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的矛盾
文/刘文飞
一
像其他诗人一样，布罗茨基在诗歌与散文的等级划分上总是抬举前者的，他断言：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在《诗人与散文》一文中，他精心地论述了诗歌较之于散文的优越：诗歌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诗人因其较少功利的创作态度而可能更接近于文学的本质；诗人能写散文，而散文作家却很少能写诗，诗人较少向散文作家学习，而散文作家却必须向诗人学习，学习驾驭语言的功力和对文学的忠诚。在其他场合，布罗茨基还说过，诗歌是对语言的“俗套”和人类生活的“同义反复”的否定，因而比散文更有助于文化的积累和延续，更有助于个性的塑造和发展。
同样，像其他诗人一样，布罗茨基也不能不写散文。在谈起诗人茨维塔耶娃突然写起散文的原因时，布罗茨基除了茨维塔耶娃当时为生活所迫必须写一些容易发表的散文以挣些稿费这一“原因”之外，还提出了另外几个动因：一是生活的“必需”，一个识字的人可以一生不写一首诗，但一个诗人却不可能一生不写任何散文性的文字，如交往的文字、日常的应用文等等；二是主观的“冲动”，“诗人会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突然想用散文写点什么”；三是起决定作用的“对象”，某些题材，如情节性很强的事件、三个人物以上的故事、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往事的追忆等等，更宜于用散文来进行描写和叙述。
我们不清楚是哪一种原因促使诗人布罗茨基拿起了写散文的笔。然而，与大多数诗人不一样的是，布罗茨的散文却写得非常出色。流亡到美国之后，尤其是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布罗茨基的各种散文作品不断出现在报刊上和书籍中。也许，到了一个新的文亿环境中，他想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声音，也想让更多的人听到自己的声音；再者，以不是母语的另一种文字进行文学创作，写散文也许比写诗更容易一些。这些散文有些是他先用俄语写作、然后与朋友一起译成英文的，有些是他直接用英文写作的，令人惊奇的是，布罗茨基这些以英文出现的散文却在西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被称为“英文范本”。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小于一》曾获全美图书评论奖，他的另一部散文集《悲伤与理智》在近年出版后也赢
得了广泛的反响，甚至曾名列畅销书排行榜。
布罗茨基推崇诗歌，但在他的刨作中，散文却似乎赢得了与诗歌平起平坐的地位；布罗茨基是以诗歌获得诺贝尔奖的，是以诗人的身份享誉全球的，可人们却似乎在怀着更大的热情阅读他的散文。是诗人获得了一次无心插柳式的成功，还是命运与布罗茨基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我们更愿意将布罗茨基关于茨维塔耶娃由诗歌向散文的“转向”所说的那句话反过来用在他自己的身上：散文不过是他的诗歌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
二
本书第一部分所收的五篇文章，是布罗茨基从不同角度对诗歌所作的思考。作为一位流亡诗人，布罗茨基自然会不时关注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这一关注甚至成了他诗歌观念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
布罗茨基与政治，也许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布罗茨基遭禁、被四、被逐、流亡和获奖的经历，使得众多的批评家和读者很容易将他和他的创作贴上某种意识形态标签。其实，布罗茨基非常反感对他的这种有意或无意的“利用”。布罗茨基到西方后，并没有像大多数流亡作家那样立即对那里的一切大唱赞歌，相反，他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对文化的冷漠与专制社会中对个性的压抑相提并论，同视为人类文明的大敌，并给予了同样的抨击。布罗茨基的政治，在大多数场合并非特指一种社会制度或某一个政府组织，而更多的是指一种凌驾于个性之上的东西，或是柏拉图所言的“专制”。
布罗茨基试图通过对诗歌与政治之关系的探讨，来肯定诗歌的地位和使命。首先，他强调诗歌与政治的不同以及诗歌相对于政治的独立，他认为，诗歌(poetry)与政治(politics)的相同之处仅在于字母p和字母o，再无他者；其次，他意识到了诗歌与政治的难以相容，在《第二自我》一文中他写道：每一种社会形态，无论是民主制度、专制制度，还是神权制度、意识形态制度或官僚制度，都怀有一种欲缩小诗歌权威的本能愿望，因为诗歌除了能与国家构成竞争以外，还会对自己的个性、对国家的成就和道德安全、对国家的意义提出疑问，因此，在人类的童年过后，诗歌和诗人便常常是失宠了的。最后，他竭力主张诗歌与政治的平等，并宣称了诗歌较之于政治的优越：诗歌应该干涉政治，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诗歌；政治提倡集体和服从，诗歌则注重个性和自由，政治讲究稳定和重复，诗歌则倡导革新和创造，拒绝复制、拒绝重复的诗歌，永远是新鲜的明天，而政治则是陈旧的昨日。无论对于单个的人还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诗歌都是唯一的道德保险装置，唯一的自我捍卫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茨基引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诺德的两句名言：“用美拯救世界”，“用诗歌代替信仰”。
在这里，我们看到，就诗歌与政治的关系展开讨论，这本身就已经表明诗歌与政治间有着某种瓜葛，诗歌因而也许是难以绝对独立的；为诗歌谋求崇高地位和使命的布罗茨基，却似乎恰恰是在使诗歌“政治化”。在他的意识和观念中，诗歌不是纯技巧的游戏，更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关系到人生、关系到文明的一种存在方式。
Joseph Brodsky
1940-1996
三
站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讲坛上，布罗茨基感到不安和窘迫，因为他在那个时刻忆起了几个他认为比他更有资格站在那里的诗人：曼德里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弗罗斯特、阿赫马托娃和奥登。布罗茨基心怀感激地提起这五位诗人，认为自己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没有他们，他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位作家都将是无足轻重的，他们被诺贝尔奖忽视了，他们共同的沉默在鼓励他代表他们说话。这里的导师名单，肯定不是随意列出的，这五位诗人分别在不同的方面给了布罗茨基以很大的影响；布罗茨基的谦逊也不仅仅是一个感恩的举动，布罗茨基的整个创作，也许就是他们的声音之回声。本书第二部分的五篇文章，正是布罗茨基关于这五位诗人的评介。
在布罗茨基对这些诗人的评介中，我们又感觉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布罗茨基非常注重诗人对语言的处理，称每一位诗人都是语言的历史学家，他赞同华滋华斯关于“诗为最佳词语的最佳排列”的定义，认为诗人的使命就是用语言诉诸记忆，进而战胜时间和死亡，为人类文明的积淀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他却又继承了诗歌创作的灵感说，夸天诗人在写作过程中的被动性，他在不同的地方一次次地提醒我们：诗人是语言的工具。他写道：“只有诗人才永远清楚，平常语言中被称之为缪斯的东西，实质上就是语言的操纵，能清楚，语言不是他的工具，而他反倒是语言延续其存在的手段。”（《诺贝尔奖受奖演说》）“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的工具”。（《析奥登的<1939年9月1日>》）在布罗茨基看来，诗人写诗，是因为语言对他作出了某种暗示，真正的诗人，就是始终处在对语言的依赖状态中的人。
布罗茨基将诗歌置于至上的高峰，却将其创造者诗人赶下了山网，让他们无可奈何地蜷缩在语言之树的浓荫之下。这大约正源自他对语言的忠诚和迷信。布罗茨基认为，语言就是文明的载体，是人类创造中唯一不朽的东西，图书馆比国家更强大，帝国不是依靠军队而是依靠语言来维系的。而诗歌作为语言最紧密、最合理、最持久的结合形式，无疑就是传递文明的最佳工具。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布罗茨基称曼德里施塔姆为“文明的孩子”，并广泛地宣传了后者关于诗歌就是“对世界文化的眷念”的说法。也正是由此出发，布罗茨基追随曼德里施塔姆和每一位真正的诗人，继续着对词、对语言、对作为“嫁了人的语言”的缪斯、对作为“语言最高表现形式”的诗歌的崇拜。
四
布罗茨基的散文，大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文，而常为一些回忆录、书评、序跋、讲稿、演说稿等，其中也不乏应酬之作，然而，布罗茨基却将这些传统的“平淡”体裁写得富有色彩。从语言风格和主观情感两个方面来看，其散文的出色之处也许就是，他在诸多对立的因素之间谋得了一种平衡。
作为一个诗人，一个视诗高于一切文体的诗人，布罗茨基在写作散文时不可避免地要借鉴其诗歌创作的经验。他的散文是严谨的，明显地经过了逐字逐句的推敲，他似乎在用作诗一样的方法作文。也有人说，英语毕竟不是他的母语，这使得他在用英语写作时格外地小心，因而才出现了这样的雕琢。初读他的散文，也许会觉得不够连贯，这正是诗的结构方式被引进散文后的结果。布罗茨基用诗的文字和结构来谈论诗歌和诗人，他的文章往往并不短，这里为分析奥登和弗罗斯特而作的两薷文章都长达数万字，但它们并不使人觉得冗长和枯燥，在这里，讲究的语词、有张力的结构与细致的分析、独到的见解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阅读的疲劳。此井，诸多格言式曲句武、令人叫绝的奇喻、字句中潜藏着的节奏感和韵律感等等，也强化了其散文的诗化特征。
布罗茨基的散文是既保守又民主，既热忱又冷漠的。一方面，布罗茨基捍卫诗歌的价值和诗人的意义，将诗歌与文化和文明等量齐观，字里行间时时处处表现出一种严肃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另一方面，他的语言民主化的主张也在他的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在写作（和演讲）时似乎是无所顾忌的，可以随意地谈到父母的做爱、演员的同性恋、温床单上的公开暴露物等等。此外，自始至终的怀疑精神和冷漠态度，似是布罗茨基散文一大特征，读者不难发现他的嘲讽、甚至刘薄，但在这一切之后却又时时能体味出他的一份温情。关于这一点，布罗茨基生前的一位好友、美国耶鲁大学的托马斯·温茨洛瓦教授有过这样一段精彩的话：“他还具有俄语诗歌那种独特的伦理态度——缺少感伤之情，对周围的一切持有清醒的认识，对那些轰动性的题材持有外露的冷漠，但与此同时，却又充满对人的同情，带有对虚伪、谎言和残忍的憎恶。在这一点上，布罗茨基与其同时代人如叶夫盖尼·叶夫图申科和安德列·沃兹涅先斯基等差异甚大，他们诉诸的都是些具有轰动效应的题材，但与布罗茨基一比，他们却显得不那么严肃了。布罗茨基以自己对诗人之尊严的理解，远远地超越了他们。”
五
诗歌与散文，诗歌与政治，诗人与语言，传统与先锋，保守与民主，冷漠与热忱，悲伤与理智……
其实，布罗茨基在接受诺贝尔奖的时候就曾自称，他在演说中发表的一系列意见“也许是不严密的，自相矛盾的”。瑞典皇家学院常务秘书艾伦在向布罗茨基颁奖时也说到，布罗茨基醉心于发现关联，井用精辟的语言解释它们，而“这些关联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可见，这些所谓的“矛盾”并石是我们的发现，更不是我们的强加。
然而，布箩茨基的这些矛盾绝不是浅薄而是深刻，绝不是问题而是答案。它们是深刻思考的结果，更是进一步深化思考的途径。也许，布罗茨基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矛盾却允许它们继续存在。也许，布罗茨基的这些矛盾，就是古老诗歌与现代社会之矛盾的显现，就是诗人在当代之处境的象征。
一九九八年五月
文章来源
[诗与思文丛]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论诗和诗人[美]布罗茨基.刘文飞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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