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心中最崇拜的是圣人。但在唐以前常以周公、孔子并称，宋以后始是孔子、孟子并称。虽则我们今天甚至有人还要“打倒孔家店”，但这只是今天事，我们不能否认从前大家景仰圣人之确有这回事。这等于西方人讲耶稣，罗马人讲凯撒，蒙古人讲成吉思汗，任何一个社会，总有受这社会尊崇的人。
可是罗马有凯撒，蒙古有成吉思汗，中国也有秦始皇、汉武帝这一类的皇帝，但中国人并不尊这些人。在中国人心中最受尊敬的还是周公和孔、孟。这是中国历史上人物造型一个最高的目标。我上面所讲“士”的一流品之精神传统，正可从这方面再继续地讲下去。也可说中国的历史指导精神寄在“士”的一流品。而中国的“士”则由周公、孔、孟而形成。我们由他们对于历史的影响，可知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精神之所在。
现代人讲历史，又有一个大争论，就是说历史究竟是“个人”重要还是“群众”重要呢？其实这不是一个真问题。人总是重要的，个人重要，群众也重要。我现在所讲，似乎太偏重在几个个人方面了，或许诸位认为我抹煞了历史上群众的重要性。其实我意并不就这样
。我现在讲周公与孔、孟。这三人中，周公是一政治家，孟子是一教育家，孔子兼于两者，又是政治家、又是教育家。孔子和周公联合在一起，便见政治意义重过了教育。孔子和孟子联合在一起，便见教育意义重过了政治。我们且不要听到周公、孔、孟就感得讨厌，我们讲周公、孔、孟就如讲政治同教育，也就是中国古人常说的所谓“政教之本”了。
为什么中国人这样看重政治呢？
因为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希腊不同，立国规模和罗马不同。
中国由一个广大农村集成，大家有吃，有穿，要使大家能相安无事，而凝成一个大社会，这就在政治问题上。
希腊人在一个个小城圈里，从事商业，从地中海发展到亚、非两洲。一个城圈里最多一两万人，他们不觉得政治问题的重要。做生意就遇见有各地方的人，这里来，那里去，思想、言论、态度、习惯各不同。大家五方杂处，接触到的有埃及人、波斯人、亚洲人、非洲人，要各方面的人都相处得下，就要讲出一个大家公认的“正义”来。罗马人是打天下的，他们所以要讲法律与组织。犹太人是流亡的，奔迸四方，始终受压迫，所以他们要讲一个上帝。
中国是广土众民，要团结成一个大社会，因此要讲政治。周公这样的人物出生中国，是并不偶然的。倘使周公生到希腊去，或许不就像中国历史上的周公了。所以在希腊不可能生周公，在中国也不可能生苏格拉底。中国人讲教育，不讲哲学，教育又常兼着政治讲，那就会有孔子，不会有苏格拉底。
中国古人说：“夏尚忠，殷尚鬼，周尚文。”如夏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千辛万苦，为的是社会。夏禹这套救苦救难的精神，就是夏人“尚忠”之示范。后来墨子讲“兼爱”“节用”，他还自说是讲的夏禹之道。商人“尚鬼”，应是讲迷信，近宗教的。古史传说中的商汤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似是喜欢用神道设教来获得人心的。到了周“尚文”，遂开此下传统，中国人直到今天，都还是尚文的。
所以中国人讲政治称“文治”，讲教育称“文教”，讲人事称“人文”。所谓“郁郁乎文哉，我从周”，孔子就是第一个崇拜周公的。
本文选摘自《民族与文化》，钱穆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公众号：读钱穆（readqm）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