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The moneychanger and his wife. (c. 1538)，Marinus van Reymerswaele
之前我们分析了西方和中国思维方式的差异，在我们的历史及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有所反映，我们今天可以汇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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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
古希腊人的基本思维方式是“逻辑思维”：事物可以严格地、界限清晰地被切分；因而事物的整体可以被分解为孤立的部分；那么社会也可以被分解为孤立的个体，所以“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概念得以产生；人和自然也可以严格地被分开，自然存在有不受人的意志影响的必然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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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中国的基本思维方式是“关联思维”：事物是矛盾的统一体（中和），不能被切分；因而不存在孤立的部分，部分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事物的本质；那么在社会中，人是一种社会关系（人伦）的存在；人和自然也是统一的，可以相互影响，存在“天人感应”。
我们今天来看看，这种思维方式是如何反映在东西方的经济活动中的。
古代经济活动基本上分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中西方最明显的区别是：古希腊工商业相对农业更发达，而古代中国农业相对工商业更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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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
在西方的思想史上，“正义”是个关键词汇。那么我们看看古希腊思想家是怎么说的。在《理想国》之中，柏拉图认为所谓“正义”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
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基于人的不同天赋，从事不同的职业。当每个人都从事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并且所有社会职能都能很好地得以发挥时，社会就是合乎“正义”的。
你如果了解一点现代经济学，马上会发现，这几乎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劳动分工”（这真是什么都“切分”啊！）。如果每个人都只能自己生产他所需要的每件东西，如食品、鞋子、衣服、住房等等，那效率很低；一个人固定于他擅长的职业，再通过社会交换，那么效率较高，因而“劳动分工”必然导致“商品交易”，于是“商业”就产生了。
柏拉图不可能离开他的时代背景来进行思考，他的对正义的“理想”其实反映了古希腊当时的经济现实。在雅典，人民从事着各种职业：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个石匠、母亲是个接生婆；
希波克拉底虽然是个医生，但是不接结石手术的生意，因为这另有专人在做；
“智者派”哲学家通过传授“知识”来养家糊口（可能相当于现在的“培训师”）；
还有象埃斯库罗斯这样伟大的诗人；
……
除此以外还有：农民、木匠、铜匠、铁匠、鞋匠、纺织、泥水匠等等，当然还有不断进出城邦的商人。
古希腊人主要生活在爱琴海的沿岸，地理环境非常破碎，无法耕种的山区占90%，只有10%的平原适于耕种。而且当地气候恶劣而多变，极端天气频繁，丰收年份和绝收年份的农作物产出相差4倍，很多希腊城邦的的农产品是无法自给自足的，雅典也是如此。
为了在有限的耕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比谷物更有价值的经济作物就成了种植对象，其中主要是葡萄和橄榄树，为了生产葡萄酒和榨取橄榄油，手工业被发展起来，然后通过贸易获得粮食。
而且，古希腊城邦大都分布在沿海，海运比陆地运输更便捷，埃及和黑海的农作物可以方便地运往希腊沿岸。这种发达的货物贸易和商业人员的流动，把地中海及黑海整合进希腊的贸易体系内。
古希腊神话里专门有一个神，是商人的保护神，叫赫尔墨斯（Hermes，和“爱马仕”是一个词）。
赫尔墨斯
典型的赫尔墨斯的形象是脚上穿着一双小飞鞋，跑得快，所以凡是需要“跑得快”的行业，都以他为保护神，他不但保护商业，还保护信使、牧人、旅行者、运动员，甚至小偷。
古希腊人真是因祸得福，恶劣的地理环境和气象条件，反而促进了发达的工商业，而工商业比农业更容易积累财富。财富的增加，使得希腊人有钱有闲地去思考哲学问题。
亚里士多德说：“知识最先出现于人们开始有闲暇的地方。”这些“闲暇”，再加上对世界的“惊异”和没有统治者的“自由”，古希腊人就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哲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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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周人是很会种地的，《史记》里面说，周人的祖先叫“弃”，小时候就喜欢玩种地的游戏，长大了以后“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让他管农业，有功，给他一个称号叫“后稷”。
虽然他的后代有段时间不务农了，跑到北方和戎狄混在一起，但最终本民族弘扬传统文化，“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又开始种地了。我们看看“周”字的演变：
最开始“周”字在甲骨文中就是一块农田。
但是周人之前的殷商民族，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民族，商人的祖先用牛马作为运载工具，去各个地方做贸易。
小麦、大麦、牛、羊等本来都不是中国本地产的，而是在中东，所谓“新月沃地”被驯化的，青铜器也是中东的赫梯人发明的，可能是经过贸易传入中国，商人的祖先就很可能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认为，持续不断的商业贸易，是殷商强大的原因。
武王伐纣之后，殷商的后人又在纣王儿子武庚的带领下起兵反抗，受到残酷镇压，殷商的遗民被分散在东方的宋、卫、齐、鲁之间，很多失去土地的殷商遗民只能发挥老祖宗的本领，往来经商，养家糊口。到了现在，我们还把那些低买高卖的人叫“商人”。
经商能迅速积累财富，这是历史上的共识。《史记》里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想要发财，靠务农、打工都不行，要靠经商；在屋里刺绣，不如开门脸做买卖。
但是，在管理技术不发达的古代，统治者最好的管理人民的方法是把人民固定在土地上，像牲口一样圈养着，这样方便统治者征税征劳役。而往来流动的商人，不好管理，也不太能征得上税来，更重要的是，商人通过低买高卖，把社会财富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让统治者更难以从农民手中征上税来。
所以从西周以降，中国统治者一直“重农抑商”，尤其是秦汉以后中央专制集权，更是视商人为“洪水猛兽”，把商人打到社会最底层。
这样，中国社会就变成了一片散沙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他们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累世聚居在一起的老百姓之间要是有交易的需求，也不是靠合同、契约，而是“礼俗经济”，讲究人情、面子和礼尚往来。包括我们的国际贸易，都隐藏在“朝贡”制度的背后。
被统治者打压的商人只能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夹缝求生、抱团取暖。中国古代很多黑社会，都是有组织的商人集团，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唐朝的黄巢，明朝的倭寇和清朝的青红帮等等。
清朝很多黑帮入会是要拜关公的，希望同门兄弟能象关公一样“忠义仁勇信”，这个习惯被传下来，现在有些做生意的还要拜拜关公，所谓“武财神”。
人的本性是“逐利”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中国历史上还是有很多人投身于商海，而且这种商业活动还有地域之分。
周人在西部活动，商人在东部活动，所以中国历史上，东部的商业氛围一直比西部更浓厚，很多大商人都出自东部，比如孔子的弟子子贡是卫国人；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掉吴国以后，改名叫“鸱夷子皮”，去齐国做生意，后来定居到宋国的陶丘，号为“陶朱公”；战国著名商人吕不韦是卫国人等等。
在所有国家当中，齐国尤其明显，姜子牙最开始被封在营丘，“地泻卤，人民寡”，都是盐碱地，不适合耕种，而且人也不多，“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姜子牙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最终“人民归之，繦至而辐辏”，人民都跑来归顺，络绎不绝。
后来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强大起来的国家，齐桓公凭借强大的国力号令天下，“尊王攘夷”，齐国的都城临淄也成为当时最大的城市，“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战国时期临淄的“稷下学宫”，也成为“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
“商场如战场”，齐国也是先秦兵家思想的发源地，《孙子兵法》中说：“因利而制权”，要根据实际利害得失来做临时调整，又说：“主不以怒兴师，将不以愠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要求决策者不要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要根据是否有“利”来判断。
所以天天言“利”的齐人一直口碑不太好。直到汉朝，大臣在皇帝面前还说：“齐人多诈而无情实。”齐国人太狡猾，一句实话也不说！
通过古希腊和齐国的分析，我们发现，往往是自然条件不太好的地方，更容易产生商品经济，老百姓更容易发财；自然条件太差的地方，本来就没有人，什么经济都没法产生；而自然条件太好的地方，老百姓不愿远离家乡、冒险求富，发展较慢，这也算是资源的诅咒吧。
有人做过研究，什么样的家庭的小孩更容易成才？答案是中产阶级家庭。豪门大户人家，小孩要啥有啥，做决策的时候基本不用精打细算，对损失不敏感，对收益没欲望，所以难成大事；特别穷苦人家的孩子，对损失过于敏感，不太容易去为长远目标牺牲现在的收益，眼光相对短浅；而在这之间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孩子，刚好可以避开这两点缺陷，成就一番事业。
总结一下，这篇文章描述了中西在经济领域内的差别，希腊是“基于分工的手工业”发达，因而产生了发达的“商业贸易”，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发达，所以出现了“礼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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