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开春 裘晓兰 刘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0期P141—P142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原题《当代中国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变迁——基于年龄—时期—队列效应的分析》，摘自《青年研究》2022年3期，王宁摘
主观社会地位认知是阶层意识的重要内容，主要指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位置的感知。主观社会地位认知不仅是衡量社会结构现代化程度的重要维度，也是决定国民总体社会心态和政治倾向的关键因素；新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大多建立在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基础之上。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和中坚力量，青年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对社会秩序的维持及社会稳定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大量研究表明，主观社会地位认知是青年群体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整体性反映。政府青年政策的制定要充分考虑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发展趋势。
尽管近年来有关中国青年阶层焦虑问题的讨论较多，但对青年群体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关注仍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对部分青年群体的研究上。同时，由于变量操作和分析方法的局限性，目前国内外研究尚不能回答以下问题：青年群体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在三个时间维度上的效应是否独立存在？效应的具体表现如何？年龄效应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本研究试图通过分析2006—2019年前后14年的纵向实证调查数据回答上述问题。这不仅能为阶层研究、青年研究和社会心理研究提供更丰富的实证数据，也可为有关政府部门把握青年社会心理的发展趋势提供政策参考。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2006年、2008年、2011年、2013年、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七轮全国数据。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确定的年龄分段，青年人的年龄上限提高到44岁；结合CSS七轮的调查时间，本研究将研究对象限定在17—44岁，对应的出生队列为1962—2002年。本研究所关注的因变量为主观社会地位认知，自变量为年龄、时期和队列，控制变量为性别、党员身份、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户籍类型、单位性质、房产状况、职业类型等人口统计变量和客观社会地位变量。
通过APC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有效地分离了三者的影响效应，从而可以对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在上述三个维度上的变化趋势进行准确的估计，克服了既往研究存在的混杂效应。通过分析有如下发现。
第一，中国青年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呈现向下偏移趋势。相关研究表明，在中国，无论整体民众还是青年群体都存在“中层认同缺乏”的现象。无论是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社会的主观认同阶层结构都明显呈现出整体水平偏低的特点。本研究结果与这些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2006—2019年14年间，中国青年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主要集中在“中下层”到“中层”，认同“中层”的比例仅有四成，2017年认同“下层”和“中下层”的比例高达63.2％。
本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青年群体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与整体民众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分布几乎一致，对中国新兴青年文化的阶层视角解释未能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与其他群体一样，青年群体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可能主要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一结论在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第二，中国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年龄效应呈现出“U”形趋势。青年早期和青年晚期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要高于青年中期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由此可以看出，青年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既包含“负年龄效应”（青年早期），也包含“无显著年龄效应”（非线性关系），甚至还包括国外研究所发现的“正年龄效应”（青年晚期）。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的数据还与陈光金研究的数据有部分重叠。这表明，年龄效应不显著的结论可能与只考虑年龄变量与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线性关系有关，而不是“转型期生存焦虑”消解了年龄效应的结果。
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出现“U”形趋势的可能解释是：刚入社会的青年，大部分精力旺盛，外在社会压力较小，容易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他们可能会高估自己的社会地位。随着年龄的增加，虽然青年的财富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结婚、生子、买房等都是较大的生活开支，生活的压力使他们的心态变得消极，因而会低估自己的社会地位。除此之外，青年中期的低主观社会地位认知也可能与他们的地位渴望有关。国外有研究发现，中年比成年后期更渴望社会地位。随着青年晚期的到来，许多青年不但能达到职业发展和经济收入的顶峰，财富积累的效应也日渐显现，因此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评估会相对客观，但仍低于早期的乐观估计。
第三，中国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时期效应呈现出“N”形趋势。有研究认为，最近几年“中层”认同不断向“中下层”特别是向“下层”认同转移。事实上，在主观社会地位认知整体下移的趋势背景下，无论是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还是整体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时期性变化大多停留在“中层”认同增加或减少之上，“中上层”或“上层”的比例变化较小。例如，陈光金对CSS数据的分析发现，2006年中国民众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达到最低点，然后开始提高，直到2011年。本研究对CSS调查中青年群体数据的分析结果与之保持较高一致性：从2006年开始，中国青年群体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一直处于提高期，在2011年达到最高峰，之后一直下降，直到2017年跌至谷底，2019年才略有提高。对此，有研究者提出从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基础“参照系”变化来理解这一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一社会变迁趋势可能对青年群体更加有利，“参照系转变论”似乎可以解释2006—2011年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上升趋势，但不能很好地解释2011—2017年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下降趋势以及2019年的回升。
根据历年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我们发现，中国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时期效应与国家整体GDP增长的趋势并不一致，但从调查时期的人均GDP增长率来看，可以发现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011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23.47％，但后面年份的增长一直未能达到2011年的水平。到2019年，虽然中国GDP的增长势头依然放缓，却首次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实现“质”的跨越的重要标志。从中可以看出，2011年和2019年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时间节点，而中国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时期分布刚好与之相吻合。
第四，中国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队列效应不显著。根据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人生体验将会塑造一个队列在人生历程中的价值观及价值诉求。本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队列效应并不显著，即后出生青年群体并没有表现出更高或更低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可能的原因是，已有研究较少通过长期纵向青年数据进行队列效应分析，其结论更多来自理论推导或经验判断，而非实证数据的验证。
如何理解生命历程印迹在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方面的消解现象？考虑到主观社会地位认知与生活满意度高度相关，生活满意度研究中的定点理论或许能带来一些启发。与生活满意度相一致，本研究发现，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队列效应在分离时期效应后也变得不显著了。这表明，中国青年的社会环境或所经历的特定历史事件的确会对人们的生活态度产生短期的波动影响，但最终还是会趋于初始值。
主观社会地位认知是影响青年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但长期以来，青年社会学研究存在将阶层理论边缘化的问题，关于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如何随时间变化的研究比较有限。通过对14年青年群体主观社会地位认知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得到的核心结论是：在宏观层面，中国青年群体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高度依赖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态势，且世代差异并不明显；在微观层面，现实生活压力可能导致中国青年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先降后升。因此，在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放缓的背景下，为防范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下滑，未来的青年政策应更多聚焦青年的生活困境和职业发展，引导青年将主观社会地位认知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相分离，回到现实生活的体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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