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宝钞
北大教授韩毓海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中说：新中国彪炳千秋的一项伟业，就是确立人民币的国家主权货币地位。韩毓海说：黄仁宇教授有一点是非常深刻的。这就是他率先指出：明朝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细致的“国家预算”，因为没有准确的国家预算，那么国家实际上就不知道究竟需要多少钱，特别是需要从老百姓那里拿多少赋贡收多少税，这就是他指出的明朝“税收不能合理化”的真正意思所在。而更为关键的是，这样一来，明朝也就不能在准确的税收基础上，明白自己要发行多少纸钞——既不能少发，更不能滥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钞法的稳定，才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发钞制度，从财政上说，这样的国家才能说拥有自己的财政税收-货币体系，它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财政国家。
黄仁宇从金融视野出发，更对资本主义体制扩张型发展的动力有着特殊的理解，他说“我所谓资本主义”，其精义在于负债经营，而这乃是一句极其到位的话。他这里没有说明的仅仅是：所谓国家“负债经营”的制度，在近代以来的西方世界，首先就是战争国债体制，正是从国家发行“战争债券”为战争融资的方式中，从对“债务”进行管理的制度中，才产生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体制，从而为资本主义体制奠定了“上层建筑”。战争是现代金融-国债体制发生之最实质的动力，而如果没有国家以债务的方式来融资，那么，不但西方所有的重大经济和科技创新都会因为资金缺乏而无法进行，而且两次世界大战也都不可能发生。
在这个意义上说，黄先生所谓的“债务国家”的作用，则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意义上“财政国家”的作用，因为所谓“国债”信用制度的确立，就一国而言，本是一个为民族谋万世、谋未来，而不是谋“现时”的制度。
今天看来，我们或许会把黄仁宇先生的上述观点，理解为非常典型的“计划经济”的观点，国家预算——税收管理——债务管理——独立稳定的货币发行，这一切当然都建立在一个严格的国家计划管理委员会的会计制度之上，这不是计划经济又是什么呢？当然，所谓的“计划”从来就存在，关键只是由国家来计划，还是由垄断资本家、私人银行家来计划而已，黄仁宇先生不可能没有看到：明代经济已经是一个世界型的经济，它的经济是开放的，因而采用进口白银的方式解决货币问题，好像也是很自然的。而黄先生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他最大的“固执己见”恰在于：他拒绝承认明代采用进口白银来解决货币供给，这是个好的、必然的选择，他毋宁认为，这完全是个错误的、被动的选择，或者说明朝统治者自己根本就没有选择过，而是稀里糊涂地被白银“选择”了而已。了解这一点才会明白他何以会一语中的指出：“明清两代，国家均无货币工具。”
黄仁宇确实看到了：依赖外部货币供血而自身缺乏造血机能，即没有独立自主和稳定的财政税收—货币管理体系，这是明朝垮台的根本原因，而造成明朝初期整体财政体制瓦解的，就是白银的大规模进口。黄仁宇研究明史，他没有最终挑明的一个最大历史秘密其实是：如果没有白银的大规模引进，明代本来有可能通过建立一个准确的国家预算，通过完善税收制度，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宝钞（纸币）发行制度——反过来说，倘明代的宝钞最终能够稳定，它也就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大规模进口白银来解决货币问题了——进一步说，明代如果不大规模进口白银，即使通过严格管理的国债制度，也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那么，500年的世界史也就完全可以改写了，甚至数百年后，由于白银外流导致的鸦片战争也都不可能发生了!
实际上，早在黄仁宇之前，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以及魏源和康有为等人，都曾基于明末的货币危机提出过“废两改元说”（即废除银两而改行国家铸造、发行的银元），只是这种远见卓识，并没有得到当时及后来的理解罢了。
黄仁宇关于“债务国家”与“负债经营”、关于从国债制度入手去确立现代国家信用制度的论断，实际上是结合了西方近代崛起的经验，但却又相当完美地解释了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道路。因为新中国所进行的一切重大项目，包括军事、科技、交通、教育等等，完全都是在资本严重匮乏的条件下投资建设的，而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开天辟地的项目，就是依靠长期的低工资、高就业、高积累、低消费的财政经济政策。
明朝以降，中国一直没有建立起国家预算体制，没有通过严格的国家预算、税收体制建立起发钞体制，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往制度上说就是中央政府直接面对千百万小农征税，基层无组织，中间无制度，“农业上的盈余无从有系统地积累，进而有秩序地发挥到工商业上，再伸展到服务性质的事业，有如保险及律师之雇用等”。往文化上说就在于道学误国。道学所推崇的自然主义的“无为”宇宙观，必然使得保持和维护现状的主张，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国家在组织效率上不求长进，这固然“使兴师造反，背叛朝廷者不易发难”，但却更使国家没有动员最广大基层的组织能力。明朝以降500年，中国并没有完成儒家思想的近代转化，也没有完成儒生角色的现代转化，明朝的儒生在治国理财方面，都是完全不合格的，明代道学家的思想空洞狭隘，不能经世致用——这套“非理性思想”培养出来的儒生，好像那才高八斗的侯方域，这个家伙的头脑竟然还不如李香君清楚，这种人一且成为“精英”，那只能误国，不能成事。
黄先生的这套想法，令人想起日本现代大思想家丸山真男关于明代理学传入日本后，发生了“国家化转变”的论断。按照丸山先生的看法，理学在日本的江户时代，经过了日本知识分子的改造后，方由自然主义的宇宙观，演变为积极有为的国家观，特别是国家经济观，从而成为日本现代转变的动力，这是后话，但也不妨引用供参考:
朱子学的道是由天地自然之理所赋予的基础，它贯通天与人、包摄社会与自然，既是规则又是法则。不过，这种绝对总括性的道，通过素行、仁斋和益轩等所表现出的连续性的思维解体的过程，其中的诸要素就逐渐地开始独立化。人道、规范和应该，已脱离了天道的存在。道的价值既不存在于合乎自然的真理之中，也不存在于自身终极的理想中，它完全是依靠圣人的制作。使道成为道的不是理，而是权威。
维护国家权威，首先就必须维护国家货币主权和财政权威，货币是“圣人制作”、“国家制作”，不能委之于天和自然。这就是魏源的名言：“货币者，圣人所以权衡万物之轻重之时为之制。夫岂无法以驭之?”为了子孙后代的发展，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牺牲现在和当下的利益，必须创造种机制，以保证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而这就是现代国家组织的作用，诚如丸山真男说：这也是日本经济起飞的真正秘密。
而与丸山先生不同，在当时的背景下，黄先生的写作实际上更属意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货币体系的努力，他独具慧眼地把这看作是500年来的第一件大事。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伊始，最彪炳千秋的一项伟业，也就是一举确立了人民币的国家主权货币地位。历史上，中国的国家货币发行均是因为无法成功进入农村地区，无法为千百万一盘散沙的小农所接受，故而结果总是宣告失败。
但是，中共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地在农村建立起现代组织的政治力量，中共所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以农村基层的组织化、农村政治的现代化为前提的，这也就为财政金融制度最终在中国基层农村的展开，制造了根本条件。
早在延安时代，在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等主持下，中共就成功地进行了边区货币的发行。边币发行的成功，不但使得陕甘宁边区避免了通货膨胀，渡过了抗战最艰苦时代的金融危机、而且为边区财政的独立自主，为中共在人民的支持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奠定了坚实的财政金融基础。
有学者甚至指出：朱理治所著《朱理治金融论稿》、其学术水平已经达到了当时世界金融理论的最前沿，可谓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宝贵知识理论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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