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界限：创新是如何被扼杀的》，【美】杰拉德·弗拉格、大卫·巴伦著，蒋子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8月第1版。
《城市的界限：创新是如何被扼杀的》，这本书的书名“忽悠”了我一下。我原指望它谈的是，自一般意义上来讲，一座城市的创新能力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又容易被那些力量扼杀。可是，它却是以美国的波士顿、纽约、亚特兰大、芝加哥、丹佛、旧金山、西雅图这七座城市为对象，探讨在区域自治、政府城规开支、土地开发利用、地方教育等问题上，美国州立法是如何促进和限制城市发展的。
不过，大年初二翻了翻书中“城市未来”部分，仍然有很大收获。作者认为二十一世纪已经开启了新的城市未来时代，每座城市都面临着选择自己未来的发展模式。书中给出了未来的四种城市：
一，全球城市；
二，旅游城市；
三，中产阶级城市；
四，区域性城市。
我当然对“全球城市”这一章最感兴趣，因为我生活的这座城市，深圳，已经给自己设立了“全球城市”发展目标，规范表述如下：
“2030年，深圳将建成引领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创新城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跃上新台阶；2035年，深圳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成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深圳将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那么，什么是“全球城市”？
曾提出过“世界城市假说”的约翰·弗里德曼认为，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特征——资本流动性大大提高、旅行时间大幅缩短、通信技术空前发展、国内国际大规模移民，正在让城市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经济的关键职能，将集中在特定城市。商业领袖会把公司迁往世界城市，以获得参与全球有效市场的各种不可或缺的服务。是需求决定城市的等级，而全球化对一个特定城市的需求，决定了这些城市在全球城市系列中的等级。
成为世界城市的标准仍然充满争议，但是，本书作者认定，城市在国际金融中的角色，是大家都认可的一个因素。
按《全球城市》一书作者萨森的分析，一个全球城市至少有如下四种功能：
一，是高度集中的世界经济组织指挥中心；
二，是金融和专业服务公司的重要据点，这些公司取代制造业成为了主要的经济部门；
三，是众多创新产业包括创新产品的生产地点；
四，是创新产品的市场。
这本《城市的界限》的作者在对全球城市目标的认定上，其立场与萨森等有所不同。他们更关注城市政府的政策，即城市政府所追求的全球城市究竟包括什么样的目标。这些目标起码包括：
成为国际金融机构、创新企业家和相关服务（律师、会计、咨询等）选址的理想场所；
确保国际交通便捷，有与全世界主要中心城市往来便利的主要机场，有能提供良好服务的港口。
为从事金融及相关活动的人提供适当的办公和生活环境。
先进的通讯基础设施（高速互联网和宽带）、快速的许可与建设审批和低税收的环境。
足够的文化设施和社区。
公立学校的质量和保障性住房的配套。
……
现在明白我为什么关注全球城市这一议题了吧：文化设施、文化社区等城市文化发展会影响一个城市能否成为真正的全球城市。可惜在这一方面，作者没有详细阐述。我会继续追踪这一方面的城市文献。
深圳拥有成为全球城市的多个条件或者说多方面潜力，但是，若真想完全实现自己的发展愿景，如期成为“全球标杆城市”，深圳目前最需着力的，是继续加大文化硬件建设力度，聚集更多更优质的文化资源，形成更加多元化的文化社区（街区），设法让创新人才乐意安居在此，让创意带来的财富在此尽情涌流。
或者说，能不能成为全球城市，最终要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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