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鸿亮带领的正午阳光制作团队，在《伪装者》《琅琊榜》之后，再次制造出了《欢乐颂》这样一部话题之作。
《欢乐颂》走红的方式，标定了它的受众大多是活跃于网络空间的青年一代，他们对于社会问题与现实生活，有着更为敏感和直接的反应。
《欢乐颂》不吝揭开当代都市生活光鲜背后的艰辛，也坦然承认社会阶层的存在和固化，正是在这些夹缝之中，中国新中产才显露出寻求自身定位、创造自我话语的顽强努力。
提到表现当代都市青年生活的电视剧，绕不开的是赵宝刚的《奋斗》。这部2007年的剧作中，主人公陆涛从爱情到事业，都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他和同样出身平凡的夏琳一见钟情，因而决然与富二代女友分手，希望两人一同奋斗、获得成功。从天而降的生父，作为成功的商人、富豪，交给他重要的设计项目，让他实现自我价值。
他却不满生父在商言商、将他的项目转手卖掉，想要跟随项目继续运作，不惜将两千万奖金全部投入，最终让公司亏损三个亿。
一群生活在北京的青年男女，住在废弃工厂的大厂房中，门口漆着“乌托邦”——这的确是一个乌托邦之梦，他们仍旧怀有成为著名建筑师、服装设计师的理想，心心念念着“法国”这个浪漫的彼岸，坚定地相信可以通过奋斗获得成功，并且在这个充满规则的社会中任性地横行霸道。
《奋斗》作为里程碑式的作品，与其说是一个阶段的开始，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50后赵宝刚的青春幻梦和热血激情，以这种理想主义的方式，完成了最后的谢幕。
人们从《奋斗》的浪漫情愫中，调头进入《蜗居》《裸婚时代》《北京爱情故事》的严峻现实，直到今日的《欢乐颂》。
十年之间，时代精神已然改变。青年人从北京郊野、废弃厂房的“乌托邦”搬入繁华上海、高楼林立的“欢乐颂”，“追求理想”被“只求生存”替代，成为他们的主旋律。
《欢乐颂》中合租在2202的三位姑娘，哪个不用在算盘里生活？在外企实习的乖乖女关雎尔，一面担心年终考核后能不能转正留下，一面发愁实习工资只够负担房租水电，连换季添衣都要妈妈出手。
小城姑娘邱莹莹，凭着一腔热血要在上海立足，奖励自己时就买包甜甜圈，房东涨价就自己带饭上班。
三人中工资最高的樊胜美，外企HR月入过万，小账本上各项开销盘算下来，也是所剩无几。连衣食住行都要好生计算，她们哪里还敢任性？
生活如此，爱情亦如此。爱情和婚姻逐渐变成搭伙过日子，这是越来越多奔波在相亲路途上的青年人正在感受的现实。
“不敢任性”关乎收入，但更是一种集体共有的时代气质。精英如安迪和魏渭，网上再怎么心有灵犀、相谈甚欢，第一次见面也会财不外露、刻意隐藏。
70后的侯鸿亮，显然比50后的赵宝刚更具现实主义精神。在这个时代，拥有理想是种幸运，而不是崇高，谈论爱情是种奢侈，而不是浪漫。
《欢乐颂》一剧最让人感到痛切之处，在于它以创造乌托邦为开始，却以不断打破乌托邦作为故事发展的动力。
22楼五位美女，同住一层楼，看起来是生活在同一平面，然而这背后的差异，隐蔽而深刻。
在消费主义面前，一切都被折算成金钱与购买力，这种计算方法看起来残酷，实际上却大大简化了阶层之间的差异。
这种现象给人一种错觉，只要赚到足够多的钱，就可以在社会阶层中通行无阻。典型的城市新中产樊胜美，就一度产生了这种错觉，在她与富二代曲筱绡第一次交手的时刻，她正精心打扮，准备赴约参加一个精英云集的酒吧开业典礼。
“阶级”的差异，在消费主义的物质资源面前，仿佛已经消失不见。
但是另一方面，“阶级”所造成的裂痕，其实是向着更隐蔽也更深入的方向发展。曲筱绡对樊胜美淡淡说道：“你衣服哪儿买的呀？我妈今天早上穿的也是这件。”
一下刺中了樊胜美的软肋：“买得起”和“用得起”是不一样的。如曲母之辈，自然有底气穿大牌正品睡衣，而对于有钱用在刀刃上的樊胜美，不穿出去给人看的睡衣，当然买的是仿品。
这些“穿在里面的衣服”，成为标定阶层的关键。凭借头脑跻身精英与富裕阶层的安迪，与富二代曲筱绡一见如故。作为富裕阶层，她们敏锐地发现了属于新中产的焦虑症：她们全心全意遵循上一阶层制定的规则，模仿精英的生活方式，
因而无从创造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作为社会结构的主要组成、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却只能站在任人评判的位置。
为了维持与富裕阶层和精英群体的相似，樊胜美要费尽心力进入上流社会交际圈，关雎尔亦步亦趋地跟在安迪后面、从专业知识学到生活方式。
然而又在工作、生活、感情危机突然降临的时刻，惊慌失措，显现出内里的空虚——而这些由家庭背景、成长经历造就的决断力，就不是可以简单用金钱可以购买的了。
现形的“阶级”，彰显的正是队伍日渐扩大的中国新中产在自我话语上的匮乏。
按照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调查报告，以平均三口一家计算，家庭年收入6-50万元，成为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2202的樊胜美与关雎尔，也算是城市中产，如果按照原著后续发展，樊姐摆脱家庭的拖累、关关顺利转正、小邱网店日益兴隆，那么她们三个都会是中国最典型的中产，代表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青年的生存状态。
“中产”的名字固然动听，然而如果只能成为富裕阶层的模仿者，那么她们的生活，或许“舒适”，但永不“体面”。
因而，《欢乐颂》看起来是不同背景青年男女试图在上海立足，实际上则是一群以不同路径抵达中产的人们试图创造新的精神之都。
最无所挂碍的邱莹莹，对安曲二人的高端生活，坦然羡慕，但从不模仿，毫无自卑与嫉妒，充满乐观、进取与知足，展现了蓬勃如野草一般的生命力。
而经过一路挑选的樊胜美，兜兜转转还是做回了王柏川小公司的老板娘，放弃了嫁豪门钓金龟，开始经营一份自己的产业。
而屡屡与曲筱绡在金钱观上发生冲突的赵医生，则始终凭借自身的智力、才华与情趣，让曲筱绡欲罢不能。
2202的小小空间，成为了中国新中产的汇集地。她们既对抗着来自原生家庭、传统社会的阻挠，又反击着来自富裕阶层、上流社会的打压，在当代社会中顽强生存。
诚然，《欢乐颂》中，关雎尔、邱莹莹的智商不足以和安迪媲美，樊胜美的金钱和爱情也无法与曲筱绡对抗，智商不同无法成为朋友、财富差距不能愉快玩耍，但是她们依旧在创造着自己的话语资源和价值体系，在板结社会中开拓属于中产阶层的空间，奏出自己的欢乐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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