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Ethics,Ecological Philosophy and Ecological Givilization
作者简介：卢风，男，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伦理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应用伦理学、科技哲学和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北京 100084
原发信息：《桂海论丛》(南宁)201620161期
内容提要：人类正面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是现代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所导致的大量排放。现代经济、政治制度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合法性。现代主流意识形态——现代性——则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系统的辩护。以现代性为指导思想的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现代性是包含严重错误的。现代性的基石是独断理性主义，其要害则是普遍化的物质主义价值导向。当代最新科学和哲学研究表明，独断理性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整个现代性的体系坍塌了，则物质主义的荒谬性立显。生态学告诉我们，地球生物圈无法承受几十亿人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生态哲学将会凝练生态文明建设所必不可少的时代精神。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伦理问题研究》(14AZX021)阶段性成果。
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以后，现代化一直是国人的梦想。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奇迹般地加快了。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各种工厂越来越多，城市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大，几乎家家有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人人有手机，私人轿车也越来越多……与30多年前相比，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越来越幸福了？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们会给出不同的回答。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我国在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各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在迅速加剧。自2013年以来，全国多处常常出现严重雾霾。在雾霾天气里，许多人会感到心情抑郁。严重污染了的环境会引起多种疾病，疾病中的人们当然也不幸福。国家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万本太说：“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1.9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5％，但消耗了占世界20％的能源，煤炭消耗量占全世界的一半(50.2％)，钢铁、铜等消费也占世界的40％以上。发达国家几百年出现的资源环境问题，在我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表现出来，水污染、土壤污染、空气污染非常严重，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环境安全的问题时有发生。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资源能源问题比任何国家都要突出，解决起来比任何国家都要困难。”[1]环境污染的深层根源是什么？严重污染与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何关联？主流生产生活方式与我们的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是否有内在的关联？为建设生态文明，是否需要根本改变我们的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回答这些问题，势必涉及伦理和哲学。并非所有的伦理学和哲学都回答这些问题，直接回答这些问题的伦理学和哲学是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
一、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的根源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逐渐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在许多国家同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如今，大部分明理人都承认，现代工业文明引起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或简言之，引起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科学家和生态学家告诉我们，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是现代化生产和消费的大量排放，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例如，2013年以来我国京津冀地区的严重雾霾就源自许多工厂和大量汽车的排放。现代人的人均排放量或人均生态足迹比前现代人大多了，我们每天都会产生比前现代人多得多的垃圾(广义而言，既包括汽车尾气也包括各种商品包装)，与前现代相比，现代人口又翻了数倍，于是有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简言之，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是巨量人口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
那么，现代人为什么采取“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呢？前现代人并不这样。前现代的统治阶级和富人中当然不乏骄奢淫逸、挥霍浪费者，但广大劳动人民却总是勤劳节俭的，正如孔子所教导的，谨身而节用。在一个普通劳动者家庭，锅碗瓢盆一类的用具，破了也舍不得扔，修修补补继续用，一件衣服破了，补好了继续穿，破得不能再穿了，还可以改作他用。哪像我们今天？东西旧了，或不时髦了，就扔!例如，在今天的城市居民中，已没有穿带补丁衣服的了，更不用提大家都用许多一次性用品。人们已习惯于大量生产条件下的大量消费和随意抛弃，如，几乎每天都会抛弃几个塑料袋。不仅富人如此，普通市民亦然。为什么？有多种原因。
首先，产生于18世纪欧洲的现代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了物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人类可大量使用煤、石油、天然气、铀等矿物资源，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人类第一次具有了这样的生活条件：劳动者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不仅可保障富人们过穷奢极欲的生活，而且也越来越能保障民众满足其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广大劳动人民似乎也不必谨身节用了。
其次，就全球的情况看，资本主义制度要求人们(包括民众)大量消费、大量抛弃(或大量排放)。只有这样，企业不断大量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卖得出去，企业家才能赚钱，GDP才能增长。如果广大民众皆谨身而节用，则大量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人买，企业家无法赚钱，GDP也无法增长。而现代社会把GDP增长看作社会发展的基本标志。所以，现代社会制度不仅激励大量生产，也激励大量消费。以现有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必然导致大量排放。
再次，制度植根于人们的信念体系，现代人的信念体系就是现代主流意识形态，现代主流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相对周密的辩护。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之前，同样追求现代化的前苏联及其东欧联盟还在抵制资本主义，那么“冷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已成为全球主导性的政治、经济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就是西方现代性理论体系。其核心思想是物理主义自然观、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反自然主义价值论、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和物质主义价值观。根据这套理论体系，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最符合理性和人性的制度，“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就是最符合理性和人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就是人们在最符合理性和人性的制度框架(或社会秩序)中所干的天经地义的事情!多数人认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是天经地义的，于是他们理直气壮地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
可见，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其深层根源却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主流意识形态。
二、现代性思想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
我们也可以称现代主流意识形态为现代性(modernity)思想，如前所述，它包括物理主义自然观、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科学观)、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反自然主义价值论、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和物质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现代性思想貌似周密，实则包含致命错误。不彻底驳倒现代性思想，就无法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致命弊端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可持续和极端危险，从而也无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基础。换言之，不根本改变现代人的信仰体系，就无从建设生态文明。以下我们将对现代性思想的各种观点逐一进行分析。
(一)关于物理主义自然观
物理主义自然观的基本观点是：大自然就是物理实在的总和，万物皆是物理的，所谓物理的东西，就是最终可被现代物理学所说明的东西，连人的思维以及人类创造的文化也可归结为物理的东西。物理主义如今又有了新的理论形态——计算主义，计算主义认为，万物都只是个计算程序，连整个宇宙也只是一个巨大的计算程序。据此，大自然的奥秘是确定的，人类知识每前进一步，大自然隐藏的(即人类未知的)奥秘就减少一分。我们常说世界是可知的，就指这个意思。如果大自然就是这样的，那么人类实在不必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我们所要做只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在近三个世纪的现代化过程中，人们也确实是这么干的。
但当代新科学(耗散结构论、复杂性理论以及现代宇宙理论)已给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自然观。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等科学家认为，世界万物是不确定的。物理主义预设，世界的基本规律是与时间无关的，“从古典牛顿力学到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物理学基本定律所描述的时间都不包含过去和将来之间的任何差别”[2]2。说世界的基本规律是与时间无关的，即是说世界的基本规律是永恒不变的(据此才可说，人类知识每前进一步，则未知领域减少一分)。但普利高津认为：“自然界既包括时间可逆过程又包括时间不可逆过程，但公平地说，不可逆过程是常态，而可逆过程是例外。可逆过程对应于理想化：我们必须忽略摩擦才能使摆可逆地摆动。这样的理想化是有问题的，因为自然界没有绝对真空。”[2]18如果不可逆过程才是自然事物的常态，那便意味着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流变的，而且变化的并非只是现象，规律、秩序或结构也处于流变之中。
普利高津说：“我一直深信，理解耗散结构或更一般地理解复杂性的动力学起源是当代科学最引人入胜的主题之一。……这便根本改变了我们对自然的描述。在这种表述中，物理学的基本对象不再是轨道或波函数；它们是概率。”[2]73-74于是，“现在动力学规律有了新的意义。通过结合不可逆性，它们表达的不是确定性，而是可能性。”[2]126普利高津说：“大自然确实涉及对不可预测的新奇性的创造，在大自然中，可能性比实在性更加丰富。”[2]72也就是说，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的，是具有创造性的，大自然随时都会涌现新现象、新事物、新结构、新秩序，它不是固定不变的，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不否定自然演变的稳定性，更不否认自然秩序的存在)。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可能发现什么“本原”“宇宙之砖”或“永恒不变的存在”。可见，以为人类知识每前进一步未知领域便减少一分的信念也是个错误的信念。生生不息的大自然永远都隐藏着无穷无尽的奥秘。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二)关于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
独断理性主义包含这样一些信念：理性即人类凭借语言(包括数学)去说明、预测经验现象以至说明、理解、把握外部世界的能力。人类文明的进步端赖理性的进步。理性进步就主要体现为现代科学的进步。科学知识就是理性发现或建构的知识，科学知识是客观的、统一的，基础科学知识(即物理学)进步的终极目标是发现关于自然的终极理论(a final theory)。终极理论就是关于自然之终极定律(the final laws of nature)的理论。把握了自然之终极定律就意味着“我们拥有了统辖星球、石头乃至万物的规则之书(the book of rules)”[3]。辅之以更加细致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人类就可以越来越随心所欲地征服自然、控制环境、制造物品、创造财富。
深入分析独断理性主义，我们可揭示其基本预设：1.客观知识是统一的，是在一个内在一致的逻辑体系内不断积累的，科学知识体系能不断地排除谬误，积累真理，进而日趋完备(可能是个无尽头的过程)，可称此预设为科学统一论；2.大自然是完全可知的，即随着科学知识的进步，大自然所隐藏的奥秘会日趋减少(这一点已包含在物理主义自然观中)，可称此预设为完全可知论。
20世纪下半叶的科学、科学史以及科学哲学研究都表明，科学统一论和完全可知论都是站不住脚的。全面反驳科学统一论和完全可知论需要长篇大论，无法在此展开，以下仅给出简短结论。
反驳科学统一论：1.科学统一论设定，人类凭其理性可就“真理”或“客观知识”的定义达成一致意见，但事实上，人类永远不可能仅凭其理性而就这两个概念的定义达成一致意见；2.根据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研究，总的来讲，科学知识并不是在同一个逻辑体系内不断积累地进步的①；3.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统一物理学的努力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4.人类认知永远是特定概念框架内的认知，人类知识永远是具有主观性的。所以，没有什么统一的科学，只有多种多样的科学。
反驳完全可知论：如果大自然并不只是物理实在的总和，也并不只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计算程序，如果大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那么人类就休想凭语言和数学逐渐穷尽其奥秘，因为死数学把握不了活自然。人类的科学认知永远只是在自然之内的对特定对象(从基本粒子到宇宙)的认知，大自然(不是科学家所研究的宇宙)本身永远不可能成为科学认知的对象。无论科学如何进步，大自然本身永远都隐藏着无穷的未为人知的奥秘。
结合以上对物理主义自然观的反驳，我们必须再一次强调：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从自然，否则，会受到大自然的无情惩罚，因为大自然永远握有惩罚人类之背道妄行的无上威力。
(三)关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包含一些“片面的真理”，其基本观点是：每个人凭其理性而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因而拥有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如生命权、身体完整权、思想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迁徙自由、发财致富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等等。自由主义之错不在申述了人的这些权利，而在相对忽视甚至否定了个人对不同层级共同体的依赖，过分强调了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其实，人的生存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社会性，既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又具有脆弱性和依赖性。例如，个人有其相对独立的个人利益，但个人只能通过参与社会的分工协作才能获取个人利益；个人可以相对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而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反思，但他的批判、反思能力不是天生的、自足的，而是在特定文化共同体中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个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生存，而永远只能作为特定社会的一个成员而生存，即他只能通过与他人交流、交换、合作、竞争甚至斗争而生存。所以，个人在享有种种权利的同时，还负有种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如赡养父母、养育子女、参加工作、缴纳赋税等等责任。最关键的是，如果你希望他人和国家尊重你的权利，那你也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并遵守国家的法律。如今，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人的生存不仅依赖于社会，还依赖于地球生物圈，即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所说的“大地共同体”，亦即依赖于非人生物、土壤、水流、气候等。长期以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不仅弱化了个人对人类共同体的责任，更遮蔽了人类对“大地共同体”的责任。
(四)关于反自然主义价值论
这里所说的价值论与下面将要剖析的价值观不同。价值论指阐释价值的来源和本质的哲学理论，而价值观则指人们重视什么、轻视什么的思想倾向和偏好。反自然主义价值论指这样一种价值哲学，它认定事实与价值是截然不同的，人们认知事实与体认价值的意识也是截然不同的。科学的任务是认知事实或揭示各种事实之间的必然关系，而宗教、哲学(至少其一部分，如伦理学和美学)、文学、艺术是阐明或体认价值的。事实是客观的，而价值是主观的，或说科学理论可以获得客观的检验，而述说价值的言说不可能获得客观的检验，简言之，科学具有客观性，而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没有客观性。所以，在伦理学中，你不能用事实判断去支持价值“判断”，换言之，科学与伦理学是没有关系的，你不能用科学理论去为任何一个伦理学“命题”辩护，否则你就犯了“自然主义谬误”。我们可把这一套价值哲学简称为事实—价值二分教条。
20世纪60年代以来，普特南(Hilary Putnam)等著名分析哲学家对事实—价值二分教条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批判。克里考特(J.Baird Callicott)等生态哲学家则完全抛开了这一教条，直接用生态学、生物学、量子物理学等科学理论去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伦理学进行辩护。如果事实—价值二分教条是无可反驳的，则克里考特等生态哲学家的努力就是徒劳的。反驳事实—价值二分教条的论证思路如下：事实与价值是相互渗透的。凡被人所述说的东西，无论是科学的，还是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都已打上了主观的烙印，即都已渗透了价值，没有什么绝对客观的对独立于人的事实的描述，科学对事实的揭示和证明永远都是在特定科学理论(有不可摆脱的主观形式)框架之内的揭示和证明。换言之，没有什么揭示了事实本身的绝对客观的科学，科学所揭示的一切，都是科学家(共同体)从特定理论视角所揭示的东西，科学家只能在一定的理论框架内对特定判断、定律和理论体系(也许是个公理体系)进行论证①。这样一来，科学与伦理学在客观性上就只有程度的区别，而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说科学有客观性，即科学家可给出信持特定定律的理由，那么伦理学也有客观性，即伦理学家也可以给出必须遵守特定行为规则的理由。
事实—价值二分教条与物理主义自然观以及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有内在的关联。物理主义自然观设定自然界有一些永恒不变的规律，人类理性可完全认识这些规律。可见，有一个逻辑上内在一致的绝对真理体系，科学就按这个体系的内在逻辑不断进步，所以，其客观性是绝对的客观性。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分析哲学和科学史表明，人类无力建构这样的绝对真理体系，任何科学都是渗透了价值的科学，也正因为它渗透了价值，它才有其价值，才是属人的科学，才可能是以人为本的科学或对人类有益的科学。
正因为事实—价值二分教条是可废除的，生态伦理学才是可论证的，能成立的。
(五)关于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
现代道德观的基本思想是，道德关系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人才有道德地位，一切非人事物都没有道德地位；只有人才有内在价值，一切非人事物仅当可为人所利用、欣赏时才有价值，即它们只可能有工具价值，而不可能有内在价值。这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观。据此立场，现代人把一切非人自然物都只当作资源或工具。对一个人，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未必应该做，例如，任何一个成年人都能杀人，但我们恰恰不应该杀人；任何一个精壮男人都能强奸幼女，但恰恰不应该强奸幼女。然而，对非人自然物，现代人认为只要你能够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不必考虑道德上的应该不应该。例如，20世纪初我国就有人希望在长江三峡建大坝和电站，以便让长江为我们发电，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们没有能力这么做，就只好不做。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有了这样的能力，于是就做了。建三峡电站时人们会有种种顾虑，但绝没有对于非人自然物(如河流、河流中的物种、未来库区中的物种等)的道德顾虑。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出现的动物伦理和环境伦理(包括生态伦理)对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提出了严正的挑战。以汤姆·里根(Tom Regan)为代表的“动物权利论”着力论证，所有的高等动物，如马、牛、羊、猪、狗、猫、猩猩、猴子、海豚等，都是生命主体，从而都具有主体性和内在价值，并非只有人才有内在价值。根据“动物权利论”，我们必须承认高等动物具有道德地位，它们应享用生命权、身体完整权和行动自由。以保罗·泰勒(Paul Taylor)为代表的生物中心论认为，一切生物都有其固有价值(inherent worth)，都有其自身的福利(well-being)，且它们的福利应该被理解为独立于人类福利的目的本身(an end in itself)[4]。由利奥波德提出的且经克里考特所周密论证的大地伦理(Land Ethics)则着力论证，人与大地(即地球生物圈)之间的关系是伦理关系，大地是由非人生物(包括一切动物、植物、微生物)、人、土壤、水体、气候等构成的一个共同体，人是这个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人有责任维护大地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动物权利论和生物中心论的论证表明，在人类与非人物种之间没有人类中心主义者所说的那种天壤之别，如前者有理性，而后者没有；前者有内在价值，而后者没有，等等。但动物权利论和生物中心论自身有一些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和实践困难。在下一节，我们将较详细地论证，只有大地伦理才是既具有理论彻底性又具有实践可行性的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
(六)关于物质主义价值观
现代社会貌似一个价值多元化、信仰多样化的社会，有人信仰基督教，有人信仰伊斯兰教，有人信仰佛教，有人信仰无神论或唯物主义，等等。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每个公民都有信仰自由。但能坚持纯正信仰的人很少，很多信徒都受到了金钱的腐蚀。有些宗教，或某种宗教中的某些教派(如佛教中的少林寺)，也开始走商业化的道路。而西方“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则公开宣称，创造财富就是荣耀上帝，于是它认可了物质主义。哲学原本可以指引人们追求精神超越，但今日之哲学，或已沦为物质主义哲学，或已成为与现实生活隔绝的所谓纯粹学术(极少数人玩的“象牙塔”中的语言游戏)。在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市场经济过分扩张的国家，“万物皆商品化”(华勒斯坦语)，金钱的魔力被过分凸显。于是，价值多元化和信仰多样化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各种信仰都对一种信仰——物质主义——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妥协，各种信徒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物质主义。换言之，最有影响力的信仰，不是基督教，也不是佛教，而是物质主义②。
今天，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相信：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幸福就在于创造物质财富、拥有物质财富、消费物质财富，即人生的意义、价值和幸福就在于参加创造物质财富的各种工作，例如能加入马云或王石的团队；就在于个人收入的稳步增长，从而能由骑自行车换为开车，由开QQ换为开“丰田”，等等；就在于物质消费品位和档次的不断提高。这就是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与这种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相应的社会发展观就是经济主义意识形态或GDP至上观念。经济主义认为，经济增长就是唯一的可切实追求的公共的善(common good)，即多数人都愿意为之奋斗的公共目标；经济增长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科技进步、教育普及和提高、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等；提高人们“幸福指数”的最现实、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不断改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如建越来越多的工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地铁，建设越来越便捷的通讯系统，生产越来越多的家用电器和汽车，等等。
物质主义的盛行不仅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万物皆商品化”的社会潮流有关，而且与物理主义自然观和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密切相关。根据任何一种激励精神超越的宗教和哲学都可以发现物质主义的浅薄和荒谬。但在以物理主义和独断理性主义为根本信念的现代性思想体系内，物质主义就不但不显得浅薄、荒谬，而且显得天经地义地正确。
既然万物都是物理的，那么也可以说万物都是物质的。人和人的思维以及人所创造的文化都可以归结为物质。只有物质才是真实的，非物质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充其量也只是随附的。不仅鬼神是虚幻的，纯粹的爱情，崇高的精神和审美的崇高，儒家、道家和佛学所讲的极高人生境界也都是虚幻的。所以，只有像比尔·盖茨、乔布斯、王石、马云等为人类做出的贡献才是真实的、可嘉的，因为他们为创造物质财富做出了巨大贡献，那是真实的贡献。而像颜回、大卫·梭罗一类的人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他们没有为人类做出真实的贡献。
独断理性主义则告诉人们，以永不知足地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价值和幸福是最切实可行的，即最为确定，最具有现实性。何谓崇高？何谓神圣？不同的宗教和哲学对崇高、神圣的理解是不同的，而儒家、道家和佛学所讲的极高人生境界则是语焉不详、虚无缥缈的。只有物质主义所定义的幸福才是可以客观衡量的，才是人人都能够追求的。人们可以通过合作与竞争而追求共同但有程度差别的幸福，即通过各自的努力——如科技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广告创新——而共同促进经济增长(即财富增长)，从而共享经济增长的果实和财富增长的盛宴。当生态主义者说，物质主义和资本主义所激励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时，独断理性主义者会说，你们不要危言耸听，所谓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只不过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暂时困难，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困难都将被克服。于是，独断理性主义总是鼓励人们：不要怀疑物质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不要怀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不要怀疑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力量，按照现代性的蓝图不断地进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人类将越来越自由、自主、幸福。
物理主义自然观和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是现代性思想的基石，而物质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是现代性思想的要害，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周密”的辩护。
如果物理主义自然观和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都是荒谬的，我们就不仅该质疑资本主义制度，更应该质疑物质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如果现代性思想大厦坍塌了，则物质主义的浅薄和荒谬立显。如前所述，物理主义自然观和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现代性思想大厦不是建立在坚固的岩石上，而是建立在现代迷信的沙滩上。
突破了现代性思想的藩篱，理解了生态学的基本法则，我们就能立即明白，“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激励人们“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
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在《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一书中概括了生态学的四法则。第一条法则是，每一种事物都与别的事物相关。第二条法则是，一切事物都必然有其去向。第三条法则是，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第四条法则是：没有免费的午餐[5]25-27。
记住第一条法则，我们就明白，人类对生态系统某个部分的过分干预，即超过生态系统之承载限度的干预，会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人在生态系统之中，而不在生态系统之外，更不在生态系统之上，人类生存是依赖于生态系统的健康的，是依赖于各种非人生物的生存的。如果整个地球生物圈崩溃了，人类便将陷入灭顶之灾。
第二条法则不过就是物理学中物质不灭定律的另一种表述形式。谨记此法则，就能明白，我们每天抛弃的垃圾，烧掉的汽油、煤等，都并非彻底湮灭了，而是积储在某个地方。例如，我们正沉溺其中的私家车消费就对2013年以来的“雾霾”天气有所“贡献”。如今，我们只好一边享受驾车的舒适，一边忍受“雾霾”的伤害。
康芒纳自己也明白，他所提出的第三条法则会遭到很多人的反驳。事实上，直至今天，仍有很多人否认这一法则。这一法则认为，“任何在自然系统中主要是因人为而引起的变化，对那个系统都可能是有害的(中译本加的是着重号)”。康芒纳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他所提出的这一法则：你有一块精致的手表，如果你打开手表机芯，而在部件紧密处硬插进一截铅笔芯，那么十有八九你会毁了这块手表。对于手表来讲，我们可以说，“手表匠懂得的是最好的”。对于大自然，我们则须谨记：大自然所懂得的是最好的[5]32-33。谨记此法则，我们在改造环境、制造物品、干预自然过程时就会小心谨慎。我们不要认为，人类有了科技就无所不能，而忘了普利高津的告诫：大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令人担忧的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拒不承认大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从而仍主张用征服性的科技去征服自然。
第四条法则告诉我们，我们的每一次获得都必须付出代价。现代性指出的一个追求幸福的基本方向就是，不断通过征服性科技的创新，制造越来越多的机器，以把人们从笨重、艰苦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如今，机器不仅免除了早期矿工们艰苦、危险的劳作，免除了农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而且免除了我们用两腿走路的麻烦。但这一切是有代价的，我们在享受机器的代劳和服务的同时，每天都在消耗大量的矿物能源，从而每天都在污染着环境，破坏着生态健康。
根据生态学四法则，我们很容易明白，“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是彻头彻尾的“背道妄行”。激励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超越现代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
清理了现代性思想的根本错误，分析了现代性思想对人类价值追求的致命误导③，我们才有可能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
三、生态伦理和生态哲学
直接思考环境问题的哲学通常被称之为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如美国著名环境哲学家哈格罗夫(Eugene Hargrove)所说的，环境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被命名错了，它更为恰当的名字是环境哲学，因为“它包含了哲学领域中的大多数传统学科的内容，包括美学、形而上学、认识论、科学哲学以及社会与政治哲学的内容”[6]。
如今，环境哲学流派繁多。其中有些流派并不诉诸生态学，它们甚至有意识地与生态学保持距离，有些流派则自觉地诉诸生态学。我们可称后一类，即自觉诉诸生态学的环境哲学，为生态哲学。我们认为，整体主义、自然主义的生态哲学是既具有理论深刻性，又具有实践可行性的生态哲学，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或理论依据)。其基本观点如下：
(一)生成论自然观
在20世纪80年代，普利高津说：“本世纪初，物理学似乎接近于把物质的基本结构归结为几种稳定的‘基本粒子’，例如电子和质子。可是现在，我们却和这种简单描述大相径庭。无论理论物理学的未来是怎样的，‘基本’粒子看来是如此之复杂，以至关于‘微观世界简单性’的格言再也不能适用了。”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天体物理学中同样得到了印证。“尽管西方天文学的奠基者强调天体运动的规则性和永恒性，但如今这种界定至多只适用于行星运动一类的极少数情况。无论我们往哪儿看，我们所发现的都是多样性和不断增加的复杂性，而不是稳定性与和谐性。”[7]1-2
在人类认知历程中，总有一种以简驭繁或以不变应万变的追求，总有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希望发现可说明甚至预测一切纷繁复杂现象(多或杂)的永恒不变的规律(一或简)。在西方思想史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传统，该传统认定，世界的存在(being)或本质是永恒不变的，变动不居的只是为人类感官所接受的现象。只有永恒不变的存在才是真实的、重要的，是哲学和科学所该着力把握的东西，而变动不居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次要的，是需要用永恒不变的东西(真理或规律)去整理和统御的。普利高津称这种世界观为“静止的世界观”(static view of the world)[7]Preface,P.vi，并通过自己毕生的科学研究和哲学思考，对这一思想传统提出严正挑战。
普利高津认为，20世纪的科学仍然在坚持着静止的世界观，这就体现为物理学对不变性的极端重视，具有不变性的规律是与时间无关的，例如，无论是在经典力学中，还是在量子力学中，力学方程对于时间反演t→-t是不变的。按照这种观点，将来和过去没有什么区别，构成我们宇宙的原子或粒子所依循的世界线(the world lines)，即轨道，是一致地通达过去和未来的[7]Preface,P.vi。也就是说，世界的终极定律(温伯格的概念)是永恒不变的。将来就包含在过去之中，于是，现在的仔细研究能够揭开未来的面纱。即科学能准确地预测未来。这就是“经典科学的神话”[7]Preface,P.124。但普利高津认为，时间是世界万物乃至世界本身的一个内在维度，可逆过程只是世界中的某些特殊过程，更多的自然过程是不可逆过程。换言之，万物都处于不断的生成(becoming)之中，万物皆随时间而变化，或说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的。这就要求我们摈弃决定论，承认“将来并没有包括在过去之中。即便在物理学中，我们也只能像社会学那样对各种可能‘事态’进行预测”[7]Preface,P.x vii。因为大自然中的可能性比现实性更加丰富。
(二)谦逊理性主义知识论
理性就是用语言，特别是书写语言(包括数学)，进行思维的能力。迄今为止，地球上只有人类这一物种具有这种能力。也正因为人具有这种能力，他才创造了文化或文明。但我们须对人类理性有个恰当的认识。独断理性主义的致命错误就在过分夸大了人类理性的力量，认为人类理性可确保真理在一个内在一致的体系内不断积累、扩展，以至可达到或无限逼近对自然奥秘(永恒真理或存在本身)的完全把握。在上一节我们已大致反驳了独断理性主义。这里须对可知论问题做一简要论述。
长期以来，正统哲学(涵盖独断理性主义)坚决拒斥不可知论，坚持世界可知论。但完全可知论只是现代人的独断信念而已。
如今，我们认为，理性就典型地体现为科学理性，即科学方法的运用。科学方法典型地体现为假说—演绎法(抑或“最佳说明推理”)。科学方法设定，来自观察和实验的数据或证据是最可靠的，一切科学定理(假说)都必须获得来自观察和实验的数据或证据的支持。但科学定理是一般的或普遍的，而观察或实验数据是个别的或具体的。从逻辑的角度看，由个别推出一般的推理只能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可见，即使观察或实验数据绝对可靠，也无法保证科学定理的绝对可靠，况且观察和实验是依赖于理论的，即“观察渗透理论”。这就决定了科学定律只能是猜想性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真的。
经典科学方法论设定，科学家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和干预活动(包括用复杂实验装置对物质的处理)不会影响观察或实验数据的客观性和精确性。但量子物理学告诉我们，测量过程是有局限的，因为测量过程不能撇开观察(测量)者的作用。普利高津说，在量子力学中观察者的作用(即对被观察者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无论将来如何，这种作用都是实质性的。所以，经典物理学中的那种天真的实在论，即设定物质属性独立于实验装置而存在的观点必须被纠正[7]215。这说明我们永远只能在自然过程之中认知自然过程，那种设定主体可完全站在客体之外而绝对客观地认知客体的观点只是一种理想的假设。认为作为存在之大全或万物之根源的自然(抑或永恒不变的存在)也是科学认知的对象(客体)，并认为科学认知的最终目标就是穷尽自然的一切奥秘，更是独断理性主义的僭妄。
科学之应用的有效性，特别是长期应用的有效性，使人们误以为科学定律都是客观真理，甚至误以为科学正日益逼近对自然奥秘的完全把握。如果能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理性的局限性，并体认普利高津所说的大自然的创造性，我们就容易明白，无论科学如何进步，科学之所知相对于大自然所隐藏的奥秘都只是沧海一粟。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如果科学进步正日益逼近对自然奥秘(即终极定律或永恒不变的规律)的完全把握，我们就根本没有必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这是不是意味着堕入了不可知论？回答这个问题，要看我们追求什么样的认知目标。若认为人类的认知目标就是古代西方哲学和经典科学的认知目标——世界之永恒不变的存在(Being)或规律，那么人类理性就根本没有能力达到这一目标，因为世界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如果我们追求的认知目标是服务于人类价值追求的知识，那么就可以明确回答，人类理性可以发现确保人类生活幸福的知识，于是我们就不会堕入不可知论。古人已发现了很多服务于人类追求幸福的知识，这类知识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如天文、地理和医药)，也包括如何修身的知识。如果我们认为，人类认知的本分在于获得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和无限追求精神丰富或无限提升人生境界的知识，则可以肯定地回答：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知识。如果你认为，人类认知的终极目标就是获得绝对客观的真理和囊括一切世界奥秘的真理大全，则答案只能是：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认为人类理性只能发现用以指导有意义的人生的真理以及用以指导有节制地改造环境、制造物品、创造财富的知识，而不能发现无限逼近自然之全部奥秘的真理大全，这就是谦逊理性主义。谦逊理性主义倾向于把科学看作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对话，更确切地说，把科学看作人类倾听自然之“言说”的一种方式。在20世纪末普利高津说：“经典物理学的宇宙是个给定的、封闭的宇宙，而新物理学的宇宙是个对涨落和创新开放的宇宙。对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经典物理学的奠基者们来讲，科学力图超越表象世界而达到至高理性的超时间的(即永恒不变的)世界。但实在的形式(form of reality)可能更微妙，既涉及定律，也涉及博弈(games)；既涉及时间，也涉及永恒。我们这个世纪是个探究的世纪：即艺术、音乐、文学和科学都出现了新形式的世纪。如今已到了世纪末，至今我们仍不知道人类历史的新篇章将走向何方，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它会产生人与自然的新的对话。”[7]215这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改变哲学层面的信仰体系，而且需要改变科学层面的知识体系。
谦逊理性主义知识论既鼓励人们培养自己的谦逊美德，也要求人类集体(作为一个类或物种)保持其谦逊态度。个人需要谦逊美德，就因为任何一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即便你是最聪明、最卓越的人，你也不可能是全智全能的。故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但人又很容易自高自大，一旦自高自大就容易犯错误。所以，个人需要谦逊美德。人类需要保持谦逊的态度，就因为70亿个有限的个人无论以何种方式组织(国家、跨国公司、国际联盟、国际科学家联盟)起来，仍然是有限的存在形式，而不是全智全能的上帝。
(三)共同体主义政治哲学
人的生存既具有个体性，也具有社会性。共同体是由个人构成的，但个人又只能是共同体中的个人。正因为人的生存具有不可消解的个体性，所以个人利益难以与社会利益彻底地协调起来。也正因为如此，永远都会有人对他人施暴行骗，也永远都无法排除某些人打着维护社会利益的旗号剥削、压迫多数人的可能。所以，不能忽视人权保护，不能彻底废除财产所有权和市场经济制度，不能再回到计划经济时期。但个人又永远是共同体中的个人，个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和社会公共规则。就保护环境、节能减排和建设生态文明而言，我们既要诉诸污染权交易等手段去激励人们(特别是企业家)以追求私利的方式保护环境、节能减排，也要诉诸政治和道德，以唤醒人们维护环境正义乃至生态正义④的良知。
在政治、经济建设方面，生态文明必须继承现代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合理方面。但生态文明的市场经济必须受生态规律的约束，而不是一任“资本逻辑”的制导，生态文明的民主法治必须通过公民价值观的深刻转变而有力促进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且明确规定，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是每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四)自然主义价值论
人在自然之中，人既不可能游离于自然之外，也不可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所追求、珍惜、重视的一切都可被称之为价值。价值源自主体的评价、追求、使用等主体性活动。但人的主体性也就是一种自然存在者的主体性。如今，我们已不能认为只有人才有主体性，如汤姆·里根所着力论证的，非人动物也有主体性。当代西方哲学家已不太使用“主体”(subject)和“主体性”(subjectivity)，而较多地使用“能动者”(agent)和“能动性”(agency)。不同的事物，如不同的动物，具有不同水平的能动性。在地球生物圈诸物种中，人类的能动性水平无疑是最高的。价值源自能动者的能动性，源自能动者的倾向性活动。人类追求的价值则源自人的意向性活动(包括向往、思恋、评价、欣赏、使用等)。我们向往桂林山水，桂林山水就对我们有价值；我们思恋故乡，故乡就对我们有价值；我们评价《红楼梦》的艺术水平和审美境界，《红楼梦》就对我们有价值；我们欣赏玉石的润泽质感，玉石就对我们有价值；我们使用石油，石油就对我们有价值。
在现代性的概念框架中或文化氛围中，我们还把价值区分为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和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一个事物因其所是而具有的价值就是它的内在价值，一个事物相对于其使用者而具有的有用性就是它对于使用者的工具价值。我们认为每个人仅因为是人就具有价值(因此每个人都应受到他人的起码的尊重)，这就是人的内在价值；而石油的有用性就是它对于人的工具价值。现代性理论认为，只有人才有内在价值，而非人事物的价值都是人所赋予的。这种观点已受到多方质疑和挑战。
在特定语境中，价值与事实是有区别的，评价与描述也是有区别的。如，“2014年×月×日北京地区的天气是重度雾霾天气”这句话是对一个事实的描述，而“雾霾天气真是太糟糕了!”这句话就是对雾霾天气的评价。但我们不能认为，价值与事实是没有关系的，不能认为，用事实判断去支持价值判断是注定无效的，也不能认为伦理学与科学是没有关系的。普特南、克里考特等著名哲学家已充分阐述了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伦理学的内在关联[8]，在此不赘。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科学所追求的真理总是渗透价值的，追求“终极理论”的科学也恰恰体现了一种价值追求——试图掌握“统辖星球、石头乃至万物的规则之书”，从而追求人类的自由、自主和幸福。换言之，人所追求的真理永远是属人的真理。如果人类理性根本掌握不了“统辖星球、石头乃至万物的规则之书”，如果人类不可能按所谓科学之内在逻辑无限逼近对自然奥秘的完全把握，那么人类就该有对科学之价值追求和价值导向的明确反省。试图掌握“统辖星球、石头乃至万物的规则之书”的科学似乎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科学，而是服务于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和亿万富翁们健康长寿甚至长生不老奢望的科学。真正以人为本的科学应是尽力维护地球生态健康、保障人类安全(包括食品安全、医药安全和生态安全)的科学。
现代经济学具有强烈的物质主义价值导向，但它却打着科学的旗号，掩饰了它的价值导向。“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原本只是对多数人行为倾向的统计性描述，却被现代经济学设定为不可改变的事实或永恒不变的真理(公理)。而现代经济、政治制度的创新又深受经济学的影响，于是现代工业文明激励人们永无休止的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如万本太所言：“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是功利和自我，目的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9]正因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被认为是一条关于人性的真理，所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地正确的。可见，现代多数人信仰物质主义与经济学(一种科学)的价值导向密切相关。人生追求本有多种可能。“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倾向并不是人的不变的本性，而是可以通过修身、学习和社会实践而加以克服的倾向。人生的意义和幸福恰在于克服这种“气质之性”而凸显人的“天命之性”，即克服其自私性而居仁由义，进而不断提高自己的境界。
总之，在价值论上认识到事实与价值的相互渗透，厘清科学(包括经济学)的价值导向，对于生态哲学的体系建构至关重要。
(五)非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
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和生物中心论都对现代主流道德观——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有力批判。动物权利论和生物中心论都表明，人与非人动植物之间的区别没有人类中心主义所设定的那么大。例如，非人高等动物也有意识，也能使用简单的工具，也能改造环境(如，鸟儿能垒窝，老鼠能打洞，等等)。简言之，非人高等动物也具有能动性，尽管其能动性远不及人类的能动性。
但能不能像动物权利论说的那样，认为具有特定能动性水平的非人动物也和人一样具有生命权、身体完整权和行动自由权呢？如果我们决定像尊重人的权利一样尊重一切非人动物(包括所有家畜、家禽)的权利，那就意味着我们不但不能利用家畜、家禽，而且必须照顾它们(保障它们的生命权、身体完整权)，让它们自由活动。它们不能对人类履行道德义务，但享受人类对它们的道德保护。在老龄化社会人们尚且担心青壮年担负不起对众多老人的照顾，那么人类有能力对几百亿个动物个体履行其单向的道德义务吗？道德上的“应该”蕴含行动上的“能够”。对于人类实际上做不到的事情说“应该”是没有意义的。人类无法在无回报的条件下履行对几百亿个动物个体的道德义务。所以，动物权利论不具有可行性。个体主义的生物中心论面临同样的困境。
真正具有理论彻底性和实践可行性的生态伦理是源自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且经克里考特等哲学家精心论证的自然主义、整体主义生态伦理。说这种生态伦理是自然主义的，就因为它摈弃了事实—价值二分教条，自觉地谋求伦理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而力图把生态伦理奠定在自然科学(包括现代物理学、生物学和生态学)成果的基础上。其基本观点如下：
1.生态系统乃至地球生物圈是一个共同体，人类在这个共同体之中，而不在这个共同体之外，更不在这个共同体之上。人类的生存和繁荣依赖于非人生物的生存和繁茂，依赖于地球生物圈的健康(具有生物多样性)。人应该学会“像山一样思考”，即学会用生态学的方法看待人与非人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仅根据是否对人类有用判定非人自然物之有用(有害)或无用(无害)[10]。
2.人在地球生物圈中享有比其他生物更高的权利，但同时负有更高的责任。不必像动物权利论者所要求的那样，绝对废除对非人动物的利用，尊重每一个动物的权利，但人类必须担负保护生态健康的特殊责任(保护物种，而不是保护个体)。人类不能一任其物质贪欲的膨胀，肆无忌惮地干预自然过程。只有在正常时空阈限内的对生态共同体的干预才是正当的，否则是错的(克里考特)，或说在地球生物圈承载限度内的干预才是正当的，超过地球生物圈承载限度的干预就是不正当的。用利奥波德的话说就是：一件事如果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就是正当的，反之是不正当的。
无论是个人行动还是集体行动，都应该遵循生态伦理的基本规则。遵循生态伦理的基本规则就是遵循生态学的基本法则(如前所述，当然还可以细化)。个人行动遵循生态伦理的基本规则，就意味着恪守绿色消费原则：不污染环境、不破坏生态健康的消费才是正当的，反之是不正当的。就此而言，生态伦理要求人人都保持物质消费的节俭和自律，既反对大量排放的奢侈消费，又反对不顾生态良知的猎奇性消费，如以吃珍稀动物为荣。集体行动遵循生态伦理的基本规则，就意味着我们的生产和建设严格遵循生态学法则，如所有工厂的生产都要使用清洁能源，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尽可能节能减排，并尽可能循环利用各种资源。当然，完全做到这些还需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就是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
(六)超越物质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
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文化动物，是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者。人必须穿衣、吃饭才能活着，但活着并非仅为了穿衣、吃饭；人必须消费才能活着，但活着并非仅为了消费；人必须创造物质财富才能活着，但活着并非仅为了创造物质财富。人活着是为了创造价值和文化，但不可把价值仅理解为商品价值，也不可把文化仅理解为现代物质主义文化。人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有意义或价值，这里的“意义”，抑或“价值”，只能是在特定文化氛围中被人们所承认和体认的意义或价值。一个人若觉得自己活得没有意义或价值，他极有可能去自杀。
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与其认定的最高人生目标或终极关怀密切相关，与其信仰密切相关。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终极关怀是对上帝的信仰和对自己灵魂的拯救；一个佛教徒的终极关怀是成佛(最高的觉悟)；一个真正的儒者的终极关怀是成为圣人(达到天人合一境界)；一个道教徒的终极关怀是成仙；一个拜金主义者的终极关怀就是拥有尽可能多的金钱；一个物质主义者的终极关怀就是创造物质财富、拥有物质财富、消费物质财富……每个人对自己所认定的最高目标(价值)的追求都是永不止息、死而后已的，说人是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者，就是这个意思。对无限的追求就是对人生意义、价值和幸福的追求。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拯救灵魂的努力是永不止息、死而后已的；真正的儒者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是永不止息、死而后已的；物质主义者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同样是永不止息、死而后已的。换言之，不同的信仰指引(决定)着不同的意义追求(或无限追求)。信仰基督教的人们无限追求“上帝之城”，信仰儒学的人们无限追求“天人合一”境界(即圣人境界)，信仰佛学的人们无限追求根本的觉悟(即成佛)，而信仰物质主义的人们无限追求物质财富。
从任何一种激励精神超越的哲学和宗教的视角看，物质主义都是一种粗俗、荒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在现代性的框架内它却被凸显为唯一具有真理性的信仰体系，使众多人误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和幸福就在创造、拥有、消费物质财富。这是对人类无限追求的致命误导。
西方启蒙学者力图证明，基督教蒙骗了那些未经启蒙的人们。如今，生态学和生态哲学则表明，现代性致命地误导了经过“启蒙”的人们。如果说某些宗教所提供的信仰是错误的，那么现代性所提供的信仰——物质主义——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端危险的。因为它激励了多数人的物质贪婪，把原该指向精神领域的无限(意义)追求误导于物质领域。事实上，人只能在思想或精神领域体认无限，而不可能在物质上达到无限。近3个世纪以来，由于人们贪得无厌地追求物质财富，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生态学表明：大自然允许人类以无限追求精神价值的方式追求无限，但不允许以无限贪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无限。
我们也可以把人生追求归结为对人生幸福的追求。幸福是在生存安全前提下的主观感受和生存体验。拥有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是一个人生活幸福的客观条件，而心态和境界则是一个人生活幸福的主观条件或主体条件。一个人必需的物质财富是有限的⑤，而改善主体条件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根本弊端就是误导人类以无限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幸福生活，而忽视了最为智慧的追求幸福的途径：不断调适个人心态并不断提高人生境界。换言之，现代工业文明一味鼓励人们“向外用力”，而基本不鼓励人们“向内用力”(梁漱溟语)。
向内用力就是改善自己的心态，养成自己的德行，提高自己的境界，增强自己的智慧。简言之，改变自我，进而通过改善自我而改善社会，重在改善自我。向内用力的根本途径和基本工夫是修身。而向外用力就是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如挣更多的钱，买更好的房子和更好的车，建越来越好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建越来越好的能源系统、通讯系统等。简言之，改变外部生活条件，改变世界，征服自然。向外用力的根本途径和基本要求是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广告创新等等。也可以说，向内用力是追求自我完善，而向外用力是追求身外之物。一个人只有心态平和且有较高境界时才能常有幸福感，反之，一个人若贪婪、好争，则很难有什么幸福感。所以，智慧的人生是向内用力为主、向外用力为辅的人生。可持续的文明更激励人们向内用力，而一味激励人们向外用力的文明，必然是不可持续的。现代工业文明正是一味激励人们向外用力以无限追求身外之物的文明。它一味激励人们进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广告创新等等，但根本不鼓励人们修身。它过分倚重于贪婪、好争的人们，而倾向于把心态平和且追求人生境界的人们(如颜回、大卫·梭罗)挤在社会的边缘。它激励人们永无休止地为创造财富、占有财富而激烈竞争，从而只能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
为了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必须建构超越物质主义的生态文化。生态文化即蕴含生态价值观的哲学、宗教、科学、文学和艺术。生态文化将呼吁人们适度追求物质财富，将激励人们无限追求非物质价值，即以无限追求德行和境界的方式追求无限，将只要求人们适度地向外用力，而更鼓励人们向内用力。
如果说现代性理论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合理性作了“周密”的辩护，那么生态哲学可以为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可行性进行周密的论证。有了生成论自然观和谦逊理性主义知识论，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有了共同体主义政治哲学、自然主义价值论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我们才能明白，人类社会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经济系统是地球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人类经济活动所伴有的排放量必须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限度内，人类是“大地共同体”(即地球生物圈)的一个成员，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大地共同体的整体健康，依赖于非人生物的生存与繁茂，人类文明必须与地球生物圈协同共生。有了超越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我们会发现，人类幸福根本不依赖于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却依赖于人的德行养成和境界提升，我们会明白，物质财富不增长了，人类也可以生活得很幸福，甚至可以比物质财富增长时生活得更幸福。
四、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
由以上阐述的生态哲学，加上生态学和环境科学，我们可得出结论：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
生态文明是继承了以往文明(包括原始文明、农牧文明和工业文明)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的更高级的文明，其大致愿景如下：
清洁能源逐渐取代了如今的矿物能源，清洁生产技术、低碳技术和生态技术得到了充分发展，低碳企业和生态企业越来越多，物质生产逐渐走向清洁化、生态化的稳态。非物质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如信息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业等得到了充分发展。人们的消费也逐渐理性化、生态化、绿化，即人们不在物质消费上互相攀比，而尽力降低个人生活的排放量，人们更倾向于非物质消费，如较多地消费信息产品、文化产品等等。
清洁生产技术、生态技术、低碳技术、环保技术大发展，直至成为主导性技术。
碳交易和污染权交易等市场良性发育，企业能自觉地担负其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的社会责任。循环经济渐成规模，唯GDP至上观念淡出，政界不再以DGP论英雄，相反，保护环境成了各级地方官员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信仰科技万能论和物质主义的人们趋于减少，生态学知识日渐普及，相信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人们趋于增加，以至成为多数。
思想观念的改变是根本。仅当多数人相信生态学和生态哲学且摈弃了科技万能论和物质主义时，清洁生产技术、生态技术、低碳技术、环保技术才能充分发展进而成为主导性技术，物质生产才会走向生态化的稳态，非物质经济才能大发展，绿色消费和非物质消费才会蔚然成风，唯GDP至上观念才会淡出政治舞台。
当生态文明渐成大势时，我们才能一边享受文化丰富的幸福，一边享受碧水蓝天。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事做起。对于每个个人来讲，超越物质主义且摈弃科技万能论是思想起点。不能超越物质主义，就不可能割舍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迷恋。迷恋“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人不可能诚心建设生态文明。认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与建设生态文明不矛盾的人们必然信持科技万能论，即相信进一步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将使我们能一如既往地“大量生产、大量消费”而不会再有“大量排放”。然而，科技万能论只是现代工业文明长期灌输给人们的神话。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度电，随手关灯，随手关水龙头，尽可能少用一次性用品，尽可能绿色出行，是建设生态文明的行动起点。人人行动起来，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就能成为现实。
注释：
①参见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②或有人说，物质主义不是信仰，只有坚信超越的终极实在(如上帝)之存在的信念才属于信仰。但我们认为，这是对信仰的过于狭窄的界定。人们坚定不移地用以指导其人生的信念体系就是其信仰。
③笔者无意于说现代性全是错误，它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当然只能是历史性的成果，言其成果的文献已汗牛充栋，无须在此赘述。
④“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是不同的概念，前者只考虑环保责任和环境资源(如清洁水、清洁空气等)的人际(包括代际)公平分配，而后者还考虑维护非人物种的利益。
⑤一个人只能吃那么多东西，只能穿那么多衣服，只能住那么大面积。如果一个人以吃到最珍贵、稀有的食物(如熊掌、鱼翅、果子狸、穿山甲、刀鱼等)为荣，以穿戴最珍贵、稀有的服饰(如用藏羚羊绒织的披肩)为荣，那么她/他就不仅是粗鄙的，而且是严重破坏生态的。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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