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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述评」持续性与特殊性:宗教因素推进美国极化政治演进的现实逻辑

2021年1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行“美国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学术论坛”系列学术报告会。本期应邀出席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白玉广博士,他以《美国极化政治的宗教因素分析》为题作了学术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郭长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董江阳、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涂怡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俞凤博士应邀担任对话嘉宾。报告会由美国研究所王聪悦博士主持。

  边缘性宗教成为二战后美国政治参与的主体并重构政党基础

  政治极化是当前美国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宗教是促成美国政治极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以来,尤其20世纪中后期,天主教、非裔基督教会、犹太教及摩门教以及在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自我边缘化的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福音派基督新教等边缘性宗教及教派开始积极参与美国政治,成为塑造美国政治文化、重构政党政治基础、丰富政治议题、强化意识形态分野的重要力量。基于不同的信仰体系和价值理念以及独特的历史境遇,美国边缘性宗教(教派)在相同的政治议题上往往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

  边缘性宗教(教派)的政治参与首先在选举政治上颇见成效,其在国会议员中的比例都有所增加,一些边缘性宗教(教派)的政治人士还多人次参与州长、副总统及总统的选举。其次边缘性宗教(教派)推动了战后美国两大主要政党选民基础的变化。罗斯福“新政”时期以及战后初期形成的“民主党同盟”渐趋瓦解,各个宗教(教派)中分化出来的保守势力开始向共和党汇聚,部分白人天主教徒和福音派基督新教徒由民主党的支持者转而成为共和党的支持者,摩门教徒中共和党的比例也较高。天主教徒中的少数族裔以及大部分犹太教徒和非洲裔基督新教徒仍然是民主党的主要支持者。一部分此前曾支持共和党的主流基督教派信徒因为不满保守势力对共和党的控制,转而支持民主党。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美国多元宗教结构中比例日渐增加的“无确定教派所属者”对民主党的认同也超过对共和党的认同。

  基于宗教(教派)基础上的选民重构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美国两党制的活力。选民基础的变化强化了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野,使得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在美国政治经济发展中一路高歌猛进的自由主义受到保守主义强有力的遏制。尽管在现代保守主义理念中,宗教信仰和宗教伦理占居重要地位,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保守主义主要被一些知识精英和政商精英所信奉和推崇,缺乏草根性和党派性。但随着宗教保守主义的加盟,白人天主教徒、福音派基督新教徒以及摩门教徒成为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主要基础,美国保守主义的草根性和党派性大为增强。宗教右翼保守势力成为共和党最为信赖的选民,通常而言,信仰虔诚度越高的选民对共和党的支持率越高。保守主义在与共和党确立“政治联姻”的同时,民主党受自由主义的影响也日趋增强,而且还得到以“旅居者”为代表的左翼福音派组织的支持。宗教与族裔因素形成的“叠加效应”使得两党逆向非对称性发展的态势自80年代以来日趋显化。在这一过程中,两党党员对本党的忠诚度均渐趋增强,反映了两党党员对本党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的认同度的提升。

  在宗教势力的影响下,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道德性议题”再度回归美国政治,美国国内政治议题的重点由社会经济性议题向社会道德性议题转移。国内主要教派在一些“道德性议题”上往往形成针锋相对的立场,而这一时期成立游说组织又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美国各主要教派纷纷成立或联合成立游说组织对联邦公共政策施加影响。与此同时,受诸多慈善机构支持的具有宗教背景的智库也不断涌现,表明美国各宗教(教派)不但可以通过选举、游说活动申明自己的立场,还可以提供具体的公共政策建议和政策选择。宗教(教派)游说组织不担推动美国国内政治议题的发展,还成为推动美国政府参与全球治理和进行地区、国别干预的重要力量,这使得诸多国际问题“内化”,成为美国的国内问题。

  边缘性宗教的政治参与发展了美国政教关系及保守主义理念

  20世纪以来宗教及各教派日益成为美国联邦公共政策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宗教组织与联邦政府围绕美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和发展而进行的互动对美国传统的政教关系以及保守主义理念的发展均产生一定影响。美国宗教组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积极参与联邦层面的社会服务和福利项目,但因在涉及政教关系和公平性等方面所产生的一些问题而受到保守人士的批评。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均对宗教组织参与联邦福利项目进行一些颇具成效的改革,使得越来越多的宗教组织参与到联邦项目中来,美国传统政教关系和经典保守主义理念由此均发生较大变化。宗教保守主义虽然遵从有限政府的理念,但并不排斥联邦政府福利项目以及联邦政府向宗教机构提供公共资金支持,这与经典保守主义理念产生较大差异。

  美国天主教的政治参与在战后边缘性宗教(教派)的政治参与及美国极化政治中的作用最具典型性。“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下简称“梵二会议”)之后,美国天主教社区的防御性、封闭性、边缘性的状态彻底改观,美国化进程大大加快。美国天主教徒不再盲从教廷及美国天主教会的社会训导,在诸多议题上形成独立的认知和判断,为天主教徒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分化奠定基础。“梵二会议”虽然奠定了美国天主教自由主义发展的基调,但随着堕胎、同性恋等“道德性议题”的回归,美国天主教保守主义发展势力不断增强。美国两个主要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在美国天主教徒中均有一定拥护者,两党也竭力争取相应立场的天主教选民的支持,甚至为此推出越来越多的天主教徒候选人。天主教徒还是当前美国摇摆选民的主要构成,其对一些摇摆州的政治走势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天主教徒选民被誉为美国选举政治的“风向标”。除2000年之外,自1972年至2016年的历次总统大选,任何获得天主教徒较高比例支持的候选人都赢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与其他教派相比,美国天主教徒的宗教虔诚度与其意识形态选择并无直接关系,这也是美国天主教徒政治参与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新近围绕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发生的种种政治现象说明美国天主教政治参与对美国政治影响达到一个新阶段。

  概括而言,20世纪以来边缘性宗教(教派)为主体的政治参与,对美国联邦层面的选举政治、政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及身份认同政治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这种基于宗教理念、历史经验和现实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而进行的政治参与,在推动美国意识形态发展、政党意识形态化及丰富政治议题的同时,有助于提升公民个体的参政意识和能力,扩大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度,在某种程度上削减所谓“精英的偏见”等积弊所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由此对美国政治文化发挥较大塑造作用。然而,宗教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依然受到美国体制框架和政治结构的制约。美国传统的政教分离原则、美国联邦税法对宗教团体政治活动的限制,以及美国选民对宗教组织直接影响个人投票行为的排斥,加上美国联邦与州和地方的分权体制以及行政、立法及司法权力分立的格局,都会对宗教势力的政治参与形成约束,使得宗教势力对某些政治议题的推动呈缓慢、冗长甚至是反复状态。即便如此,鉴于美国是具有较强宗教性的国家,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依然会保持其持续性和特殊性。

  (本网记者汪书丞根据白玉广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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