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1748 | 乾隆帝“发飙”如何引发官场大地震
作者|冯翊
乾隆十三年（1748年），官僚机器遭遇了一场大地震。
这一年，两名内阁大学士一个被处死，一个差点丧命。两名总督，一个自尽，一个被处死，还有一名巡抚自尽。刑部多数堂官或革职或罚俸，湖南、湖北、江苏等地一批高级官员被革职。皇室也遭了殃，大阿哥、三阿哥因为“不孝”，提前告别储君大位。
如此惨状，乃因官员惹怒皇帝。而皇帝的雷霆之怒，根源于这一年的家庭变故与军事失败。
三月十一日，二十二年的发妻、皇后富察氏于东巡途中病亡，此前，又死了皇七子永琮，皇帝悲痛至极。与此同时，清廷大军围剿大小金川叛乱，劳师无功，遭遇重挫，令其相当郁闷。
诸事不顺，情绪糟糕透顶，皇帝动辄暴怒，动辄作出极端决定，亲人与臣仆成了出气筒。
这一年，是皇帝的“发飙”之年。
|皇后之死
几乎所有现存史料都告诉我们，乾隆帝与发妻富察氏的感情很深。
富察氏是名门之后，曾祖父随皇太极征战有功，顺治时任一品内大臣、议政大臣，祖父米思翰是康熙帝亲信，父亲官至察哈尔总管，兄长当过巡抚，其弟又是当时的政治新星傅恒。一家四代衍成满洲贵族。
皇后富察氏肖像。郎世宁绘。
在皇帝眼中，皇后孝顺太后，又“崇节俭，”史称其不戴“珠翠”等金贵首饰，视皇帝荷包上的“金银”镶嵌为“暴殄用物”。帝、后相互敬爱，感情特好。大学士阿桂曾提及，乾隆帝因患病调养期间，皇后每天在寝宫外服侍。皇帝夸她“德钟勋族”，并非套话。
恩爱秀尽，却躲不过家庭悲剧。早前，皇后所生两位皇子皆是皇太子之选，却均未成年即夭折，其中一位皇子永琮仅两岁，恰死于乾隆十三年东巡之前。
连丧幼子，皇后哀痛不已，皇帝意图东巡转移注意力，然事与愿违，皇后含悲上路，突然逝去，与丧子之痛不无关系。乾隆帝后来叹息，“一女悲何恃，双男痛早亡”“早知失子兼亡母，何必当初盼梦熊”。
皇后死后第2天，皇帝告知群臣“永失内佐、痛何忍言”，11天后，又“良深痛悼”，赋诗抒怀，“圣慈深忆孝，宫壶尽称贤”，“恩情廿二载，内治十三年”“愁喜惟予共，寒暄无刻忘”，又作《述悲赋》思念，“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佐兮孰予随？入椒房兮阗寂，握凤幄兮空垂”。诗作水平一般，但情真意切。
皇帝的心情，官员不必揣摩即可知，但偏不能阻止其更进一步。皇后死后第8天，总理丧仪的大臣建议各省文武官员应在圣旨到达之日起，“摘冠缨，齐集公所，哭临三日”，二十七天后脱下丧服，随后又建议，“在京王公百官，咸缟素二十七日，百日剃头”，皇后丧期一百天后，方准剃头。皇帝“依议”。
官员以为丧仪越重，越能迎合上意，不料却提醒了皇帝对于“剃头”之俗的注意，日后的遭遇，算是“自讨苦吃”。
|雷霆之怒
点燃皇帝怒火的第一根柴，是皇室至亲。
皇后去世，由于并非生母，皇长子永璜没有哀伤。皇帝大怒，训斥他“于皇后大事。伊一切举动，尚堪入目乎？父母同幸山东，惟父一人回銮至京，稍具人心之子，当如何哀痛，乃大阿哥全不介意，祇如照常当差，并无哀慕之忱，”“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出甚多”。而“三阿哥”亦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年已十四岁全无知识”。为人为学都比不上当年的自己。“夫不孝之人，岂可以承大统？”便提前剥夺其继承权，并告诫不许乱动：“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
揆诸情理，对非生母去世尽子职之哀，要么是报抚育之恩的真情流露，要么就是弄虚作假的表演。涉世未深的大阿哥、三阿哥做不到这一点，实属正常。乾隆帝以其十二岁时恪尽孝道为例反驳尽孝无关阅历，属于举例失当，因为他之尽孝对象是生父，而阿哥不是，既无大错情形，皇帝以其未能哀伤而责以“不孝之罪”，甚至说出“不忍杀伊等”的话，实在是小题大做，反应过度。
阿克敦因翻译错误而为翰林院背锅，后经皇帝回心转意予以释放。
乾隆帝还对官员的一些小过失吹毛求疵，且惩罚甚重。光禄寺准备的祭礼用桌，皇帝嫌不干净，五名官员降级。工部制作的“皇后册宝”，皇帝觉得“甚属粗陋”，尚书哈达哈革职留任（官职免去，仍留任所办事），四名侍郎革职、降级。皇帝发现江苏巡抚安宁对皇后之丧“漠不关心”，将其解任。老臣张廷玉亦未能幸免，其因翰林院的一篇皇后祭文用词不当而被罚俸。
最倒霉的是翰林院学士阿克敦。皇帝在翰林院提交的皇后册文内，看到“皇妣”满文译成了“先太后”，认为是一处错误，正待要叫住阿克敦问话，他却提前跑了。皇帝大发脾气，认为他因“不得升用”而心怀怨望，实属“大不敬”，立即将他革职，交刑部拟罪。刑部会意，以“增减制书违例律”拟绞监候，已是重罪，但皇帝很不满意，发谕旨长篇大论，斥责刑部官员与阿克敦结党，将谕旨当耳旁风。刑部遂照“大不敬”罪改，终获准，但麻烦并未结束，皇帝又追究了其拟罪时“故为宽纵”的责任，一众刑部尚书、侍郎等官员遭革职留任。
|诡谲之辩
丧期百日后，皇帝并没有捋平内心的伤痕，一件“剃发”案再度让他发飙。
六月十二日，接举报，山东沂州营都司姜兴汉、奉天锦州府知府金文淳在百日内剃头，乾隆帝立即声称这是违背“祖制”的大罪：
本朝定制，遇有国恤，百日以内，均不剃头。倘违例私犯，祖制立即处斩，亦如进关时令汉人薙发，不薙发者，无不处斩之理，此百余年来人所共遵。
满洲旧俗，顶发周边长出来的头发，须时时剃掉，若遇到父母或国丧之事，可以不剃。这就是所谓“定制”、“祖制”。
清代辫子发型演变。
但乾隆帝所说并不属实。
纵观自努尔哈赤至乾隆帝150多年的实录，并没有国丧期间百日内不准剃头的“定制”。唯一一次事例仅见于康熙五十六年的谕旨。当时康熙帝嫡母孝惠皇太后去世，皇帝为表悲痛，要求在京王以下官员丧期百天后才能剃头，但并未说明违者作何惩罚。然而此例距乾隆朝不过30年，不存在所谓“百余年来人所共遵”的“定制”、“祖制”。
皇帝也承认，“定制”，“会典事例并无明文”，但仍狡辩称，修《会典》时，是在明朝的基础上进行增损，原来没有的，咱也没加上去，因为百日内禁止剃头是“理法所必当然”，如子孙孝敬父母般天经地义，不必先等记入律例之后再实行。
这一狡辩很荒谬，因为习俗不等于法令，既未见任何要全体臣民遵守的谕旨，金文淳等人剃头充其量算是违背习俗。所谓的“祖制”，乃无中生有。
尽管如此，乾隆帝起初仍要硬着头皮力行，不过后来发现，违规剃发者大有人在，不光是汉人，连杭州、盛京、四川等地的满洲兵丁，也剃了发。若严格执行势必会打击面太大，皇帝有些犯难，便找了个台阶下：
然自朕思之，律例会典究无明文，而部文究未传谕，其所以未经声明者，亦因其为众所共知。今既欲明正其违犯之罪，又当曲体其愚昧犯法之情，且或远方僻陋，拘于二十七日除服之文，实有陷于不知，或见他人剃头者，即为事属可行冒昧触网，此等情节，又不得不格外矜原。
更恐外省见有此两案谕旨，虑蹈徇隐之愆，纷纷查奏，国家亦无此体制，可传谕各督抚提镇学政钦差各官等，此旨未到之前，或现在已经查出之案，自当参处，不当废法姑纵，其余未发觉者，概不另行饬查。
皇帝解释称，既然“定制”连会典都未载，金文淳并不知情，他有可能是看到别人剃了，也跟着剃，属于无知犯法，“不得不格外矜原”，若有类似事件，仅“迟其升迁”就好。
此案高举轻放，或有更深层次的考量，若执行这项连满洲人都未必清楚的“祖制”，势必导致各省争相举报，更多人头将落地。熟读史书的乾隆帝，一定不会忘记清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统治危机，因而又特别说明，截止六月十二日，“其余未发觉者，概不另行饬查”，“定制”记入《会典》，试图到此为止。
皇帝很快食言了。
|督抚之隐
闰七月十六日，皇后去世四个多月。福州将军新柱举报前福州巡抚、现江南河总督周学健违制剃头。他告诉乾隆帝，路过淮安时，“周学健因已剃头，恐被知觉，即借查河之名，避不相见。”皇帝起初不信，后来江苏巡抚安宁亦秘密举报此事，皇帝信了，于是大发雷霆，下旨骂他“丧心悖逆”，意欲处罚，但又想起“未发觉者不必深究”有言在先，为免被指食言，便解释称“朕原因微员人数众多，所犯又系重罪……是以姑从宽免，”话锋一转，“不意封疆大吏，犹有如是者，实出意想之外”。更恼火的是，周学健的20多名下属也跟着剃，“上下成风，深可骇异”，而他竟然还“处之泰然，希图蒙混掩饰”，“揆之国宪，实所难逭”，必须严惩。皇帝抄了周学健的家，将其逮捕至京问罪。周学健科举同年两江总督尹继善被指“明知不奏”，“有心欺隐”，被骂“托名科目好名无耻之徒”，一度被逼到丢官的边缘。
不料，正待要将周学健问斩，另一起剃头案冒出来了，湖广总督塞楞额及其下属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俱在百日内剃头。
事情败露并非他人检举，而是自首。塞楞额在接到六月十二日皇帝不继续追究的谕旨后，本来不想上报，意图率属下一同过关，但被吓破了胆的杨锡绂与之“意见不同”，他认为最好自行检举，以减轻罪行，几经劝说，遭到塞楞额拒绝。杨锡绂遂撇开塞楞额自行上奏，“臣……于二十七日服除后迷妄剃头……悔恨无极”，赛楞额见状，坐不住了，带着彭树葵一同请罪。
清代出殡礼。
塞楞额的行为立即招来乾隆帝的冲天怒火。闰七月二十一日，皇帝怒斥赛楞额“满洲大臣，历任督抚有年，乃如此丧心病狂，实非意想所及！”“实乃全不知君臣大义！”
事实上，对于满人违制一事，乾隆帝早有心理准备，还在六月十七日，皇帝接报称不少旗人已剃头，对于“满洲……受国厚恩。遇此大事，即不能格外尽礼”，“朕心实为叹息”。赛楞额再犯法，更让皇帝坚信满洲习俗“不可不亟为整顿”，因而塞楞额的处罚特重，其他汉官则特轻，理由是：
剃头案……岂知督抚大员中，又有周学健，则更无怪乎金文淳。岂知满洲大臣中，乃有塞楞额，则又无怪乎周学健矣……
意思是，作为表率的上级都剃了头，下级如金文淳效而行之，就不奇怪了。连满洲大臣都剃了头，就没理由苛责汉人了。最终，塞楞额被抄家、赐自尽，周学健、金文淳、杨锡绂等人均被革职，发往直隶做苦力。
若无性命之忧，官员可以等待再起之日。周学健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皇帝另派人查出了贪污，赐令自尽。
|情绪治国
历时半年之久的官场大地震，终于塞楞额的“剃头之罪”，这场大案中，100多名大员受到惩罚，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或罚俸、或革职、或赐死、或斩立决。
如此吹毛求疵、小题大做、轻罪重判，实与乾隆帝执政之初标榜的“宽政”大相径庭，以一种近乎变态的心理处理国事，确是悲痛情绪之下的极端举动。
不过，促发皇帝糟糕情绪的不仅是丧偶之痛，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几乎与此同时，清廷在四川经历的一场失败。
为平定大小金川，皇帝投入大量财力，派遣重臣内阁大学士讷亲、平苗乱有功的川陕总督张广泗指挥重兵大举进攻，却屡屡失利，遭遇重挫。
中年乾隆帝。
丧偶与失败的事实，凝成两股负能量集于帝心，在战场与官场掀起两股整肃狂潮。于是，大批将帅遭军法处置，大批官员遭到严处，即便平日甚为信赖的大学士讷亲与战功赫赫的川陕总督张广泗，也未能逃过死刑的命运。
这年年底，从高亢的发飙中冷静下来的乾隆帝向臣子剖白：“自去年除夕，今年三月，迭遭变故，而金川用兵，遂有讷亲、张广泗两人之案，辗转乖谬，至不可解免，实为大不称心。”就这样，万民之上的皇帝不开心，官僚机器战战兢兢地陪他折腾了大半年，情绪治国的威力，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三年三月丙申条，三月癸卯、丙午条，四月癸酉、丙子条，五月丙戌、庚寅、辛卯、壬寅条，六月乙丑、庚午、甲戌，闰七月十六日戊辰、癸酉、己卯，九月戊午条，十二月癸卯条。《大清会典》。《乾隆御制诗》。昭琏《啸亭杂录》。《史料旬刊》第18期。章开沅等主编《清通鉴·乾隆朝》。朱诚如主编《清朝通史·乾隆朝分卷》。戴逸《清代人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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