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余绍宋先生主编的《金石书画》在当时颇具影响。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承袭旧版之气息，浙博策展人和研究者精心策划，为大家呈现一版更精彩的新版《金石书画》。
本次展览，不仅有浙博馆藏精品，还融合了国内私人收藏大家的的丰富资源。每一件被我们选中的展品，背后都浓缩了一个时代和一段往事。若有些许好奇，且听小编慢慢道来——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展品，是一件貌似走错了展厅的路痴文物╮(╯▽╰)╭，好好的不在埃及待着，怎么跑到我大浙博来了呢？
说起埃及，那似乎是一个遥远的国度，神秘而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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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今天，在国内的博物馆里也找不出几件古埃及的石碑，为什么清代会惊现古埃及石刻的拓本呢？
谈到这幅拓本，我们必须要先讲一讲拓本的主人——端方。端方何许人也？说他是晚清大臣大家或许不以为然，其实，他还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创始人，以及戊戌变法、晚清君主立宪制的坚决拥护者。
而这块古埃及石刻的故事，就发生在晚清预备立宪的这段时间里。
金石学在我国自东周时期就已萌芽，但其真正成熟则是在清代。受乾嘉学派影响，金石学进入鼎盛，其研究的对象也从早期的青铜器、碑刻等扩大到了铜镜、兵符、砖瓦、封泥以至甲骨和简牍。
尤其是到了清晚期，金石学的白热化使得遍地都是金石学家，而端方就是其中一个。于是很快的，国内的东西玩完了，就开始玩海外的东西，先是从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下手，随后就发展到了更远的一些国家。
端方是晚清最著名的大收藏家之一，什么钟鼎彝器、碑版石刻早早的就看腻了，于是就动起了外国古董的脑筋。
说来也巧，1905年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他就是其中一员。在游历美、英、法、比等九国期间，他广肆搜罗了大批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
而在回来的路上，这艘小船飘啊飘的就飘到了埃及的开罗。端总督的眼睛也是尖，就在途径开罗的几天里，端总督偶然发现了这些带着奇怪象形文字的古埃及石刻造像。这挖到宝的兴奋不亚于捡到五个亿呀，于是端总督硬是买下了他们，兴冲冲地运回了国。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这些古埃及石刻到了中国，立马引起了金石学圈的轰动。这些学者大多是有两把刷子的，陌生的东西总是让人欲罢不能。
于是，一些学者感叹其书法古拙，便对其文字艺术爱不释手，甚至用作了练笔的摹本。还有一些学者则从其文字的本源上一再探索，竟联想到了埃及文字和中国文字在本源上是相通的，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考据和争论。
于是，在晚清时期，研习古埃及石刻一度成为金石界的潮流。
孙诒让在获赠拓片后，曾在信中提到：“前见埃及古象形字，奇诡不易辨……前年得见河南汤阴新出龟甲文数千片，内有象形字十余，果与埃及文相类……”
这段话也见证了当时金石学家对这两种文字形态的好奇与思考。
都说物是人非事事休，一百年过去了，如今这些埃及石刻已不知辗转谁手，而留下的几幅拓本却让我们得以看到那段磅礴历史中一群会玩的“城里人”，这就是本次《金石书画》展览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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