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大学是社会良心的最后堡垒！

本文转自“人文在线”（humanity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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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大学是社会的“良心”。而大学的“良心”是什么？笔者粗略地检索了文献，似乎无人研究。

这个问题如果从“大学是社会的良心”这个命题出发，似乎不难找到答案。“大学是社会的良心”主要是针对大学社会功能，特别是社会批判功能而言的，意思是说大学要坚守道德底线，坚守批判品格。当社会道德开始堕落之时，大学是最后的一道防线，或者是最后的堡垒。从这个层面看，“大学是社会的良心”与“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基本上是一个意思，因为大学的批判功能和社会责任是由大学的知识分子来承担的。所以，如果说大学是社会的良心，那么大学里那些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便是大学的良心。

我认为，上述分析很有道理，但并非最佳答案。大学固然有批判社会的功能，但大学首先还是一个高等教育的组织；尽管现代大学由于承担了越多越多科研责任和其他的社会责任而超越了“教育范畴”，但毕竟高等教育还是大学的第一标签，人才培养还是大学的第一职能。从这个意义看，寻找大学的良心首先要基于大学的教育功能。我认为：在当代大学那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兢兢业业、不图名利、坚守七尺讲台为教书育人呕心沥血的教师们才是大学的良心！

我的这个观点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因为现在的中国大学，能被称为“良心”的教师越来越少了。据我的观察，当代中国大学教师粗略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科研型”，即以科研为主要工作和追求的人。无论是那些以创建“高水平”、“一流”为梦想的大学，还是一般的教学型大学，甚至高职高专院校，科研早已成为教师们的头等大事，评职称看科研，奖励晋升也要看科研。于是，很多教师都成为“科研型”。这其中确实有人愿意搞科研，也比较适合搞科研，（据深圳大学老校长章必功估计这样的人在大学教师中的比例只有5％）。而大量的“科研型”教师实际是被迫的，或者为利益驱动的“伪科研型”，他们并不真正喜欢科研、也不擅长做学问，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论文课题以及论文课题带来的好处。

第二类是“行政型”，即大学教师中以做官为追求的人。这类比例有多大，确实不好说。大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已经在行政岗位上的教师，通常为“双肩挑”；另一类是虽然没有行政职务，但“心向往之”。笔者几年前曾经在《杂文报》上撰文《四十个教授争一个处长是谁的悲哀》，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杂文报》还就此开辟专栏讨论这一问题。我认为，四十个教授争夺一个处长岗位并非个案，而是中国大学的真实写照，是大学行政化现象的必然反映。大学教师中确实有一些人“身在教学楼，心在行政楼”，一边教书一边梦想着“学而优则仕”，将来在行政上谋得一官半职。我认为，教师兼做行政，无可厚非，何况很多走上行政岗位的教师，是真心诚意为大家做事的，他们双肩挑也很辛苦。问题是，如果一个教师把个人仕途作为人生第一追求，就不值得尊重了。

第三类是“服务型”，即大学教师中那些整天在社会上到处跑的人。“直接为社会服务”是大学的第三职能，但在有些教师眼中就是第一职能。有些教师平时忙得很，很难见不到人，因为他们除了上课，多数时间都在外面跑。有的是“专家”，到处搞鉴定、做报告、偶尔也上电视、上电台；有的当老板或者顾问，自己或合伙开公司，赚大钱；有的只是兼职、兼课，挣点辛苦钱。教师跑社会、跑市场当然也是了解社会、服务社会、拓展专业视野的路径，但倘若把这些变成“主业”，心思都在校外，就有悖“教师”这个称号了。

第四类是“教学型”，即以大学教师中以教学为主要工作的人。“教学型”又分为两类：一类只是把教书当不得不做的任务，心里对上课烦着呢，但领导安排了，没办法。我看此类的比例很大。这些教师之所以还能安于教学本位，多数不是发自内心，而是无奈之举。对他们而言，搞科研吧当然好，但文章写不出来；搞行政搞社会兼职吧当然好，可惜没有机会，所以只好安心教书，这类也可以叫“教书匠型”。还有一类是真心喜欢教书的，真心为学生着想的，就是孔子说的“诲人不倦”的那种教师，我干脆就把这类教师称为“诲人不倦型”吧！他们即本文所讨论的“大学的良心”。

上述分类只是相对而言，多数教师是复合型的，只是每个人有所偏重而已。笔者的分类标准不仅看“事”（工作），也要看“位”（岗位），更要看“心”（追求）。

笔者把科研型、行政型、服务型教师以及“教书匠型”都暂且排除在“大学良心”之外，显然有失客观、公平。不同类型的教师都是以不同的方式为大学服务为社会服务，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面上体现了作为一个大学教师的良心，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为何要把“诲人不倦型”教师称为大学真正的良心？是因为，良心是基于“义”，而非“利”；是基于内心的“爱”，而非基于其他的目的。显而易见，与科研型、行政型、服务型教师相比，“诲人不倦型”教师从工作中获得的实际利益是最少的。当然，“教书匠型”获利也少，可由于他们对教学可能的不尽心，导致良心无法得到体现。

只有“诲人不倦型”教师才是真心实意对待教学的。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不为名利、不为职称、不为升迁，就是为了学生好，就是为了让学生学到东西。说到底，就是为了自己作为一个教师的良心。大学教学基本上是软指标，老师教得好不好虽然学生心里有杆秤，也有学生打分等评价方式，但对老师评价而言，这些评价方式的约束力是比较有限的。换言之，在大学，教书就是良心活，只有自己才能约束自己。遥想当年，民国时期的大师们都是有教育良心的。单单看西南联大一个大学的校史就可以找到一大堆例子。朱自清有一次拉肚子，但仍然坚持给学生改作文，坐在马桶上改，一边改一边拉，最后虚脱。陈寅恪上课奉行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陈先生是在炫耀水平吗？当然不是。教师要做到每节课都是新东西，单是水平高还不够，更需要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

有人说，大众化后，学生水平下降了，教师上课也不如以前认真，教学敷衍了事的多了。前几年，某校教学评估发现有一门课程的成绩表上，填写了一个已经病故学生的成绩，而这个学生并没有参加过这门课程的考试。当评估组去复查试卷时惊奇地发现，这个课程的期末试卷根本就没有拆开！这样不负责的老师虽然罕见，但混课堂混教学的老师确实不少。有学生抱怨：他们的老师上课就是混，混一节是一节，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也就不想听了。大众化后，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是不争事实，甚至有人认为现在有的研究生水平还不如80年代的中专生。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习惯于把责任归结为生源质量下降，而实际上很多教师不用心教书才是直接原因，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我们的大学推崇“重科研、轻教学”的办学思想，过于热衷排名，过于热衷各种面子工程，而对学生的培养重视不够，甚至漠不关心。再往深处看，在短期功利主义的驱动下，我们的大学已经丢掉了教育的本位，已经丧失了教育的信仰，已经不再是高等教育的殿堂。正如有人所言：今天的大学什么事都做，就是不做教育！

让我们感到庆幸的是，当今的大学还是有一些有良心的老师。前几天，我参加我校品牌通识课程的评审，就见识到什么叫大学的良心！有一位姓何的经济学老师就是一个有良心的老师。他45岁了，还是一个讲师，但他对教学却一点不含糊，那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让人感慨、感动。何老师起了一个女性化的名字，却是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男子汉。听他说课，清晰流畅生动，富有激情活力。他为本科生开设的通识教育课叫《时政经济与经济学应用》，历来都是选课爆满，深受学生欢迎。不过，他的备课很辛苦。既然是“时政”，课程内容就要实时更新，不断重新备课，这样才能跟上多变的中外经济形势，工作量很大。有老师劝他，把课程的名称改一改吧，把“时政”两字拿掉，这样你的课程内容相对稳定，你的备课任务就轻松多了。何老师却不同意这样，他认为拿掉“时政”，课程的特色就没有了。于是就坚持每学期重新备课，教学过程中还不断补充新的专题。他每天的精力都用在教学上了：早上6点半就赶到学校，上网搜集材料，回复学生的邮件，批改学生的作业……他上的每门课深受学生喜爱，粉丝众多。让我感叹还有他的讲师身份。难道他对教授副教授的职称不感兴趣吗？我想不是。那他这么认真上课，图什么呢？良心！良心！我听完他的说课，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两个字：良心！

我们学校像何老师这样的老师应该还有不少。这次申请品牌通识课的，有不少都是这样真心热爱本科教学的。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很麻烦的工作，接受反复评审、反复修改本身就麻烦，还要让那些90后的学生真正喜欢就更不容易。搞一门品牌通识课，真不知道要花费多少心血。如果不折腾这个事，至少可以多发几篇文章吧！可敬可叹的是，我们学校每年申请品牌通识课的老师很多，很多都是教授副教授，他们相当认真，课程计划改了又改，精雕细琢，不厌其烦，用心良苦！这都是大学的良心吧！

前几天，微信朋友圈有两篇文章引起我的注意：一篇是讲大学“速度”的，用一系列令人炫目的科研数据，叙述一个地方大学近年来跨越式发展的辉煌成就；另一篇是讲一个河南大学向常萍教师终身不写论文不报职称，学生欢迎，课堂爆满，退休时还是讲师。我发现，那篇谈大学速度的文章，点赞者络绎不绝；而讲述河南大学向教师教学故事的那篇，点赞者却寥寥无几。可见，大家对大学速度的兴趣要远大于大学良心呀！

我认为，大学的速度固然重要，但大学的良心更重要。大学是什么？张楚庭教授曾经给出了几十个说法。但说一千道一万，大学最根本的涵义还是一个培养人的学校。大学的信仰，是真理，也是教育。从根本上说是教育。只重科研，不重教育，大学就变成了研究所，大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当前办学以排行榜为导向、短期功利主义横行的时代，回归大学的教育本位、重建大学的教育信仰尤为关键，而大学的教育信仰又具体体现为像何老师、向老师那样的一颗颗红彤彤、沉甸甸的良心。

我们呼唤大学的良心。有了良心，我们的大学就有希望，我们的教育就有希望，我们的民族复兴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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