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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脏气法时论》曰：“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泄之。”“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曰：“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一者说用辛补之，用酸泄之；一者却说用酸补之。是否互相矛盾?
在五行中肝属木，主疏泄，畅达气机，喜条达。如情志失调，肝气易郁，其条达之性被抑郁，疏泄失司。而辛能散能行，故治疗时多选用辛味之药理其气，疏其肝，使肝脏去其抑郁，助其条达，而和肝用，恢复肝的条达之性，故说“用辛补之”。酸能敛能收，与辛相反，对于肝的“用阳”来说，酸敛的药物有碍于肝气的条达，逆其性为泄，故有“酸泄之”。如以此理来论，张仲景所说“夫肝之病，补用酸”不与《内经》“辛补酸泄”矛盾吗?如果我们仔细推敲，二者其实是针对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言。肝藏血，在体为阴，“体阴”和“用阳”相互制约，二者才能平衡，肝脏才能保持生理状态，若有偏颇则发为病。酸能生津，酸甘化阴，肝“体阴”不足时，用酸味药能助其肝阴，补其不足，即所谓“补用酸”。“辛补酸泄”与“酸补”是分别针对肝的“用阳”与“体阴”而言的。二者看似矛盾，实则相通。所以仲师在《金匮要略》中又云：“五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脏病各有所恶，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如果不能运用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思想来看待此问题，很容易迷惑不解。
“肝用”失和则易生风，出现肢体筋脉的拘急、震颤；肝气失和的脏躁，而甘味之药能缓，为“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之意。“益用甘味之药调之”，其意是指甘味药物能调肝。首先从五味而言，甘居五味之中，甘能调和，与辛则辛甘化阳助肝之“用阳”，与酸则酸甘化阴，滋肝之“体阴”，即甘味药物能调和肝的“体阴”和“用阳”功能，使其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其次从五味来说，甘属土，入脾，甘能补，甘味入脾，能调和滋养脾气，补土可以荣木，故《难经》有云：“损其肝者，缓其中。”“助用焦苦”，焦苦是心之本味，能入心补心气而助肝，即子能令母实；心气旺可制约肺金，肺金受制，则木不受克而肝病自愈。
肝气易郁，“用阳”受抑，出现胁胀、叹息，甚则阳气不达四末，而手足不温。四逆散、柴胡疏肝散、逍遥散等疏肝方用柴胡、香附、川芎、陈皮理气疏肝，三方均以辛味药为主，正合“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肝血亏虚，肢体震颤，以四物汤加天麻钩藤汤；肝血亏虚，虚热上扰，虚烦不得眠，以酸枣仁汤，重用酸枣仁合甘草酸甘化阴以补肝“体阴”之不足；肝气失和，心脾劳伤之脏躁以甘麦大枣汤，用甘味小麦、大枣、甘草养肝缓急，而肝阴虚生风则肢体震颤，大定风珠以鸡子黄、阿胶甘平血肉有情之品以缓肝急，其两方正合“夫肝之病，补用酸”、“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之义。前世医家行方智圆，抓住病证的主要矛盾依医经之理而重用某类药，或重用辛散（补）、或重用酸泄（补）、或重用甘缓，可谓“行方”。然抓住主要矛盾，亦不忽视次要矛盾，运用整体观念及辨证思维酌加佐用他药体现了“智圆”。如四逆散、柴胡疏肝散、逍遥散等疏肝类方虽以辛味药为主，但三方均有白芍酸收酸敛泄肝气，于疏肝（顺其性）不利。为何用之?究其因不外乎白芍酸收，虽于疏肝不利，但其在方中量少，可稍佐制辛散太过而耗伤肝气，使理气而不破气；且白芍合甘草酸甘化阴，养肝血滋肝阴，补肝之“体阴”，阴生阳长，“体阴”足则“用阳”旺，消抑郁而复条达。反之酸枣仁汤、四物汤加天麻钩藤汤重用酸甘之药补肝阴为主，但方中仍少佐辛散之川芎疏肝用，佐制酸收太过而敛肝气，“用阳”旺有助于“体阴”生，且兼补而不滞之理。也就是说如果肝脏病以“用阳”受抑为主要矛盾则重用“辛补之”，少佐“酸泄”；而“体阴”不足为主，则用“酸补之”，少佐“辛散”。
“酸泄之”为主的方剂也不在少数，张锡纯正是宗此旨而创镇肝熄风汤。肝肾阴亏，水不涵木，肝阳上亢，即肝“体阴”不足，“用阳”偏盛，阴阳失调。方中牛膝、代赭石引血下行；生龙骨、生牡蛎平肝潜阳，取“高者抑之”以治其标；白芍、龟板、麦冬、玄参酸甘之品，泄其肝阳之有余，甘缓肝气之急，而针对“体阴”不足，补其肝阴，且此四味在一方之中针对亢逆之“用阳”为“泄”，针对不足之肝阴则为“补”。然张锡纯针对上述之肝阳并不一味抑制、泄之，方中仍用了茵陈、麦芽、川楝子三味辛散疏肝之品，其一是反佐，防其抑之、泄之太过，不利于肝性之恢复，使抑而不过；其二少疏其性，有利于肝阳平逆，有“欲抑先扬”、“欲擒故纵”之义。同时，从用量上此三味最少，主次有序，能恢复其性而不助其邪。
从药物性味及疾病传变规律上探讨中医治疗肝脏病变的一些基本理论，以期将辨证思维用于临床，更好的指导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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