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当代大写意花鸟画而言，很难见到像崔瑞鹿先生那样文静、清雅、秀润、飘逸形态的花鸟画了。画中透出了久违的文气、清气、秀气、逸气，沁人心脾，醒人耳目，摆脱了通常花鸟画的媚俗与浅薄，有一种特别的洁净感、出世感的禅意，弥漫于画幅天地间——这是在我看到崔瑞鹿先生出版的大型个人画集之后的感言。
这本《崔瑞鹿画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首次公开展示了他精心创作的一百多幅作品，晓雾初开，使这位一直苦苦耕耘、不肆张扬的花鸟画大家奇迹般地亮相于世，让人们一睹他的艺术风采。
他的画以水墨大写意花鸟见长，却无纵横恣肆的霸气，也无逸笔草草的空疏，而是在寻意趣之源、撷情趣之本、表境趣之迹中把握着传统的法度。画中构图奇巧，稳中不险；造型简洁，意蕴幽深；笔墨凝练，化机四出。一笔一墨、一点一线无不注重运笔使转的回环相抱与笔踪墨晕，一花一叶、一鸟一鱼无不强调意象经营的神情饱满和生机盎然。
不少人在谈论他的作品时，几乎是异口同声说他的花鸟画“极致儒雅、静穆，是超凡脱俗的境界，是得花鸟真趣的艺术”。石涛在他的话语录中曾云：“山水真趣，须是入野看山时，见它或真或幻，皆是我笔头灵气。下手时他入寻起止不可得，此真大家也，不必论古今矣。”这里说的是山水画，其实也是花鸟画的美妙所在——自然的“或真或幻”与“笔头灵气”相合，于崔瑞鹿的花形鸟态之中，让人“寻起止不可得”，可谓得其真趣也。
说实话，自古至今，花鸟画名迹颇丰，而真能达此“真趣”境界者委实不多。落于实写者，绘图而已，近于抽象者，图符而已，“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真正好的作品正是白石老人所推崇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难得的似与不似之间的“妙”，便是“花鸟真趣”，“花鸟真趣”就是“内美”。黄宾虹先生曰：“江山本如画，内美静中参。人巧夺天工，剪裁青出蓝。”得内美，自然不止是外在之美。宋人叶适曾有“怪伟伏平易之中，趣味在言语之外'的论句，也说明形迹之外的“美”并不难，而得之于平凡朴素外貌的深处那种含蓄、隽永、悠远的意趣却并不容易。
崔瑞鹿作品中的“内美”是他大写意花鸟画的特质，这种美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它是一种含而不露、出乎本质的天性气质，它应该大方、朴素、高贵、典雅、蕴藉、深沉，是不表现之美，不张扬之美，不言说之美，似无为而无不为之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故“内美”实为大美。
我以为，崔瑞鹿的花鸟“内美”主要含蕴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自然物象内在生命力的感悟。
面对自然的物象，作为创作主体的花鸟在崔瑞鹿的创作过程中并不仅仅以象形、悦目为满足，而是要通过一定的物态形象去展示生命存在的意义，并将它们的客观习性与人类的际遇、理想联在一起，使物象与主体精神在无声的对话中得到相互间的沟通，从而把对物象的写照变成对生命意志的传递。这种对内在生命力的肯定和把握，就不可能仅仅限于一种直观的认识能力，这就更需心灵的静观感悟。
例如，他不止一次地画“出污泥而不染”的水墨荷花，有“雾里看花花更俏”之朦胧美，有《露锁烟塘》的清净美，也有“濯清涟而不妖”之雅艳美，还有“鱼戏莲叶”之妩媚美，其中不仅是对荷花自然美质的追求，还是一种与自然造化融融合一的真切体验，又与自己的精神世界相契，寄寓着内心境界的追求和人格理想。这时的水墨荷花已不仅是荷花了，更有一种人性的意味、文化渊源的承传及精神家园的含义。
在崔瑞鹿的所有花鸟作品中，几乎都表现出这种人对自热拥入和自然向人亲近的内蕴。他画牡丹的娇艳和白头翁的唧唧哝哝构成的《富贵白头图》，赞颂人世间白头偕老共享富贵的亲情；他画一飞冲天的雄鹰展翅，题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抒写他奋斗人生的志向和抱负；他把雏鸡仰望从天而降的蜘蛛，画成《抬头见喜》的欢欣鼓舞；他画《鱼乐图》中神气活现的游鱼，表达他对自由的渴望；他画萝卜、青菜平常百姓家的常见蔬菜，在《秋意图》中祈愿一生平安。他画江南蕉叶、翠竹、小鸟，表达他对《江南风景好，庭深浮绿云》的追忆和爱意；他画喜鹊登枝的《春梅》，是为了把美好的春天，展现给一个充满希望的民族。
在崔瑞鹿笔下，这些花草鸟虫寄托了人类美好的愿望，因此超越了物象自身的属性。这些“超以象外”而又无所不在的境界，仅仅凭借实对和传授是不能获得的，它只能靠画家主体的灵性去感悟。这种感悟自然内在生命力与契合主体内在精神意向所形成的“物我合一”的艺术形象和艺术作品构成整体的统一性，从而导致主体艺术风格的形成与确立。这种对于自然物象的主观能动性感悟，是画家人格气质的写照，是画家生活希望的企盼，是画家在“天地与我共生”的境界里达到的“造化之妙”而“具生意之全”。
其二是凝炼的笔墨程式。
崔瑞鹿写意花鸟的魅力得之于他驾驭笔情墨趣的深厚功力和娴熟的的表现技艺。他作画简括、果断、从容、准确、生动，有收有放，有苍有润，有笔有墨，无论是点、线、勾、泼，无论是干、湿、疾、徐，或沉着厚重，或飞动漫浸，或秀挺含蓄，或浓淡相宜，或虚实有度，其节奏韵律的交响与律动，均笔笔写就。这是他深谙写意画之“写”的旨趣和书法审美中笔情、笔力、笔趣之味的必然。
情绪化的中锋用笔，把线的复杂变化归纳为直、横、斜、曲的交叉与分割，使之具有很强的构成性；画面中长线与短线、粗线与细线，主次分明，穿插有序。浑厚华滋的用墨及多次重叠、幻化、互破带来的变幻莫测的墨味、墨层、墨韵，凝炼为一泓清逸之气，荡漾于笔墨之间，使他能得之于形、畅达于意而焕发出情尽神妙的生趣。
崔瑞鹿大写意的特质还表现在他对笔触墨渍的保护上，即落在纸上的每一笔痕迹都不会被轻易地毁掉或掩盖。他的荷叶、石头、鸟、鱼、水墨的整体感十分单纯统一，它们靠笔触将墨渍一片片地加以排列，在叠印与交错时产生了特殊的水印与墨晕，使单纯的墨色有一种层次感和丰富变化，水墨醇绵含蓄，无锐利锋芒，语气平缓而无躁气，显得沉稳内向，生出了无尽的意味。它既是人格的品位，也是精神生命达到的境界。
崔瑞鹿在他的作品中，特别强调构图的重要性和图式的变化之美，即采用疏密、藏露、大小、虚实、参差、穿插、叠放等手法，在矛盾对比中使画面达到高度平衡、和谐。尤其是布白的处理，使画面在大开大合中，由实到虚，返虚入浑，时而争让有度，时而顾盼生情，其生香活色的景物，无处不自然，无处不天成。
黄宾虹云：“作画如下棋，须善于做活眼，活眼多，棋即取胜。”宾虹老用下棋的游戏来比喻绘画的布局，是很确切而又生动的。崔瑞鹿重视黄宾虹这一论证，以他自己类似的感觉力为内因，谙熟繁简相得、虚实相生、黑白相映的原理，施之于画面常常能平中求奇，时出新意。
在前人的画风里，他最服膺八大山人冷隽沉郁的风格、简朴放逸的笔墨。此外，青藤的狂放恣纵，吴昌硕的苍劲古拙，齐白石的洗炼郁勃，潘天寿的奇绝霸悍，李苦禅的雄健清新，也是他心仪已久的楷模，常取法于胸中。崔瑞鹿虽重视学习前人之长，但却反对生吞活剥、泥与古法，主张“心师造化”，于现实中去观察、体会、写生。他在取诸家之长、勤学苦练、孕育变化中，终成一家风范。
面对这样一位注重“内美”的花鸟大家，追溯他艺术风格形成的历史，找到它的本源出自哪里，应该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或许能给后学带来诸多的启示。
我们知道，年届60开外的崔瑞鹿和他的同辈人一样，从开始接触中国画起，便无条件地是在接受有关传统的教育，而且他们最终对传统怀有的敬畏心情是当代年轻人很难理解的。传统教育的结果必然是让人坚定书法用笔、以线造型的笔墨原则与规范的信心，崔瑞鹿这一辈人概莫能外。他们既要想在宣纸毛笔上欲求个人建树，就不能漠视传统的存在。如果把传统比喻为海，那么注定崔瑞鹿必须跳进海里，只有在他渐渐能自如地划开自己的臂膀，游出海面才谈得上他拥有了传统。从事中国画的人数以万计，有些人淹没在传统的大海里，也有些人终生都未能走进这片海域。
崔瑞鹿是一位悟性极高而且深谙传统的人，他的艺术风格的来源就是传统。但不能忽视他曾是站在先觉者肩头上作传统的审视，这保证了他能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对待传统，其思维方式绝不同于对传统毫无怀疑的盲从与迷狂。崔瑞鹿天生走远，初涉画坛竟一下子拜倒在李苦禅的门下，为苦老入室弟子。自16岁始，他追随李苦禅先生有24年之久，这实在令人羡慕不已。作为花鸟画大师和美术教育家的李苦禅以刚正的人格和博大情深的艺术，直接影响着中国花鸟画的发展，是中国美术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有如此大师的点化，崔瑞鹿仿佛置身于佛光之中，预示着他的艺术一起步就有好的兆头，就非同一般地站在很高的起点上。
当他真正聆听李苦禅教诲之后，他发现苦老对传统、对先师齐白石充满了崇敬，但他却是最重“师其心”的人。在齐门画派众多弟子中，他是“学齐而不似齐”的典型例证，故齐白石夸他曰：“众皆学我手，英也夺我心。”并发出“苦禅不为真吾徒”之赞语。也就是说，李苦禅是一位在传统中能进能出的人。所谓“夺我心”，当然主要指夺齐师的艺术之心，是高于技法之上精神，是艺术成功的道路和方向。李苦禅的艺术精神给了崔瑞鹿重要的影响，致使崔瑞鹿也像他的老师一样，不仅学师手，更要夺师心。
崔瑞鹿“夺其心”，不仅是夺得了李苦禅笔墨造型的规律，更夺得了老师对笔墨高度的认识，对笔墨负载的精神性的把握，即中国写意花鸟画形而上的品格。可以断言，如果生活中的崔瑞鹿不曾出现过李苦禅，他的艺术将会是另一种面貌。
作为李苦禅学生的崔瑞鹿是杰出的，他从李苦禅艺术中真正继承的是精神上东西，所以他避免了生活在大师身边可能出现的种种悲剧，不是丧失掉进取心，只准备粘附在大师的身上，靠庇荫来满足虚荣心，就是盲目地捡起老师的风格样式，以为用技术能扛走不属于自己的旗帜。
崔瑞鹿在他的自述中这样描述着自己：学画当先修身，自修则心平气和，能应万物，人品不高，用笔无法；学画当读万卷书，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无修养难成大家；学画当行万里路，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感悟生活，通过写生提高造型能力，更重要的是采得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学画当临摹，临古人、现代人的作品，可以更好地掌握中国画的形式和方法；学画当练书法，是提高自己线的运用能力的最佳方案。
多年来，崔瑞鹿就是从以上诸方面全方位地积累学养、锤炼笔墨、广取博收后而迈出了在艺术中寻找自我的第一步。崔瑞鹿在渐修顿悟中摆脱师门的样相，构成了简洁清新、秀润雅逸、内敛含蓄的总体风格，与其师雄强豪放、拙厚沉稳的笔墨拉开了距离。
如果说，苦老的画境回归和护持了某些旧文人画的内涵和气质的话，那么崔瑞鹿笔底则更多地注入了现代气息而与当代知识分子相吻合的情调。这里有气质之别、格调之异，也有笔墨、构成、造型之不同。
齐白石所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意义在于本质和精神的学习，以及个性和语言的独立。其深刻的艺术教育思想的成果，不仅体现在李苦禅的身上，也体现在崔瑞鹿的身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崔瑞鹿用传统语言阐述一种超逸民族文化的精神，它自然内美，余味回甘，成为21世纪水墨大写意花鸟精神的卓绝表征。
面对过去的苦难，面对今日的成功，崔瑞鹿是潇洒的，一身儒雅，满纸文气，平和，睿智而幽默。作为花鸟大家崔瑞鹿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一直没有停止过他的探索，依然精神矍铄，每天挥毫不辍，“游艺于”他的水墨天地里，用他那笔法灵活多变、结体错落有致、章法大开大合、意境空灵深邃的一件又一件作品，以一己的力量为着中国大写意花鸟画这个民族独特艺术的新生默默地奉献。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