六字心法”，经曾子、子思传于孟子。孟子是儒家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此前儒家心性通而为一，浑全难分。自孟子“十字打开”，儒学思想体系开始形成。孟子顺应人类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对心体性体、先天后天、现象本体、因位果位、有为无为、造作自然等作了明确分别与辨析，儒学首次从混沌走向分明，从综合走向解析。孟子因此成为一期儒学无可争议的殿军人物。

第二期儒学为儒学发展精微期。儒学经过两汉迷失于经学，偏离了孔孟心性。北宋五子慧发天真，天才般遥应于华夏心传，于孔孟默识心通，开出理学一派，承续儒学心脉。陆九渊（陆象山）心接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于此基础上提出“发明本心”，开出心学一派。心学派与理学派围绕如何成圣等心性问题开启了两派之间学术上的长期论辩，促成了中国思想史绵延数百年的“鹅湖之辩”，这也助推宋明儒学达到了历史的巅峰状态。宋明儒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先从理学派为学，后转向心学派，集心学之大成，是二期儒学的殿军人物。

第三期儒学为儒学复归正统期。王阳明被称为儒家最后一位圣人。阳明之后，心学式微，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迨至清初，“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兴起，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他们分别是明末清初宋代发源的心学、理学和气学的继承者，他们共同批判的对象是心学末流的空疏浅薄和禅化倾向，即明心见性的空谈之风。同时又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他们在对宋明理学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同时，都具有一种向儒家原典“六经”的回归倾向，但这并未改变儒学式微之态势。这一时期，真正中兴儒家的是19—20世纪存亡继绝年代的三位先生——熊十力、梁漱溟和马一浮，以及熊十力的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和徐复观等人。

“新儒家三圣”坚决固守中华民族的文化本位，自觉地延续儒学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面对民族危亡、礼崩乐坏的局面，他们走出书斋、走出心斋，立书院、传经典，以教育复兴儒家文化、挽救道德人心，延续儒家命脉。

新儒家于学统上成就斐然，但儒家之精髓是道德实践之学，新儒家三圣及其弟子们的通病在于全无实证，于道统无有赓续。整个第三期儒学还存在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这些代表人物始终没有正面讲清楚儒学的本质是什么，没有讲清楚儒学为谁服务。以是之故，儒家心脉传承终究未能彻底归位。

当代实证型独立文化学者潘麟，学统上私淑牟宗三，上溯熊十力为代表之新儒家三圣及程朱陆王等历代硕儒通家；道统上直承陆王、孔孟及上古先圣心法。潘麟先生幼契圣学，不仅精通儒家义理，更重实修实证。其直溯心性源头，洞悉孟子之后的儒者于“人心”“道心”认知上含混不清。潘麟先生还清晰辨示出心性离其自己又回归自己之不同。指出陆王一系偏于“心性在其自己”，轻视经验知识，不明心性有离其自己的面向，以至于心性郁而不（往）发。程朱则偏于“心性离其自己”，混淆先验智慧与经验知识，胶着经验积累，以后天之心辨示心性，以至于心性往而不返。儒家持守中道非独中道，心性既有“在其自己”一面又有“离其自己”一面，于此“中道”往返，方是儒家心性之正统。

正是因为潘麟先生精当把握儒门枢机，指示儒家心性复归于正统，令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复明于世。渠在传承（照着说）基础上，孤明独发，在“两智论”“三性论”“儒家道德觉醒次第论”“良知解脱论”“心传论”等重大创新型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宏大雄沉的新儒家体系，所以渠成为第三期儒学的殿军人物是实至名归。

（二）儒家心脉传承他说

关于儒家心脉正统传承还有一些不同说法。此类传承观点学术上有争议，就历史现实而言，并非孔子开宗之儒家，难入正脉。此处略作介绍，以知心脉传承之旁偏，有他说可参。

1.蒋信心学正统说

蒋信（1483—1559），明代儒士，初从王阳明游，后从湛若水学。蒋信认为，心学道统由孔子、孟子发端，中经周敦颐、程颢，下起陈白沙，再传湛若水。程颐、朱熹、陆象山、王阳明均不在道统内。

蒋信建构儒家心学道统，旨在为陈白沙、湛若水一系争夺正统话语权。其门下弟子柳东伯推许蒋信继承陈白沙、湛若水的心学正统，认为是道统所在。

2.蒋庆以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为儒学正统

蒋庆（1953—），当代知名思想家、儒学家。蒋庆认为儒学有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分。宋明儒学为心性儒学，而公羊学为政治儒学。二者学问均得孔子之一体，但二者性质不同，治世方法各异。千余年来，心性儒学偏胜，政治儒学受抑。心性儒学宗传不断，讲论不息，大儒辈出；政治儒学则无人问津，学绝道丧，门庭冷落。这是孔子道术既裂，儒学传统不全之故。

蒋庆认为儒学一门起源于经学，故儒学应以经学为基础。只有包含有政治儒学的心性儒学才是儒学正统。他肯定儒学回归经学，赞同儒学研究经学化，认为离开经学儒学就不称其为儒学。指出“经”就是“常道”，经学是儒学最根本的义理基础，中国历史上所有儒学及其流派都产生于经学。如班固谓诸子乃“六经之支与流裔”，马一浮谓中国一切学术皆出于“六艺”。

（二）儒家心脉传承代表性人物特征

列入儒家心脉传承图的儒者，首先是于心脉传承贡献巨大，其次是历史地位突出，再次是紧扣心性道德实践而为学。儒学分期中各期开首人物——一期儒学之孔子、二期儒学之北宋五子及陆象山、三期儒学之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以及各期殿军人物——一期儒学殿军人物孟子、二期儒学殿军人物王阳明、三期儒学殿军人物潘麟，都依次列入了传承图中，这些心脉传承图中的儒者都以圣贤经典为归，以自己的全部性命为学论道。

不独儒家，包括佛道在内的各家圣学心脉传承代表人物，无一例外地都有个显著的特征：始终将历代圣贤之经论教导和师长们的言传身教，自发地视为远高于自己性命而遵奉之、传承之、弘扬之。

若经教和师教不能远高于自己性命，则不可能对其全面而彻底地“开放、虔诚、接收”，而实现遵奉之、传承之、弘扬之；若经教和师教不能远高于自己性命，则不可能迅速而彻底地瓦解和超越自我进入大我，复瓦解和超越大我进入无我。不达无我之境，传承圣学或生命觉醒，皆为虚妄，皆为自欺欺人；若经教和师教不能远高于自己性命，则不可能迅速而彻底地消除累劫积聚而成的极度顽固、极度异化的身语意三业之障和种种后天养成的恶劣习气与人格残缺；若经教和师教不能远高于自己性命，则不可能迅速而彻底地获得来自历代圣贤与道统法脉之强大加持和以心传心；若经教和师教不能远高于自己性命，则不可能迅速而彻底地唤醒佛心与德性，不可能迅速而彻底地将自己狭隘低劣、颠倒错乱的凡夫之心替换成圣贤觉醒智慧之心；若经教和师教不能远高于自己性命，儒家种种德目和三千威仪，除了有效地喂养、壮大自我与五毒之外，再无任何功用。

四、梳理儒家心脉传承图的意义

宋明理学是儒家发展的历史性高峰。王阳明之后，儒学虽有国家权力的支持和推动，但第三期儒学总体上呈衰退之势。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不再是官方主导思想，宋明理学在式微之后再次受到严重冲击，儒家文化断裂。后虽有新儒家三圣等固守文化本位，复兴儒家、挽救道德人心，延续儒家命脉，但新儒家依旧是“花果飘零”，一直未能改变其旁落地位。

时至当代，在传统文化复兴背景下，儒学研究又趋活跃。但风光之下是儒家道统的迷失，其具体体现是丧失官方主导思想地位后，以西式学风进行复古与创新，即用西方伦理学方法讲授儒学、解释儒学、理解儒学、改造儒学，将儒家心性实践之学变成关于道德的知识系统与伦理观念的思辨体系。殊不知，如此操作是对“心性工夫”的解构，失去“工夫”，道德实践的性格与特质亦随之消失。儒学本质上是道德实践之学，是心性之学，是生命之学，是内涵永恒的真理之学。这种生命之学重个体生命的真修实悟，重具体境况下的见道证真，重通过做“工夫”把握道德的形而上本体，是体证超越形而上学价值的生命道德实践之学。以内圣外王之道追求生命的内解放和外解放，达至天下归仁和天下为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终极自由。

因此，儒家必须回归到道统本位，儒学必须立定于发明心性之本质，儒家才能朗现其永恒价值，梳理儒家心脉传承图的意义在此。明此并持守儒家心性正脉，才能洞彻“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生命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至高境界。

（一）儒家心脉的核心

中华（儒家）心脉之核心是：通过角色（身份）觉醒实现伦理觉醒，复通过伦理觉醒实现道德觉醒，最后通过道德觉醒实现生命终极之觉醒与解放。

角色（身份）涵括全部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等所有角色。角色（身份）觉醒，意为每个人自始至终必须高度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此时是何角色（身份），以及此角色（身份）所包含的全部责任、义务与使命，且以最积极最欢喜之态度尽心竭力去当好这一角色（身份），拓展和升华这一角色（身份）。

儒家反复强调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其深刻含义正在于此：为人父者，需终其一生竭尽全力地担当起父亲这一角色（身份）之全部责任、义务与使命，且以最积极最欢喜之态度尽心竭力去当好父亲这一角色（身份），拓展和升华父亲这一角色（身份）。为人子者、为人君（上级）者、为人臣（下级）者、为人师者、为人徒者、为人夫者、为人妻者、为人友者等所有角色（身份），全部以此类推。

待所有角色（身份）皆被充分唤醒，且逐步充实拓展至极致，便会自然地升晋到道德觉醒阶段。待道德觉醒（内圣之“格致诚正”，外王之“修齐治平”）逐步充实拓展至极致，便会自然地转化（净化）身心内外气质，达至圣贤化境而实现生命的圆满觉醒与终极解放。

（二）儒学本质的回归与永恒价值

第三期儒学存在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始终没有正面讲清楚，儒学的本质是什么？没有讲清楚，儒学在为谁服务？潘麟先生对此给予了正面回应：儒学的本质是发明心性之学，儒家是为道德觉醒而奋斗，为生命觉醒而服务。

历史上，因为儒家之“修齐治平”，也就是儒家外王觉醒之路，非常适合统治者之需要，所以统治者会独尊儒术。但我们不能因统治者独尊儒术就认定儒家是政治学或政治之附庸，更不能认定儒家是官场生存之学或权位晋升之学，既然这些通通与儒家本质无关，那什么是儒家？儒家是发明心性之学，儒家之根本宗旨是通过道德觉醒实现生命的终极觉醒与圆满解脱。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至清末废除科举和书院，在此期间，儒学一直受国家权力的大力提倡和推动，历代学子因科举考试需要而强制性学习之，故而儒学一直是历代王朝的显学。现在，儒家既没有来自上面的公权力推动，又没有来自民间功利之需的强制性学习，当然会断崖式没落了。

一百多年来，包括儒家在内的东方圣学之所以呈现出断崖式衰败，不能全怪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现当代，我们自己以新儒家三圣为代表的第三期儒学都没能完成时代之使命：没有阐述清楚，儒家的本质是什么？由于第三期儒学没能完成时代的重托与使命，导致新儒学自身存在和延续受到了质疑而后继乏人。潘麟的出现，积极地回应了时代的质询，回答了儒家的本质在于发明心性之学，儒家之根本宗旨是通过道德觉醒实现生命的终极觉醒与圆满解脱，以完成“向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使命。

因此，就第三期儒学的现实来看，儒学要想再续辉煌，再次担当华夏文明之脊梁，必须找到新的动力和价值。其实，这个“新的动力”就在“十六字心传”里：发明心性之内涵，通过道德（良知）觉醒实现生命觉醒与解脱。把此新动力和新价值（其实是最老的动力和最老的价值）找出来，向世人阐述清楚，从此儒家和佛道等传统圣学体系，必然会重新焕发生机，以凤凰涅槃重生之后的全新面貌，开创第二轴心时代。以此来看，生命学拯救了儒学，让儒学得以回归。同时，儒学也拯救了生命学，给生命学提供了通过良知觉醒的善解脱之路的深刻而完备的智慧体系。

2024年4月24日

微尘 写于渭南湭西精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