淅川县城的选址及原规划

作为淅川人，您一定听老一辈人讲过，现在的淅川县城不是那时候的淅川县城，现在的淅川县城是后来迁过来的，于是就有了几代人的移民故事和老县城的一些故事，常常成为上岁数人嘴边的往事，这一切，都没有经历过这些的我们，都成了故事……

淅川县城的选址及原规划

罗继绪口述   刘先敏整理

淅川县城的原城址在现在的老城镇六里岈向南去六里地的水库淹没处。现在的新县城是一九六零年秋天开始兴建的。对于新县城的选址确定的全过程和原来的设计规划工作我都参加了，现回忆如下。有不对之处，望知情的同志给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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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元旦，长办测绘队来淅川沿丹江两岸由下游到上游进行测绘。我时任县人委秘书。测绘队有一同志找到我想借一把算盘。因为他是南方人，说话蛮，半天我也没听懂。没办法，我让他写到纸上才明白了意思。以后我们交往多了，逐渐熟了，在闲拉呱时我问他们来测绘丹江两岸的村庄地形干什么用？他告诉说丹江口要建一个大水库，丹江上游凡是海拔在175米以下的村庄居民都要搬迁。老县城县政府大礼堂的位比较高，我看他们用漆在墙上写了154米，不用问，老县城属搬迁范围。

　　到了一九五七年秋天，南阳行署开县长会，县长不在家，就由我这个秘书去代会。会上，长办负责人口头要求淅川要在一九五八年清理库区。所谓清理库区，就是在淹没前淅川沿丹江两岸凡是海拔在175米以下的地方，树木要全部放光，树根要全刨掉，河坝和河坡要削平，以防将来水库蓄水影响航行；水井要全部填了，以防航行掉物难以打捞；厕所要消毒后填封，所有患传染病死去的人和畜生的尸体要消毒后再埋，已经埋掉的要挖出来消毒处理，以防止污染库水。回淅后我把会议精神向县委、县人委领导作了汇报。一九五八年春季，南阳行署又召开会议。因为那时已开始了大跃进，县长们有的下乡蹲点，有的大炼钢铁去了，我又代替县长参加了会议。会上，长办领导问到了淅川移民清库的事，我回答：“淅川需要动迁15万5千余人，不知到要朝哪儿搬？”行署领导说：“咱们南阳地区也没地方安置这么多人，如果不行，你们的李官桥、埠口区这部分划给邓县算了，丹江南岸的滔河、宋湾区划给湖北算了。”回来我向县领导如实作了汇报，县领导听了地区领导的意见，认为那样淅川的地盘就很小了，人也少了，将来要被瓜分了，就不准备再建县城了。事情就这样搁置起来。到了秋天，省民政厅来了一位领导，闲谈中询问我：“淅川县城究竟能不能淹没？”我说：“长办测量人员说要淹没。”他说：“那你们县城准备怎么办？”我答：“地区的意思是将来把淅川给分了，县里不准备再建县城了！”这位领导一听吃惊地说：“县级行政区是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怎么下边谁说分就给分了？这心里还有中央没有？”我说：“那是上边说的，我们有什么办法！”

这位省厅领导就急急忙忙回去向省委、省政府汇报了情况，省里立即通知地区领导去省里开会了解情况。地区领导回来后就派人到淅川让赶快选新县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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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新县城地址定在老城镇的塚子坪。其原因有二：一是地区领导来介绍了国家要修西汉（西安至武汉）铁路，贯穿荆紫关、沿丹江到老城、走邓县到武汉。在荆紫关镇准备设一枢纽车站、老城设一小站，县城设这儿可借铁路交通之便进行发展；二是这里离老城才十几里路，拆御的东西好搬运。可是后来因丹江口建水库，淅川要淹没，国家就把建设这条铁路线先放下了。鉴于这种情况，第二个城址定在蒿坪乡（现金河镇）的墰山。我们一行去看后感到这地方太狭窄又缺水。又跑到马蹬的官府山考察，感到将来这里水一上来，成了孤岛；于是就过马蹬老鹳河、到卡房的山岭上看，看后觉得一上水这地方也太窄了。以后我们又到黄庄的桐柏庙去考察，这里地域比较开阔，觉得把县城迁到这里比较合适，于是就把打算向地区作了汇报。地区领导听后，看了看地图说：“你们设桐柏太偏南了，南边就没地了，离荆关、寺湾几百里，县城搁这儿不是中心，不利于淅川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自解放建国以来，地区每次召开会议，淅川不是缺席就是迟到。原因是啥？就是因为淅川交通不便，交通不便的主要障碍就是隔个老鹳河，河上没有桥，一涨水就过不来。因此建议你们选县城城址的时候要把老鹳河这个天然交通障碍考虑进去，应该在老鹳河以东选址，离南阳越近越好。”

　　鉴于地区的意见，县里就把新县城的选址集中到老鹳河东边了。有人说罗继绪是上集人，所以是他把县城选到上集的。这真是冤枉我。1958年大炼钢铁，当时的副县长冯志信在西坪头负责炼铁，他认为这个地方是淅川离南阳最近的地方，适合建县城。他把想法向县主要领导作了汇报，县委、政府领导去看了后同意了他的意见，派了有关技术人员前去进行测量设计，随之，向地区进行了汇报，地区领导即派人前来现场考察。全面考察了以后就向县领导问道：“你们把县城建到西坪头，市民和周围群众的吃水问题怎么解决？”县领导答：“这里有大龙庙河、石板河两条河流的水可供县城的人饮用。”地区领导又问：“这两条河四季的流量是多少？最大水量是多少？将来县城准备住多少人，每天能吃多少水，考虑了没有？建工厂用水从哪里来？”县领导答：“我们准备把这两条河拦起来，修个水库蓄水。”地区领导说：“干旱年代河水断流了咋办？依我们考察的情况看，这两条河的水现在建县城，不要说人畜饮用了，就连施工用水都不够。你们看看中国、外国哪有建城不考虑水源的？一般都是建在水源充足的大河边。建县城水解决不了不行。南阳通淅川的路好改，但建一个县城再改就不容易了！”

以后，地委书记林晓、副书记杨林波又专程来到淅川，与县委书记梁宏江、县长李磊石一起亲自选择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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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个月跋山涉水的考察和比较，最后把新城址定到了上集这个地方。定此的理由是：一、这里傍临老鹳河，解决了城市用水问题；二、县城设老鹳河东岸，克服了淅川的人到南阳交通不便的问题；三、淅川有千条木帆船，拆迁老城，可利用水运之便将旧料运往上集搞建设。

县城新址定下后，地区让县里马上搞规划。我当时是副县长，县里成立建城指挥部淅川县建城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我负责全面工作，成员有靳荣轩、万育民等十几个人。

由于当时一是没有建城经验，二是没有工程设计人员，于是就在中学里找了一位老师绘了一张新县城的图样，图纸上显示新县城的主街道是个“十”字街。报到地区，地区领导看后十分不满意，责令重新设计。回来后经修改，又画了个“井”字街，图纸呈上去，地区领导仍不满意，批评说：“你们现在不是改造旧县城，而是建设一个新县城。新县城要有新特点，要有长远打算，长远的眼光，要从战备的形势出发，用战略的角度去建设。”杨林波书记说：“新县城要参照苏杭的景观，具有园林的特点，要把新县城建设得在全国都是数得着得，保证几十年都不落后，不要建得平平淡淡！”

此后，地委副书记杨林波又亲自来到淅川、由县委书记梁宏江、我及其他县领导陪同，来上集视察并进行规划。杨书记问梁书记准备把县城建在上集哪块地上，梁书记说准备建在谢岭上。杨书记问为什么？梁书记说：“这可以节约耕地。”杨书记说：“谢岭群众吃水都很困难，几万人住山上吃水怎么办？”梁说可在岭上建个大蓄水池供水。杨书记听了不同意，又扭头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可以一半建在岭上，一半建在平地。”杨说：“老罗，你说说为啥要一半建在岭上，一半建在平地？”我说：“上集就这么点地，盖县城占完了，群众吃啥？”杨说：“共产党领导下能叫老百姓饿死？要相信地占光了，对群众的吃饭问题我们会有办法解决的。”我说：“上集这块地面也太窄了，挤不下县城这么多人和机关。”杨书记说：“可以建高楼嘛，不要盖老式房子”。最后就决定把县城建在上集这块平地上。

杨书记又让我们陪同他视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规划将来的县城是：从现在的县一高门前（现在的县五高）到马家石嘴修一条林荫大道，使外人一进淅川感到绿树掩映、山明水秀，别有一番风光，且一下子看不到县城的房子。县城中心建一个十字街，围绕这个十字街建环形路，建三环或四环，具有战略意义。杨书记的意见定下后，又怕上集的地层不能建高楼，回地区后就请来了省里搞地质建筑的工程技术人员来淅勘探。勘探的结论是：这地方建十层以上的楼房没一点问题。

蓝图形成后，省里的设计人员根据淅川县城将来按五万人居住，把街道定为了38米宽。其中有一位技术人员询问我：“淅川经常刮什么风？”我说：“夏天东南风、冬天西北风。”他们便根据我说的情况进行讨论，把县医院设计到郑湾居委会现在国营地毯厂的位置上，理由是这里背风向阳，可以防止细菌顺风扩散。把县高中设计在老坟岗烈士坟一带，说这里环境幽静，是学生学习的好环境。把戏院、电影院设计在老街的楚都购物中心的后面，理由是以免搁市中心引起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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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9月，县城建设开工启动了，县里从各公社抽调了三千青壮年归我指挥。建房需要木料、砖瓦、石条、钢筋、水泥，我就根据这些人的专长把他们分成伐木队、运输队、木工队、打石条队、烧窑队，建筑队、采购物资人员队等。以后建城办公室宣布撤销，这些队就演变成了建筑公司、运输公司、物资公司、砖瓦厂、移民办等机构。

咱山区缺少技术工人，来这三千人都是农村挖镢头出身，出个死力气行，干技术活就不行了。建筑队挑了4个能抱角砌墙的人，一个砌内山墙，一层房就歪了60公分，真是没办法。地区知道后，就派了三十多技术人员来。但来的这些人年岁都偏大，只能作技术指导，把把质量关，建筑上就是要听人家的指挥，淅川的人主要就是搬砖提泥当个小工出死气力。才开始那条件真差，我们建城办公室的人住的都是用芭茅蔸搭的草棚子，冬天透风凉。有一些工人受不了，就偷偷跑回家不干了。

　　在最后确定街道的宽度时，技术人员定38米。林晓书记来了说要定42米。我说应按技术人员的数，人家有科学依据，林书记说将来县城人口发展了、车辆增加了，时代改变了，38米太窄。我俩争论了一番，梁宏江书记听后批评我说：“你听上级的还是听专家的，想走白专道路？”他这是在提醒我。我一听忙说：“听上级领导的！”林书记说建42米有他的道理，市中心的“十”字街将来四角的房子盖成“U”形，这个“十”字的空场就大了，县里开大会可在此开，不再另设广场，这样道路、会场两用，看起来是占地，实际是省了地。

城建工作按照计划紧锣密鼓有序的进行。但由于大跃进年代淅川“五风”严重，1960年秋天县委书记梁宏江、县长李磊石被拔了“钉子”，被看管受审，地区派秦一飞来任书记。秦书记来后看到了淅川盖的东大楼、西大楼、县委餐厅和县委办公房后，就严厉批评我，说建房太奢侈。我分辩说：“地区领导曾指示说建县城是百年大计，一定要注重质量。”秦书记说坐在土坯房里照样可以办公，并就此提出今后建房的14字方针：“毛石根脚板打墙，竹杆椽子草毡顶。”当我向他汇报了街道原定的宽度时他说：“这上集八棒子撂不住一个人，街道要那么宽干啥？我看24米就足够了！”

1985年宁指南书记来淅川工作。一天他在街道上走走看看，问身边的人，当初是谁把街道建得这么窄？身边有个干部说：“是罗继绪。他那时当副县长，是个工农干部，不懂个啥，拿个竹竿棍子量量就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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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城建办按照秦一飞书记建房指示，房子由砖木结构改成土木结构。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家还可看到的人武部、邮电局等单位住的草房就是那时盖的。由于是1960年冬季，在建新房用板打墙时，土比较干，只有浇上水才能夯实，冬天浇水土上冻，夯的墙看着没事，可是当房顶毡草后，室内温度升高，墙上的冰解冻，结果倒了一批房屋。这时就有人说是罗继绪偷工减料搞贪污造成的，对我进行查账审核。

1961年初的一天，秦书记把我叫去谈话，说我建房浪费了钱财，造成了淅川饿死许多人。我说：“饿死人是农村吃食堂饭引起的，我一直在政府工作没下乡办食堂，我这几年抓城建，我所管辖的人没饿死一个，饿死人的事与我毫无关系。”秦书记说：“你是副县长，淅川饿死了这么多人，就是把罪责分分也应该有你一份。”说完就有两个解放军战士持枪上来把我押送到老城进了“学习班”。

经查账我没贪污一分钱，饿死人的事我也没有直接责任，当年4月份就把我送到南阳去“冒气”。所谓“冒气”就是让我发泄“怨气”。当时地委干部白风暴说我：“五风你没错误，但你建房不按地区的指示办，不懂科学，不懂建筑，盖草房倒塌，瞎指挥。”我说：“一个人被杀死了，是杀人的有罪呢还是指使杀人的有罪？有领导指示我盖草房，当时我不盖草房就说我是对共产党不满。我有什么办法？”

淅川县城的建设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正如李瑞环主席说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有时候个人也起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重要位置上的人。”淅川县城的现状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今天我把这些讲出来，让后人以史为鉴、少走弯路、决策办事时都要从长远计议。看到今天改革开放，县委、政府领导一任接着一任干，淅川县城旧貌换新颜，淅川县城的建设真是日新月异，我十分高兴。

　　《淅川县城的选址及原规划》这篇回忆录，是二十年前由时任县政协文史委主任刘先敏与父亲访谈后整理，2016年县政协编纂《淅川移民纪实》收录了这篇回忆录。

　　父亲是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无论是任县移民指挥部主任、区委书记、县医院院长、财委副主任、人大办公室主任，还是下放到大石桥乡磨峪湾水电站工地、香花乡宋岗电灌指挥部，都始终听从组织安排，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忠诚党的事业，直到年满60岁离休。

　　2017年2月2号农历丁酉年正月初六，四世同堂的父亲无疾而终，享年94岁。今天，是父亲逝世的百天，谨以此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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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天道酬勤（刘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