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明初数十年休养生息以后，因元代战乱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乃至更大的发展。自明代前期的后半阶段到明代中 期，东南地区的城市再度显现其强大的生机。元末受打击最严重的苏州，不但恢复了旧日的繁华，而且成为东南一带的经济中心。王锜《寓圃杂记》中有一节写苏州 的变化，说明初的景象是“邑里潇然，生计鲜薄”；正统、天顺间“稍复其旧，然犹未盛”；到了成化年间，已经是“迥若异境”；到了他写这一段文字的弘治年 间，则“观美日增”，其景象是： 闾阎辐辏，绰褉（楔）林丛，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樏盒，交驰于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 丝竹讴歌与市声相杂。 此后到正德、嘉靖，苏州的经济一直保持着不断增长的势头。它既是一个八方交汇的商业城市，又是江南丝织业的重要基地。这里开始出现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场，出 现具有初期资本主义色彩的雇佣劳动关系。如陆粲正德年间写的《庚已编》记苏州郑灏家有“织帛工及挽丝佣各数十人”，这已不是个别现象。不仅是苏州，邻近的 松江、杭州、嘉兴、湖州诸地，纺织业都已相当发达。再如南京的印刷业，江西景德镇的瓷业，都在全国占有中心地位；徽州的商人，则以资本雄厚和经营规模之大 著称。大致可以说，到了明代中期，东南地区的手工业及商业经济的发展，已经大大超过了元末的水平。而且，其他地区的城市虽然发展程度不及东南地区，但也已 相当地繁盛。
随着城市工商业发展、社会财富增长，出现了封建统治的危机。像明初那种比较“清明”的政治，一则依赖于政权对于其官 僚阶层的高压控制（太祖时屡次将贪官剥皮），一则依赖于贫穷落后的农业自然经济。最高统治阶层其实是既不讲“天理”，更不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的一套， 他们只是拿来对付别人而已。但对于享乐的追求，绝不可能永远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它总是要不断地漫延。当工商业经济得到发展、财富变得集中以后，以道 德信条为基础的国家统治机器迅速显现出它的脆弱性。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的重建成为迫切的问题。而这种重建，首先要求道德至少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真实性--对 人欲的适当认可，才能发挥它的制约作用。明代中期出现的王守仁的学说，就是企图从儒学内部进行一次深刻调整的努力。王守仁既是杰出的思想家，也是明王朝的 干练的官员，他的学说包含多方面的意义。首先，他反对程朱理学把“理”视为一种外在权威的观点，提出“心即理”，从而对程朱理学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修 正。“心即理”这一唯心主义的命题，既有承认个人认识真理的权力、承认个性尊严而反对偶像崇拜的意味，又通过把封建伦理的基本内涵解释为“人心本来”所 有，进一步强调道德内化的要求。王学的另一基本命题是“知行合一”，这很明显是针对由于信奉程朱理学所造成的言行不一的伪道德现象。
而 另外一些政治地位不高却与市民社会关系更深的文人，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就不是重新设计国家意识形态，而是冲击陈旧的价值体系，使个性从束缚中获得解 放。如生活年代与王守仁相仿的祝允明，“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顾璘《国宝新编·祝允明传》），他的《祝子罪知录》就很有些异端色彩。祝氏的思想颇有 些芜杂，但其中最突出的两点却是很鲜明的：一是反对程朱理学，甚至排斥整个宋代文化，抨击道学为“伪学”；一是强烈地怀疑权威、反抗旧传统，厌恶人言亦 言、缺乏生命活力的精神堕性。他说：“言学则指程朱为道统，语诗则奉杜甫为宗师，谈书则曰苏、黄，评画则云马、夏，凡厥数端，有如天定神授，毕生毕世不可 转移，宛如在胎而生知，离母而故解者，可胜笑哉，可胜叹哉！”比祝允明晚数十年的徐渭，也是以“狂傲”著称的人物。他的思想虽受王守仁学说的启迪和影响， 却已超出王学的范围。他把朱熹比之为酷吏，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看作是儒学中粗浅的东西；他一反历来关于“圣人”的观念，提出：“自君四海、 主亿兆，琐至治一曲之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论中》）既否定了“圣人”固有的神圣性，又提出为社会创造物质利益的重要。这些地方反映出明代社会思 想的历史性进步。 到了万历以后，即以抑制人性、否定人欲为主要特征的传统道德，已经在极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号召力和真实性。它既不为统治者自身所遵行，更不为市民阶层和受 到商品经济熏陶的文化人所信奉。它仅仅是强加于社会的统治力量和封建统治的道义合理性的说明。而社会本身的历史性进步，已经到了对这种旧的价值体系从根本 上提出挑战的时候。 于是就出现了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李贽。李贽的学说，吸收了王守仁学说（尤其是王学中王畿一支）和禅宗思想的若干成分，但远不能为这两家所包容。和王守仁主要 站在统治阶层内部进行道德调整的出发点不同，李贽的思想鲜明地代表了社会变革的要求。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对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提出全面批判的人物，李贽的 学说主要包含这样一些内容：首先是比前人更为彻底的反权威精神。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焚书·答耿中丞》）表 现出反对偶像崇拜、要求尊重个性和个人权利的态度。他还轻蔑地评说六经和《论语》、《孟子》，说这些书要么是史官、臣子的过分褒美，要么是迂阔懵懂的弟子 的胡乱记录。这种空前大胆的言论，不仅具有打破奴化教育和思想禁锢的意义，而且提出了从根本上摆脱对历史“元典”的依赖而重新建设社会思想文化的要求。其 次，李贽对物质生产相当重视。他认为工商业者开采矿藏、贩运货物，都是对社会对个人有益的事情，说不上什么“可鄙”。与此相联系，李贽对人欲表示充分的肯 定，反复论说追求物质享受、好色好货、为自身谋利益是人的天性，是合理的要求。在他看来，一切脱离个人物质追求的高深道理，全是虚伪的空谈。这实际上揭示 了私有制社会中最根本的事实，也提出了在这种社会中建立合理可行的道德的基础。而对于禁欲主义，对于假道学，李贽的抨击不遗余力，其言辞之犀利，是历来所 罕见的。另外，他对妇女，也有比较平等的态度。譬如他指出：妇女的所谓“短见”，是因为她们的生活受到限制的结果。 李贽的思想及其表述方式，有着中国文人向来所缺乏的深刻、尖锐、透彻、大胆。李贽的“童心说”也具有重要的先导意义。所谓“童心”，李贽解释为“绝假纯 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就是由人的自然本性所产生的未经假饰的真实情感，与之对立的，则是由耳目而入的“闻见道理”。他提出：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童心说》）在李贽“童心说”的基础上，袁宏道又倡为“性灵说”。他提出“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袁宏道《敝箧 集》江盈科《叙》引），又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 （此）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叙陈正 甫会心集》）这实际是对李贽“童心说”的发挥。其实，所谓“童心”或“性灵”，也不可能是什么纯出于天然的东西，它不可能不受到社会意识的熏染。但就其作 为人的真实的自然情感的意义来说，总是与社会意识--特别是统治者所建立的道德信条存在距离和冲突，且这种距离和冲突会在社会发生深刻演变的时候变得越来 越大。标举“童心”和“性灵”，并有意地将它与“闻见知识”相对立，其意义一是强调了将真实情感与个性作为文学的主要基础的重要原则，一是为与封建道德不 很合拍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大量进入文学提出了根据（见袁宏道《叙小修诗》），所以它意味着文学的解放。作为一种口号，“性灵”在字面上比“童心”更寓 有灵动活泼的自然个性、主观精神的意味，所以被使用得更为广泛。 在他多年辗转各地讲学的过程中，吸引了许多具有新异的思想倾向的士人。与前者相类似的理论是尊“情”反“理”。在明代中期，从李梦阳提出“缔其情真” （《林公诗序》），到徐渭提出“古人之诗本乎情”（《肖甫诗序》），对“情”的重视已相当普遍。 晚明文人更多从情、理对立的角度肯定情的价值功用。如袁黄的《情理论》提出：“古之圣人治身以治天下，唯用吾情而已。人生于情，理生于人，理原未尝远于情 也。后之学者远情而骛于理……盍亦返而思其情乎？”冯梦龙则对六经提出特殊的解说：“六经皆以情教也。”又说：“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 乎！……古者聘为妻，奔为妾。夫奔者，以情奔也。奔为情，则贞为非情也。”（《情史》）汤显祖也坚决反对以“理”格“情”，责问：“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 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题词》）这些论述，哲理意味比较淡薄，而直接地把矛头指向非情的“理”，要求解除封建伦理对人性的束缚，对当时文学风气的影响 也很大。 以上这些说明明末的思想解放已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具有浓厚的启蒙色彩。
晚明文人更多从情、理对立的角度肯 定情的价值功用。如袁黄的《情理论》提出：“古之圣人治身以治天下，唯用吾情而已。人生于情，理生于人，理原未尝远于情也。后之学者远情而骛于理……盍亦 返而思其情乎？”冯梦龙则对六经提出特殊的解说：“六经皆以情教也。”又说：“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古者聘为妻，奔为妾。夫奔者， 以情奔也。奔为情，则贞为非情也。”（《情史》）汤显祖也坚决反对以“理”格“情”，责问：“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题词》）这 些论述，哲理意味比较淡薄，而直接地把矛头指向非情的“理”，要求解除封建伦理对人性的束缚，对当时文学风气的影响也很大。 明代后期的通俗形式的文学也取得了重大成就。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和“二拍”，戏剧如汤显祖的《牡丹亭》等，都在各自领域中达到了新的 历史高度。这一时期“雅”、“俗”文学传统相互混融的现象，也比前一时期更为突出。不仅大多数从事戏剧小说创作的文人同时也从事诗文创作，不仅出现了冯梦 龙这样的以整理、编著通俗文学为毕生事业的缙绅人物，而且，这一时代人们对于文学的基本观念、基本主张，是贯通于“雅”文学和“俗”文学两方面的。这里李 贽同样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在鄙薄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同时，却大力推崇《西厢记》、《水浒传》等通俗文学，认为是一种“至文”，而且以 极大热情评点《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等，借以宣扬自己的文学思想和人生观念。这给予当代文人以很大的影响。后来冯梦龙整理小说和流行歌谣，也 具有相同的意识。雅、俗的分野，虽然因形式的不同和语言习惯的不同，看起来好像很清楚，内在的情趣，却已不是那样可以截然分开了。
在 对如何进行社会改造方面，黄宗羲在其著名著作《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与社会现实相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如揭露封建专制与提倡民主权利；限制 封建特权与保护工商利益；要求法律平等和赋税改革等。黄宗羲淋漓尽致地揭露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 淫乐”的惨烈画面，大胆地提出了“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明确主张“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公开对天子的权威提出挑战。黄宗羲的这部著作无论在当时和后来，对中国思想界所起的作用十分巨大，被誉为“近代社会的宣言书。”顾炎武在 提出以经学取代理学的同时，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大计。”对那些不关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要“一切不为。”（顾炎武：《亭林文集》卷 2）他认为，君主专权，危害极大，为了唤起社会民众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顾炎武还喊出了一句千古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唐甄在其精心之作《潜 书》中，对君主专制制度也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说：“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唐甄：《潜书》）他认为君主虽形有“君主”之名，实乃“一匹夫 耳。”（唐甄：《潜书》）自古及今之帝王，皆独夫民贼而已，“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唐甄：《潜书》）唐甄这样论证说：“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 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贼乎？”（唐甄：《潜书》）唐甄把封建君主的存在看作一切罪恶之源，虽不免偏颇，却非常大胆深刻。王 夫之更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大胆揭露和批判，指出：“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王夫之：《读通鉴论》 卷11、17）主张“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王夫之：《黄书》）傅山也对封建君主的危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把本 阶级的利益、把封建君主的利益凌驾于一切之上，蔑视人的生存权利与价值，造成了社会的极端不平等，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显然认识到了君主个人大权独揽对社会所 造成的危害，认识到了专制体制所造成的社会弊端。在对封建君主进行猛烈抨击的同时，还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一系列变革君主制、限制君主 权力的主张。如黄宗羲从“设学校以公是非”、“置相”、“分治”的角度提出了变革君主制、限制君主权力的主张，他试图把“学校”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机构， 从而在社会中达成一种共识，即“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他主张置相以分割君权，并提出了恢复宰相制度的基本构想。他还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设 置官吏，使其有职有权，不能由君主一人专断，因为官吏参与治国，“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的这些论断，把君王与万民联系 起来考察，视君主与百姓为“共曳木之人”，已超越孟子“君贵民轻”思想，深含民主气息，为明清之际人文启蒙思潮的重要思想构成。所提出的问题和所进行的理 性思考皆为有感而发，切中时弊，成为明末人文启蒙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经世实学思潮同时兴起的是人文启蒙思潮。
明中叶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至明清之际面临着一个绝好的发展契机，如果在不受外力的影响下，按照明清之际所出现的提倡经世致用、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理路走 下去，中国很有可能与西方社会一样，很快步入资本主义高速发展阶段。然而，历史不容假设，明末这种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随着清王朝一系列高压政策的实 施，正常的社会发展速度受到外部阻力而迅速中断，思想文化界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学风迅速转向，而转入了远离政治的考据一途。明代中后期是中国历史上特别复 杂的时代。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腐败并存（有时甚至互为因果），专制的强化与个性解放思潮的兴盛同在，造成许多矛盾的现象，具有典型的社会转型和思想启蒙的 特点。但是，由于中国不象欧洲有法治传统和希腊的宪政模式，所以这一社会转型是一个艰难和漫长的蜕变过程，另外还需要一些外来的政治思想资源。欧洲的基督 教和自然科学开始传入我国，给晚明文人的思想启蒙过程注入了强大的外援，万历皇帝积极引进西学的态度也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思想启蒙的作用。明末中国封建社 会的这种“自我批判”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露出胚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反映，随之而来的是历史上一股罕见的思想解放潮流。不幸的是，这一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 思想解放过程随着明朝灭亡和满清的文字狱而嘎然而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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