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人类学，是历史学和人类学相互渗透、相互结合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学科领域。它“使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增大了‘现场感’和‘共时性’；给人类学研究添加了‘厚重感’和‘历时性’”。围绕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现状及未来趋势，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始终注重经验事实及实证研究
历史人类学的出现与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史，关注经济、思想、文化、宗教和人类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有关。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郑振满表示，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向的基本特征，就是试图综合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深化对历史、社会与文化的理解。
“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民间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相结合。通过实地考察、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了解当地民众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郑振满说，始终注重经验事实及实证研究是历史人类学的立论基础。
历史人类学旨在重现历史上文化形态的面貌，并探寻其背后价值。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教授杨庭硕表示，历史人类学是凭借文化要素的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去探求共时态各文化要素之间的依存制约关系，从而复原已消失的文化面貌。同时，该分支学科还立足去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事项，以服务于历史文化复原的需要。“但要将文本史料纳入直接验证的规范，需要跨越三大障碍，即如何验证史料的真实性；跨时空域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已经丢失的历史信息是否可以重新被发现，重新发现史料的依据和方法又是什么。”
研究领域宽广多样
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区、特定人群的风俗习惯。郑振满对记者说，民众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历史文献资料，如族谱、碑刻、契约、账本、书信、日记、科仪书、唱本、剧本等，承载了民众的历史记忆，反映了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过程，提供了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资料。郑振满表示，我们的看家本领就是解读历代留下来的文献，了解这些文献的意义。这些问题，要回到日常生活才能明白。
历史人类学不仅关注人的日常生活，而且强调自下而上的历史。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陆启宏介绍，除了研究人的饮食起居、姿态服饰、风俗习惯、技艺和文化，历史人类学还突出“主流史学略而不述者”，也就是要在历史人类学的文本中认可、展示、强化权力中心和主流话语范围之外的“其他声音”，关注那些边缘性的、地方性的、弱势的、不易听见但并非沉默的声音，描绘历史的多重面相和立体形象。
致力于发掘和利用新的历史信息也是历史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为弥补历史信息的贫乏，杨庭硕认为，应该倡导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以便重新发现历史信息。他举例说，有学者凭借早已被人淡忘的宗族祭祀碑刻，从中发现这些碑刻竖立时代的历史信息，成功地复原了相关地区早已被人们淡忘的历史社会生活面貌。这些研究充分证明，整体的历史虽然不可复原，但历史信息却是可以重新发现的，也是可以重新解读的。因而，他认为，可以借用社会学、经济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文本史料信息之外去发现新的历史信息，并赋予不同学科的理论解读。
“历史人类学在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学术群体中，可能有不同的研究重点。在国外，诸如家庭史、医疗史、艺术史、阅读史以及饮食习惯、宗教观念、时间观念等，都曾经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重点。”郑振满介绍说，在中国，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家族组织、民间宗教和区域社会等领域。
定型中国历史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规范
历史人类学在多种史料互证和跨学科借鉴的基础上逐步成型。杨庭硕认为，“应当定型一套中国式的历史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规范，让历史的研究成为能直接服务于当代社会的有用工具”。在他看来，推动历史人类学本土化，不仅要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重新解读官方文本史料，还要解读非官方的文本史料，甚至是口述史资料，而且还要致力于借助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地发掘历史信息。
郑振满表示，历史人类学的本土化研究取向从宏观的历史视野解释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对中国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中国人类学虽有扎实的田野调查和社区研究传统，但一般不关注历史文献资料，也较少探讨区域社会文化与宏观历史环境的互动关系。”郑振满说，历史人类学的介入，可扩大人类学分析对象的规模，形成更具包容性与解释力的新范式。他认为，这种接地气的研究取向，有助于扭转中国学界看重外来理论的学术风气，建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话语体系。
记者 明海英 肖昊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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