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过一篇《入世与出世》的小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出世”做了一番较为理论化的解说。兹再以唐朝著名诗人王维为例，分析其为人为文的“出世”特点，以冀对“出世”的境界层次有更亲切的体验。
王维（701－761年），字摩诘，出生于奉佛家庭，唐朝河东蒲州（今山西永济）人，祖籍太原祁州（今山西祁县）。聪慧早颖，多才多艺，开元九年（721年）中进士，任大乐丞，因伶人舞黄狮子受累，贬济州司仓参军。张九龄为相，擢为右拾遗，次年迁监察御史，后奉命出塞，为凉州河西节度幕判官。安史之乱中被叛军所俘，被迫出任伪职，战乱平息后以陷贼官论罪，降为太子中允，后迁中书舍人，终尚书右丞。王维早年追随张九龄，颇有政治抱负，后历经变乱，逐渐消沉，吃斋念佛，参究禅理。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他在蓝田辋川购得宋之问别墅，自此过着半官半隐、恬静悠闲的生活。——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的看破世情，促成了王维“出世”的第一个境界层次：避世隐居。
避世如果避得更玄远些，就跟宗教向往关联起来了。王维对于佛教所传说的西方净土是倾心归向的，他多次画过西方变相图，并作《西方净土变尽赞并序》云：“稽首十方大导师，能于一法见多法；以种种相导群生，其心本来无所动；稽首无边法性海，功德无量不思议；于已不色等无碍，不住有无亦不舍；我今深达真实空，知此色相体清净。愿以西方为导首，往生极乐性自在。”可见其对西方净土的向往之心。不惟如此，王维甚至对道家（道教）的仙境也颇为醉心，如《送张道士归山》：“先生何处去，王屋访茅君；别妇留丹诀，驱鸡入白云；人间若剩住，天上复离群；当作辽城鹤，仙歌使尔闻。”又如《赠焦道士》：“海上游三岛，淮南预八公；坐知千里外，跳向一壶中；缩地朝珠阙，行天使玉童；饮人聊割酒，送客乍分风；天老能行气，吾师不养空；谢君徒雀跃，无可问鸿濛。”鄙弃人间，向往净土，便构成了王维“出世”境界的第二个层次。
有的避世者不但想避开人间世，还想避开整个声色世界，躲到一个“空寂”的心理世界中。王维也未能免俗，举其几首禅诗代表作为例，《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诗歌写的空明寂静，心灵似乎避开了一切尘俗。如果身处红尘闹市中仍有如此境界，这“出世”的功夫就很了不起了。但是，从王维诗的选材看，他多以幽僻的自然环境为题材，有意无意地把喧与静对立起来，以静为禅，却不能把整个大千世界看作一道晚阳、一缕月光、一杆青竹、一朵红萼而目空之，可见其内心并非寂止，还是有所作意。由是，其诗境仍然是人为营造出来的“静境”，不是本来的空境。其诗《饭覆釜山僧》二句：“晚知清净理，日与人群疏。”可为证明。厌喧求静，沉空守寂，心理上刻意追求一种“静境”，是王维“出世”的第三个境界层次。其实，不仅禅坐，人在睡眠、昏迷时，六根也可以暂时摆脱外尘干扰而变得“清净”，但这并非“真静”。如果不自省的话，王维一辈子会为自己内心所营造的“静境”所迷惑。
真正的出世并不需要任何的人为造作，一切都是当下现成的，就看能不能体会。东晋著名佛学家僧肇在《物不迁论》中云：“旋岚偃岳而常静,江河竞注而不流。”字面意思是：风撼山岳却是静止的，江河奔流却是不动的。真正体会起来很难，以喻譬之就是：犹如镜中花开水中月移，似动而非动；亦如电影屏幕上人影往来，而实无真实往来。以禅言之则是：色空不二，动静不二，生死涅槃不二。此即无我境界：无半点贪镇痴慢疑，无半点私虑，物我无隔，心境无猜，世界当下圆满，再无分裂。到此境界，人之生死，犹如影之倏忽，再不撄心。这种出世与入世不二的境界，禅家谓之立处皆真或即事而真，可说是“出世”的第四个境界层次。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出世境界大体可分为四个层次：避世隐居，往生净土，沉空守寂，立处即真。人类产生出世心理的原因不外两个：一是逃避人间痛苦，二是向往更美好的世界。但要出到哪里去？看似已成文化常识的问题，细细考之，却还是一个糊里糊涂的文化公案。
最后，还要说上几句：从某种意义上说，动物和人类都存在着“出世”现象，动物趋利避害，寻找安全舒适的生存环境，未尝不可以看作动物式的“出世”；只不过缺乏人类的文明特征。人具有较强的精神能力，“出世”可以出得有境界，出得大彻大悟。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没有离心之境，一切境皆是心境，一切出世境界，只是不同的精神状态。困身于世界之中的有“我执”的个人，会有出世的渴望，但世界本身，却无所谓出不出世；如果一个人心胸能宽广到吞吐乾坤，当然也就无世可出。
橘洲先生潘永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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