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不能承受之轻
——从天才作家到御用文人的曹禺
作者：曾思诗
作家曹禺有一段著名的“创作宣言”：“怀着这样同一的思路：先觉的改造者委身于社会的战场，断然与俗众积极地挑战；文学的天才绚烂地造出了他们的武具，以诗、剧、说部向一切因袭的心营攻击。他们组成突进不止的冲突与反抗，形成日后一切的辉煌。”正是为着这句话，笔者在首次接触曹禺时就成了他的“粉丝”，沉浸于他那曼妙的文字和无尽的探索中，并为他诗意的创作与横溢的才华而倾心。然而最近，当笔者重新细细阅读了曹禺的所有作品后，悲伤地发现他在多年的写作中，逐渐变成了一位御用文人——一个真正效忠于权力的政治传声筒。笔者心中的一座大山坍塌了，不禁遗憾、痛哭，急切地想探寻偶像蜕变的原因。
写作目的：从直抒胸臆转向应命而作、应时而作
曹禺早年的创作，是出于对生命困境的探索和心中难以言喻的困惑和激情。他发现，“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泽沼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泽沼里。”这种人类难以逃脱的苦难，就像网一样罩住了年轻的曹禺，于是他拼命挣扎。出于这种对生命的探索，曹禺才创作出了经典的《雷雨》，正如他所言，“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雷雨》堪称矛盾的总爆发、作家情绪的总爆发，有感而发、毫不矫情，遂一问世便引起了极大反响，成为奠定曹禺文坛盛名的大作。
曹禺对“有余者”们的生活无比厌恶，但同时又“不由自主的怜悯他们”，“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事实，利刃似的刺了我的心，逼成我按捺不下的愤怒”，于是《日出》应运而生。曹禺认为，中庸之道是一种失去了生命尊严的生活方式，他有满腔的热情需要喷发，他赞赏那种“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之”的反抗精神，《原野》成为他以原始生命的大旗对抗魑魅魍魉的糜烂社会的一次尝试。
再看曹禺解放后的作品，差异显而易见。他在回忆那段生活时曾说：“鲁迅说他写的是‘遵命文学’，他是遵真理之命，而不是哪个领导之命。多年来，我写戏都是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例如，《明朗的天》是为了配合知识分子改造，《剑胆篇》是为了宣扬自力更生、卧薪尝胆的精神，《王昭君》则是因为总理的一句“曹禺，你就写王昭君吧”而写。事实上，由于内心缺乏那种急欲爆发的激情，曹禺离自己笔下的人物越来越远，作品也就失去了往昔的光泽。
戏剧冲突：从内化转向外化
曹禺在回忆早年生活时说：“我在南开大学时，正是十九岁到二十一岁之间，当时我积极探求‘人活着是为了什么’的问题，追求宗教、追求音乐，后来又追求自由平等。”这时候的曹禺心中充满了对文化传统、对人的命运的思考与追问。当《原野》被外界评论弄得有点“四不像”时，曹禺在1983年写给蒋牧丛的一封信中说：“《原野》是讲人与人之间极爱和极恨的感情，它是抒发一个青年作者的情感的一首诗。”
换句话说，曹禺前期作品致力于展现人的内心矛盾，而非外在矛盾。例如，读《雷雨》应该读出周朴园对鲁侍萍那欲说还休的爱以及他作为一个大家族继承人的无奈与挣扎，绝对不能将他当作负心人、伪君子、资本家来批判；读繁漪要读出她对周萍那最残酷的爱与最不忍的恨，读出她扭曲了的灵魂对爱和自由的渴求，读出她那介于新女性与旧式女性之间的性格，而不能仅仅把她当作一个恶毒的女人或者封建家庭的受害者；读周萍应该看到他身上那种罪与悔的挣扎，看到他渴求生命力和新鲜空气的迫切，看到他为摆脱过去和家庭的挣扎与无奈，而不能仅仅把他当作一个受害者或者肇事者来看待……《雷雨》向我们展示了丰富多彩的灵魂挣扎图，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命运中挣扎，越陷越深。曹禺自己也说：“我倾心追求的是把人的灵魂、人的心理、人的内心隐秘、内心世界的细微感情写出来。”正是有了那样的执着追求，才使每个读者都能在他的前期作品中找到自己所钟情的艺术特质。
然而，曹禺后期的作品则失去了对人内心的探索，更侧重于外在形式的介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外化了，影响人的因素也由人的灵魂挣扎转变为外在环境的变化或者党的教导。例如《明朗的天》中凌士湘的转变，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复杂的内心挣扎，而是通过战争事实和女儿的劝说。曹禺在谈到后期写作时说：“我写《明朗的天》时觉得很难写……连我自己都没有体验过这样一个思想的转变，要想写得深刻，那怎么行呢？”这应该是后期作品主题化、口号化的原因吧！
北京人艺版话剧《雷雨》剧照
人格特质：从追逐自由转向依附权势
当初在《桥》中，曹禺曾引述弥尔顿的诗来表明自己的态度，“给我自由去认识、去想、去信仰∕并且本着良心自由地讲下去∕关于一切其他的自由。”那时的曹禺，对国民政府的腐败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这种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是一种不可驯服的不断更新的力量，是作为一位作家独立人格的张扬。
可是在建国后，曹禺变了。他身上那种诗人气质与坦率真诚已不见，开始对领导察言观色。他对自己前期的作品进行了一些无原则的修改，例如将《雷雨》改成了一部革命赞歌，阶级立场明确；修改本《日出》中的小东西是烈士的孩子，方达生成了地下工作者，联络那些打夯的个人共同向帝国主义宣战。曹禺用革命色彩改造了自己的作品，也改写了自己的艺术生涯。黄永玉在写给曹禺的信中说：“我不喜欢你后期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
除此，曹禺甚至还做了迫害自己文化战友的帮凶，写了《胡风在说谎》《谁是胡风的“敌”、“我”、“友”》《我们的愤怒》《灵魂的蛀虫》等一些充满杀气的文章，用“灵魂的蛀虫”“洋奴政客”等称谓来痛骂自己的朋友，这是一种怎样的刻毒与决绝啊！连曹禺自己也说：“吴祖光、孙家琇都是我的朋友，当时非批判不可，不批判不行，违心地写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可悲、可怜，有时也是无耻的！”为什么非批判不可？因为认同吗？绝对不是！不认同为什么还要执行呢？因为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执行指令或者坚持自我，前者意味着飞黄腾达，后者意味着万丈深渊。于是，曹禺为了不“可怜”、不“可悲”而最终选择了可耻！胡适曾说：“在一个乱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别人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此外还有更可贵的任务：在纷乱的喊声中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有用的东西！”可是不幸的是，曹禺选择了迎合权势，这是他艺术人生的悲哀，更是中华文化的悲哀！
看着曾经的天才作家最终屈从于权势，笔者的心沉甸甸的。看着曾经崇拜的艺术家走向庸俗化、看着挚爱的文化正在承受着不能承受之轻，笔者的心痛了。可是，这文化中的不能承受之轻，又该由谁来负责呢？文化人的桀骜不驯、批判立场，以及为艺术而献身的义无反顾都到哪儿去了？在这个受众普遍附庸风雅、艺术家往往趋利媚俗的时代，笔者格外怀念在乱世中仍能保持独立文化人格的阮籍，怀念在繁华之都仍能高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太白，怀念在家道中落、三餐不继的窘况中仍能执着于艺术的曹雪芹！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师！希望今天的艺术家能够见贤思齐，以坦荡的胸襟、独立的思想、深厚的才学和秉笔直书的勇气、孜孜以求的执着，去维护艺术殿堂的崇高和圣洁，让伟大的中华文化欣欣向荣、泽被后世。（曾思诗）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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